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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永烈:关于田家英之死

更新时间:2011-11-11 16:32:49
作者: 叶永烈  

  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家英是少数几个站在正确路线方面的人。家英是最早提出包产到户并进行试点的人。1962年夏季,极左路线初步形成了,在北戴河会议上,家英是被点名批判为“右倾”的4个人之一。据我所知,家英是极个别的敢于当面批评毛主席的人。他勇敢地提醒主席不要在死后落骂名。可惜,毛主席没有听取他的劝告,反而说家英是“没有希望”的人了(有文字记录)。

  家英当面批评陈伯达是一贯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是伪君子,因而遭到陈伯达的忌恨。陈伯达多次在毛主席面前说家英的坏话。家英早就看穿了江青的恶劣品质,藐视江青,因而遭到江青的忌恨。在家英死前几个月里,江青策动了一系列严重打击家英的措施,实际上把家英当做敌我矛盾了……家英之死,对党是重大损失。他如果不死,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帮助会是很大的。

  

  【关锋谈田家英】

  

  我在1988年3月3日、10月31日及1990年7月13日采访关锋时,他也谈及田家英之死,着重谈田家英的死因。关锋不愿意录音,再三征得他的同意,录了6盒磁带。

  关锋跟我说起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一个多月,毛泽东说了一段从政治上严厉批判《海瑞罢官》的“最高指示”的来历。关锋说,那是1965年12月21日上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陈伯达、胡绳、艾思奇、关锋、田家英谈话。谈话从上午九时一直谈到十二时。在谈话中,毛泽东提及了前些天发表的两篇文章,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和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毛泽东说的一段话,后来被用黑体字印在成千上万份报刊上,被作为“最高指示”背诵: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两个根本对立的文件》,《红旗》杂志1967年第6期社论。)

  据关锋回忆,1965年4月,毛泽东在长沙时曾找5个人——陈伯达、胡绳、艾思奇、关锋、田家英谈话。半年之后,毛泽东在杭州,又找这5人谈话。当时,陈伯达已在杭州,住在大华饭店。关锋和胡绳、艾思奇、田家英于11月中旬飞抵杭州。

  毛泽东找他们,为的是要商谈“干部必读”的六本书,即为《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的中译本写序言。毛泽东已准备自己动手为《共产党宣言》写序言。就在这时,毛泽东和陈伯达忽然离开杭州,听说去上海了。后来关锋才知道,他们去上海出席“解决罗瑞卿”的那次紧急会议。毛返回杭州后,召集5人开会。一见面,毛泽东就说,昨夜睡得很好,今天可以多谈一些。毛泽东抽着烟,不停地谈着。艾思奇和关锋担任记录,好在毛讲话速度不快,而且中间因抽烟往往有停顿,艾和关几乎记下毛的每一句话。毛泽东谈笑风生,跟大家聊天。他最初谈对六本书的序言写作的一些意见,然后谈及为他编的《语录》。

  毛泽东的这段话,既表明了他对姚文元文章的评价,也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姚文经过几次三番修改后,并未送毛泽东审阅,就由江青、张春桥决定,在《文汇报》上发表。因为倘若最后的修改稿经毛泽东审阅,他怎么会说“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呢?他势必会说出他的这些意见,姚文元当会照毛泽东的意见在文中点明《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

  其实,毛泽东所说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倒并不是毛泽东“发明”的。“发明”权乃属康生。1964年下半年,江青再一次在毛泽东面前提及要批判《海瑞罢官》,毛泽东依然没有应允。江青求助于她的老同乡康生。康生深知如果说江青要批《海瑞罢官》,反而会使毛泽东投反对票。他擅长于“上纲”,煽动道:“主席,您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您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使我想及了也有人利用戏剧进行反党活动。吴晗的《海瑞罢官》,其实就影射主席罢了彭德怀的官。这出戏是货真价实的大毒草。”

  西子湖畔,毛泽东刚刚说毕那一席话,陈伯达迅即把毛泽东关于姚文元文章的评论,转告了江青。“主席这么重要的指示,要赶紧向全党传达。叫田家英马上把谈话记录稿整理出来!”江青催促道。

  43岁的田家英,在毛泽东身边已经工作了17个年头。这一回接到了整理毛泽东讲话的任务,而现场记录是艾思奇和关锋,他就只好说:“老艾、老关,请你们两位辛苦一下,整理主席谈话纪要。”关锋是快笔头,忙碌了一天,就写出了毛的谈话纪要。对于毛泽东谈及戚本禹、姚文元文章的那段话,他照录不误。关锋把纪要交给田家英。田家英看了之后,把毛泽东谈及戚本禹、姚文元的那段话删去了。纪要印出来,陈伯达一看,冒火了。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跳脚了。江青马上去问毛泽东:“那一段话,是你删的,还是田家英删的?”

   当江青查明是田家英删的,怒不可遏地骂道:“老右倾!”

