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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印:集体制时期中国农民的日常劳动策略

更新时间:2011-11-13 17:02:13
作者: 李怀印  

  常屈从于他们的压力。对于自己的家人以及要好的村民,在安排农活以及记工时,也时有偏袒的现象。尽管他对每个社员都摆着一付笑脸,却很少赢得社员们的尊敬。数年下来,队里的状况没有任何起色,超支户越来越多。大队领导终于在1976年将其撤职。

  由于队里没有合适的人选,大队让相邻的第八生产队的一位副队长做了十一队的“跨队”队长。此人“个性”强,“脾气大”,动不动便骂人。由于大队领导确保其全年工分和实际收入不低于其他各队队长的平均标准,队里经营状况的好坏,不影响他个人的收入,因此,比起其前任来,这位新来的外队队长,显得更加不负责任。据说,每天一大早,他便把所有劳力像“赶羊群”一样,吆喝到田里做“早工”,然后悄悄地回家,给自己的家人做早饭。白天很少呆在田头。上午也是早早地回家准备午饭。每天傍晚,都要拖到五六点钟,才姗姗来迟,到田头露个面,给社员们草草地验收以下农活。打工分时“说一不二”,毫无商量的余地。结果社员们普遍感到失望,劳动劲头不大。年底核算时,该队的工分值,仅为每个劳动日(10分工)0.38元,为该队历史最低水平。

  因此,这位跨队队长只干了一年,便被撤职。新任命的十一队队长,是该队原来的队会计。新队长有三个孩子,妻子体弱,家庭经济困难。由于没有别的什么收入来源,主要靠集体分配,对他来说,只有把生产队搞好,自身的经济状况才会有所好转。同时他本人还想入党、提升,搞好集体生产是证明个人能力、达到其目的的最好途径。因此,上任之后,他便尽可能多地采用计件制,一心一意抓农活质量。比如,在男劳力挑泥渣时,队长要求泥渣分布均匀,每两公尺摆放一担泥渣,否则便要减工分。这样的严格要求,自然会得罪一些人。据说,队长家的鸡就曾因此被人毒死几只。不过,全队的农活质量和劳动效率明显提高了。年终分配时,工分值也从1976年的每劳动日0.38元稳步上升到1977年的0.54元和1979年的0.84 元。队长终于把自己的威望建立起来,社员们也开始适应他的严格要求。调皮捣蛋、开小差的少了。碰到农活质量未达标,队长要求返工的情况,社员们也不再有什么怨言。作为奖励,县政府让他出席了在南京召开的1979年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同时提拔他为全大队的大队长,并给以预备党员资格。

  这些实例显示,生产队长在劳动管理中起到关键作用;集体生产在不同队长的领导下,表现大不一样。需要强调的是,由于大部分生产队长都是从本队社员中选拔的,他们不会像上面所提到的跨队队长那样,对集体生产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另一方面,他们很少会像那位后来成为大队长的队长那样企求入党、提拔;对他们来说,这样的机会毕竟太少了。同时,对社员要求太严,也不能给自己带来什么直接的个人利益。不过,他们又不能干得太差,因为那样将会丢掉队长的位子以及由此而来的高工分和各种好处。因此,在通常情况下,他们既不可能、且又认为没有必要对社员进行紧密的监督、并严格地按照要求验活、记工。他们从社员们那里所期盼的,乃是跟往常一般的“说得过去”的农活质量;这个既不太好又不太差的实用标准,足以确保集体生产得以正常运行,同时也能为大多数社员所接受。

  

  挣工分的日常策略

  

  计件制下的策略

  

  秦村的社员们在参加集体生产时,采取了两种挣工分的策略。一是在工分标准上,跟队长讨价还价。这种策略之所以成为可能,因为政府并没有为各种农活制定统一的劳动报酬标准。而各地自然环境和经济社会条件的显著差别,也使政府无法制定并实施统一的工分标准。有些生产队地多人少,灌溉系统发达,产量高,人均收入也高;另外一些队的情形可能正好相反。政府只好让生产队各自决定自己的工分标准。通常情况下,在每天出工之前,队长会告知社员当天的劳动任务和工分报酬。如果这些报酬标准看上去正常、公平的话,社员们会自然而然的接受。但是,如果队长的威望不高,个性软弱,不愿跟社员争吵,或者本身存在包庇少数人的现象,就很可能会有社员站出来,在工分标准问题上跟队长发生争执。

  导致社员跟队长讨价还价的另一个因素,是劳动力的供求关系。比如在1960年代中晚期的秦村,那些身强力壮、能干重活的成年男性,人数有限,而且多来自陈姓各户。这些陈氏兄弟们往往串通一气,要求队长给大工分,否则不接受任务。他们在挑泥渣时,要求每立方米给6分工,比通常标准多出2分。在没有其他劳力可以依靠的情况下,队长不得不让步。但是到了70年代,其他各姓的一批男子成长为青壮劳力。队长不再对陈姓劳力退让,工分也回到原来的正常水平。

  有时讨价还价没有结果,会发展为罢工。那些拒不接受队长工分标准的男性劳力,会把扁担、泥兜扔在地上,大伙儿都坐到田埂上抽烟、聊天,等待队长让步。如果队长拒不让步,他们很可能会坐等在那里,直至中午回家吃饭。回到家中,往往会被妻子埋怨一场,因为白费半天时间,一分工也没赚到手。吃完饭,大多数男劳力只好乖乖地回到田头,而队长也会照顾他们的面子,把工分稍增加一点。

  挣工分的另一种策略是干活时只讲数量,不讲质量,这在按件记工时尤为可能。以挖墒为例。那些干活“毛躁”的社员,挖土可能只有12厘米深,而不是标准的20厘米。挖出的泥块,也随意搁在墒沟两侧,而未被捣碎。沟底可能还剩有大大小小的泥块,未被清理干净。整个墒沟看上去弯弯扭扭,而不是成一条直线。如此下来,他们每人每天可以挖五条墒沟,每条长达150米。按每条墒沟8分工计算,每人每天可挣40分工!而那些老老实实干活的社员,每人每天只能完成两条墒沟,挣16分工。

  这里需要讨论的是,在计件制下,这种农活质量低下的现象,究竟会达到多大程度?秦村的一些老年村民在回忆当年集体干活的情形时,承认这种现象时有发生,但也指出有几种因素在起制约作用。首先是社员自己之间的相互监督、较劲。集体劳动时,社员并不是只管自己干活,而是彼此之间相互盯着,有时甚至盯得很紧。谁要是干的太快或者太慢,都会遭到大伙的冷嘲热讽或者埋怨,因为队长会把那些干的好、干的快的,当作尺杆,在验收农活和记工时,以同样标准要求其他社员。如果某人干活粗心大意,只图赶进度,工分比别人多出许多,也会导致众人不服。因此,通常情况下,大伙在一起干活时,都会保持差不多的进度,农活质量也相差无几。这种“同伴压力”,在同一年龄组或者同等劳力的社员之间,尤为明显。当然,每个社员的体力和劳动能力不尽相同。如果某人干得快,而且质量确实不比别人差,众人还是能够接受的。但这种人往往成为大伙嫉妒的对象,并不受欢迎。那些能力差、干得慢的少数社员,往往会受到别人讥笑,在同伴中说话毫无分量,处不到朋友或姐妹。

  另一个制约因素是生产队干部尤其是队长的监督。队长不可能成天盯着每个社员,因为全队往往有一百多个劳力(秦村十一队在1970年代中期有148个正劳力和半劳力)。严密的监督既没可能,也没有必要。对队长来说,最关键的在验收和记工时坚持自己所要求的质量标准。

  第三个因素是社员们对集体生产劳动的一些共同认知。当问及干部的监督到底有多大作用时,不少村民表示,他们在干活时并没有感到来自干部 的什么压力,因为大部分时间并没有干部站在一旁盯着。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在集体干活,主要靠个人“自觉”,不是靠干部监督。队长在通常情况下,也把社员的这种“自觉”看成自然而然的事。每天早上或下午分派劳动任务时,队长通常并不需要向社员解释,某项农活应如何去做,该达到怎样的质量。他只要交待不同劳动力的社员,今天到哪里干活,去干什么,怎样计工。至于怎样干活,对于无论干部还是社员,都是不言自明的。对于大多数普普通通的农活,无论干部还是社员,在农活质量上都有一种共识。这些农活,社员们通常不会像在自家的自留地上,精雕细凿,绣花般的下功夫。但是也不会搞大呼隆,干得一团糟,而是他们所谓的“大体上说的过去”。这种“说得过去”的标准,就是干部在验收农活时的最低尺度。如果达到这个标准,干部通常都会照样给社员记工分,而不会为难他们。无论干部还是普通村民,在回忆生产队集体劳动时,都承认“大呼隆”(也就是蛮干一通,只求数量、不讲质量)有时的确会发生在少数人身上,但是他们都不同意当时普遍存在“大呼隆”的说法,认为果真如此, “恐怕生产队早就撑不住了”。事实上,在集体化时期的大部分年份,生产队的粮食总产都是在增长的。社员们之所以在集体劳动时,必须适当注意农活质量,不仅因为队长在记工时要验收,而且各家各户的粮食和现金收入,也主要来自集体。集体生产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利益。这里,队长与社员的关系,并不等同于雇主与雇员的关系,或者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关系。他们同属于一个集体,分享着共同的利益。双方都要负起最起码的责任,确保共同利益的生产和维持。难怪那些年长的社员,每当看到那些刚参加劳动的年轻人有不负责任的行为时,都会主动训斥一番。一旦发现有外人破坏本队的集体财产,社员们也会主动加以制止,或者向生产队或大队干部报告。