  田家英删去了那段话,后来背上了“篡改毛主席指示”的罪名,以致被迫害而死——当然,田家英之死还有其它原因,但“篡改毛主席指示”是导致田自杀的重要原因。也正因为这样,关于田家英“篡改毛主席指示”,是一个重要历史事件。但是,关于这一事件却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

  尽管关锋是田家英的冤家对头,又是此事的告密者,而且在“文革”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毕竟是重要的当事人之一,他的叙述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陈伯达避谈田家英】

  

  在陈伯达去世前的1988年至1989年,我多次采访他。众所周知,他虽与田家英共事多年,但与田相左。所以他不愿意多谈田家英。陈伯达说,关锋所讲的记录如何整理,他不清楚,但是,田家英删去毛泽东关于戚本禹、姚文元的那段话,是确凿无疑的。

  陈伯达早年与田家英的关系还算不错。陈伯达与诸有仁离婚之后,与余文菲结合,生了一个儿子,田家英建议他为这个儿子取名陈小农──因为长子取名陈小达,就沿用这“小”字辈,而当时田家英分管农业,所以建议取名陈小农。(陈小农长大之后,觉得人家还称他“小农”,不舒服。于是,在1980年代初,趁他的户口从石家庄迁往北京的时候,改名陈晓农——作者注)陈伯达同意了。

  田家英十分欣赏包世臣的一句话:“每临行文,必慎所许,恒虑一字苟下,重诬后世。”(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一书中,将“恒虑一字苟下”误排为“恒虑一文苟下”。)意思是说写文章必须慎重,一个字的疏忽都会给后世造成严重的后果。其实,包世臣此言,出自《与陈孝廉金城书》,即写给陈金城的信。陈金城乃陈伯达的曾祖父。

  解放后,由于田家英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陈伯达常从田家英那里摸毛泽东的动向。毛的一句话,一个主意,一个动作,他都很注意,以便从中揣摩毛的心思。田家英看不惯他的这一套,跟他的关系开始紧张。陈伯达秘书姚洛跟田家英有些来往,陈伯达马上就很敏感,怀疑田家英是不是在背后搞他。他对姚洛说:“有人反映,你在背后搞你的‘老板’!”后来,姚洛被调走。在“文革”中,姚洛挨整。陈伯达要姚洛交代:“你和田家英是什么关系?!”直到这时,姚洛才明白他被调走的真正原因:原来,陈伯达早就对姚洛与田家英的接触生疑。陈伯达以己度人,因为他曾想通过田家英摸毛泽东的动态,因而担心田家英通过姚洛摸他的动态。调走了姚洛,由自己的老婆当秘书,陈伯达这才放心了……

  

  【与戚本禹聊及田家英】

  

  1988年8月20日,我在上海看望了戚本禹。我们聊了两个小时,直至中午12时整,有人来叫他吃中饭为止。

  我跟戚本禹的谈话无拘无束。他很健谈,思维敏锐,喜欢不时反问,而且看得出,他的消息相当灵通,各种书报都看。尤其关于“文革”的文章,他见到了,总要细看。他提到了香港报纸的一些报道,认为那是胡吹。他说,一家香港报纸称他是“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等,他告诉我,他根本没上过大学。他又提到四川一家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据说是“纪实”,实际上违背事实。那篇文章写了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一次重要谈话。在谈话中,毛泽东谈及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和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两篇文章。那篇文章说,毛泽东谈话时,戚本禹在侧……戚本禹告诉我,他当时并不在杭州。当时“在侧”的是陈伯达、胡绳、艾思奇、关锋和田家英五人。

  我告诉他,我请关锋谈了毛泽东那次杭州谈话的情况。戚本禹说,关锋的话是可靠的。毛泽东在杭州谈话提到姚文元和他的文章时,关锋在座,他不在座。因此,关锋的回忆是很重要的,是当事人。

  戚本禹说,像你这样采访当事人,那就很好。他思索了一下,又对我说:“我是学历史的,自己又有过那么一段曲折的历史。我的历史教训是,写文章要实事求是,这样才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你现在做的工作,是历史学家做的工作。”他也直率地问我:“从你的一些文章中可以看出,你是了解情况的,可是,有时往往避开某些事实不谈——这可能因为你的文章要公开发表,而要在现在公开发表,有些事不便谈,不得不这么做。”

  我说是有这样的情况。

  

  【“道义之交”李锐的回忆】

  

  我在1990年10月25日、2010年5月13日两度访问李锐,他称他与田家英乃“生死之交”、“道义之交”。

  李锐调到北京工作之后,决心“弃文从工”。不料,《中国青年》杂志得知李锐写了《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书,要在杂志上连载。当然,在团中央的机关刊物上连载关于毛泽东生平的文章,相当慎重。李锐推荐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把关”。于是《中国青年》编辑部就请田家英审稿,然后在《中国青年》上连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李锐推荐田家英来“把关”,是因为两人有着深厚的友谊。他们相识于延安。当年的延安,“莫道都穿粗布服,称呼同志一家人”。李锐在延安担任《解放日报》评论部组长,田家英则喜欢给《解放日报》写文章,差不多都是经李锐之手发表的。他俩意气相投,很快就成了挚友。