  

  计时制下的策略

  

  除了那些紧要、繁重的农活之外,生产队还有大量的并不那么费力的普通农活,诸如手工选棉种、用锄头除草、用钉耙碎地、剪除棉花公枝、摘瓜果、参加生产队或大队会议等等。社员们通常可以毫无困难地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这些任务。队长在布置这些农活时,觉得并没有必要使用计件工分制。他只会告诉社员,他们要在何时何地做某项活计,完成后每人拿几分工。比如秦村十一队在1977年9月23日的工分簿上显示,当天有11名女青年参加“园艺”劳动,每人都得了8分工。同日上午,还有26名妇女到公社医院检查身体,每人拿了3.5分工。

  前文已经提到,队长在派活时,只要有可能,都情愿使用简便易行的计时制。在农活比较简单、人人皆可胜任的情况下,社员们也情愿使用计时制,而非计件制,因为在计时制下,不存在赶进度的问题,社员们可以在相对轻松的气氛中一起干活。那些平时体力较差、干重活时无法跟强壮劳力竞争的人,尤其喜欢计时制,因为他们终于有机会和那些大劳力一起,拿到同样的工分。

  村民们在回忆时都同意,在计时制下,农活的质量总体上要好于在计件制下干活。由于在计时制下,同等劳力的社员在做同样的农活时,都拿同样的工分,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竞争,所以他们有更多的时间留心农活的质量。干部也觉得没有监督的必要,因为社员们都知道怎样去做这些最普通不过的农活。不过,如果干部完全放弃其监督的责任,那么在社员中间出现“开小差”的现象也是有可能的。一旦有个别社员带头开小差,其他人也会跟在后面“磨洋工”,情形如同村民所说的“放野鸭”一般,劳动效率大受影响。这种情况,在社员干重活、本该使用计件制、实际上却是使用计时制的时候,尤为突出。因为在计时制下,多劳不能多得,社员很少愿意卖力干活,结果出现“出工不出力”的现象。

  由此可见,不同的劳动报酬制度,会在不同的情况下,对社员劳动效率产生复杂的影响,不宜一概而论。在计件制下,村民们无疑想增加劳动投入,多劳多得。但如果干部疏忽了自己在监督、验收、记工的责任,就会导致社员只求数量,忽视质量。因此,计件制如果使用不当,并不一定能提高生产效率。另一方面,计时制如果应用到适当的农活上,如果干部在劳动管理上方法得当,也不一定会导致效率低下。这里,生产队干部在派活、监督、记工上的领导技能,以及社员之间的相互竞争、监督、共识,都在集体生产的不成文的行为规范(work norms)形成过程中,起到一定的作用。

  当然,这并不是说,国家政策和劳动报酬制度,不如生产队内部无形的规则、观念来得重要。国家的干预,尤其是在劳动报酬方面极端平均主义制度的实施,会对集体生产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这在1960年代后期文革高潮期间,尤为明显。当时,人们把计件制批评为“物质刺激”、“工分挂帅”,因而以“大寨式”记工法取而代之。在“大寨式”制度下,每位社员都由生产队干部和其他社员根据其日常劳动能力和政治表现,定期(每个月或数月一次)评定其“基本工分”。评定之后,不管干怎样的农活,也不管质量好坏,只要出工一天,都能拿到自己的“基本工分”。大寨制实行之初,在秦村十一队的确收到效果。为了表明自己热爱集体,思想向上,从而在评定基本工分时收到积极评价,许多社员,尤其是女性,纷纷争当“无名英雄”。她们往往在傍晚散工之前相互约定行动计划。吃完晚饭后,待天色渐黑,便一起赶到田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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