  1957年8月,《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上百万册。毛泽东是否从这个时候开始注意李锐,不得而知。

  李锐与田家英的友情最深。李锐回忆说:

  经常与田家英议论时政,忧心国事,臧否人物,乃至推敲文件。这是真正的交心,当然也是危险的交心。所谓“危险的交心”,就是有时难免对主公(这是我们谈话时,他对毛泽东的尊称)有所议论:除谈论老人家独到的长处外,还谈到短处。如说主公有任性之处,这是他有次同中央办公厅负责人谈到深夜时两人的同感。他还谈到主公常有出尔反尔之事,有时捉摸不定,高深莫测,令人无所措手足,真是很难侍候。今天跟上去了,也许明天挨批,还喜欢让人写检讨……

  李锐还忆及田家英一段尖锐的话:

  他说,他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准备向主公提三条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这是我们不止一次谈论过的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之事);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第三条他感触最深,谈过反右派前夕的一些情况。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李锐与田家英的“危险谈话”被人揭发,李锐遭到了批判。但李锐宣称那三条是他说的,田家英才涉险过关。从庐山回到北京后,田家英特地给李锐打电话,其中讲了这样一句话:“我们是道义之交。”据李锐说:“不幸被人听见,几天之后,我家中的电话就被拆除了。”

  我在1990年10月25日采访李锐时,曾经问他,这“不幸被人听见”是指谁?李锐的回答使我非常吃惊:他的前妻范元甄。

  范元甄跟李锐一样有着颇深的革命资历:1937年8月16岁的她加入中共。1939年2月调入重庆中共南方局党报《新华日报》任记者,18岁的她单纯而活泼,深受周恩来夫妇喜爱。然而在李锐“落难”时,范元甄居然向有关部门打小报告,把田家英也牵涉其中。田家英与李锐的关系如此密切,引起有关部门注意,从而怀疑在庐山上李锐宣称那三条是他说的实际上是为田家英开脱,从此使毛泽东对田家英产生不信任感。田家英自杀的祸根,恐怕也就在这时埋下。

  

  【“文革”传单中的田家英】

  

  田家英含冤而逝之后,由于他的情况特殊,并未在报刊上受到公开点名批判。“中央首长”接见红卫兵、造反派讲话时,才透露出批判田家英的信息。

  我查了“文革”期间种种“中央首长讲话”,发现谈田家英最多的是戚本禹。

  1967年1月9日下午戚本禹在全国政协礼堂接见北京农业大学师生时,在谈到包产到户时,这样点名批判田家英:“农办的领导人田家英,一个反革命分子……很积极的。这个人已经被揪出来了……”

  从戚本禹的讲话中可以看出,当时给田家英戴上的“帽子”是“反革命分子”。不过,戚本禹只说田家英“被揪出来了”,并未说已经自杀。

  1967年4月30日,陈伯达、戚本禹接待中央国务院联合接待室全体人员时,戚本禹在讲话中又谈及田家英:

  还有田家英,做了很多坏事,他提出“刘公还不造反哪?”所谓刘公就是刘少奇啊!“反了吧!还不反!”他就着急了,要跳出来。

  这一回,戚本禹把田家英跟刘少奇联系在一起进行“批判”。

  当时,就连1967年7月27日王光美写给中南海革命群众的检查中,提及田家英时,也不得不按照当时的“流行语”,称田家英为“反革命分子”:

  我去桃园是1963年11月,当时中央的第二个十条即关于农村社教运动若干政策的规定(草案)才发出,(直到1966年5月间揭发出彭真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后,我才知道这第二个十条(草案)是彭真跑了几个省以后,由彭真和反革命分子田家英等搞的)……

  第一次公开透露田家英自杀,是1970年1月24日周恩来总理与康生、江青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宣队代表时的讲话。这次接见,主要是谈打倒“王力、关锋、戚本禹”(即“王、关、戚”)。周恩来说:

  戚本禹是个野心家,是跑腿的,活动能力很强。他无孔不钻,文化方面他钻的地方最多。江青同志不让他去,他硬要去。他还到煤炭部、化工部,工厂也到了,工厂到二七车辆厂、首钢……杨成武那篇文章主席很不满意,大树特树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能注销,但戚本禹一定要登。后来登在第二版上,杨成武还不满意。戚本禹道歉,王力还给送像章慰问。互相勾结,暗地活动,以后才揭发出来。在中央办公厅有彭、陆、杨还有田家英,他完全是跟着田家英走的。田家英有很多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言论,派人搜他们的东西,别人的东西都收回来了,就田家英的没有收回来。有主席的手稿,丢了好多,是戚本禹串通的,第二天田就自杀灭口。

  从当年“文革传单”中可以看出,最初是戚本禹作为“中央首长”点名批判“反革命分子”田家英,而当戚本禹被打倒之后,又成了“跟着田家英走的”了。

  历史终于还田家英以清白。彭真、陆定一、杨尚昆以及杨成武的冤案也终于得以平反。来源: 《同舟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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