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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宗灵:拉德勃鲁赫的相对主义法学及其后期转变

更新时间:2011-11-10 10:15:21
作者: 沈宗灵 (进入专栏)  

  

  古斯塔夫·拉德勃鲁赫(Gustav Radbruch,1878年~1949年),德国法学家、政治家,曾任教于柯尼斯堡、基尔和海德堡大学;在1920年~1924年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出任魏玛共和国国会议员和司法部长。1933年纳粹党上台后,他被免去教职,1945年才重返海德堡大学任教。他的主要著作有《法学导论》(1907年)、《法律哲学》(1932年第3版)等。

  他的法学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有很大变化:战前,他是西方相对主义法学或新康德主义法学的主要代表之一;战后,他公开批评相对主义和实证主义法学,转向自然法学。这一转变有力地促进了战后新自然法学的流行。他的相对主义法学的主要思想渊源是康德的哲学以及新康德主义法学家施塔姆勒(R. Stammler,1856年~1915年)的法律思想。

  

  一、二元论和相对主义

  

  1.现实和价值

  拉德勃鲁赫的法学是以二元论和相对主义作为哲学基础的。他声称,他的哲学在方法论上有两个特征:二元论和相对主义(2)。

  哲学上的二元论一般主张世界有物质和精神两个独立来源。康德哲学就是二元论的代表。拉德勃鲁赫的相对主义法学就是从论述康德关于现实(reality)和价值(value)之分的学说开始的。他说,康德哲学认为,从实际是什么(what is)中不可能得出什么是有价值的、正确的或“应当是这样的”(ought to be)。“价值和存在(existence)这两种观点,像两个截然不同的、封闭的圆圈放在一起,这就是方法论上的二元论的实质”(3)。换一句话说,关于“应然”(ought)的陈述只能来自其他“应然”的陈述,而不能来自对存在事实的归纳。但在我们的直接经验中,事实和价值之分是模糊不明的。原始人将暴风雨看作神的警告;现代人则认为它是对自己外出打球或野餐计划的干扰。对我们来说,事情就是具有个人评价色彩的。只有通过精神的力量才能使现实和价值分开。我们体验到的人和事是受价值即有无价值的影响的,而没有想到这种有价值和无价值都来自我们自己,来自观察者,而不是来自哪个人和事本身。

  人们对价值会有四种态度。第一种是价值盲(value-blind),即不问价值,也即自然科学家研究自然界所采取的态度。第二种是评价(evaluating),即有意识地品评态度,也即价值哲学及其三个分支:逻辑学、伦理学和美学的特征。第三种是与价值有关的(valuerelating)态度,也即文化科学的态度,包括人文学、史学、社会科学等。第四种是克服价值(value-conquering)的态度,即宗教,它要求对人仁慈而不问其有何价值。第三、四种态度可以说是介乎第一、二种态度之间的,或者说是对它们的补充。与以上四种态度相应,有四个领域,即:存在(existence)、价值(value)、含义(meaning,即指价值的具体内容)和实质(essence,即指宗教已超脱价值和现实之分)。

  这里还应注意的是,价值不能得自现实,仅指逻辑关系而不是指因果关系。二元论并不是说现存事实对评价或判断不发生影响。评价行为无疑是现存事实,如评价人的社会环境,对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发生影响的结果。但我们这里讲的并不是讲现存事实和价值判断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是讲存在和价值之间的逻辑联系。

  2.法律科学、法律哲学和法律的宗教哲学

  拉德勃鲁赫又认为,从以上四种态度可以看出,有关法律的研究有法律科学、法律哲学和法律的宗教哲学三种。

  法律是人的创造物,只能根据人的理念,也即这种创造的目的或价值来理解。所以对任何法律现象不可能采取价值盲的观点。法律又是一种文化现象,即与价值有关的事实,所以对法律可以有三种观点:一种是关于价值的观点,即将法律看作一种文化事实,这是法律科学的特征;第二种是评价的观点,即将法律看作是文化价值,这是法律哲学的特征;或者克服价值的观点,这是法律的宗教哲学(例如早期基督教、天主教、新教的法律哲学)的特征(4)。

  3.相对主义

  拉德勃鲁赫从现实之分的二元论出发,阐述了他的相对主义。哲学上的相对主义通常指片面夸大事物和认识的相对性,从而排斥绝对性,抹煞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否认客观的是非标准,陷入可知论。

  他说,正因为应然的陈述只能由其他应然陈述来加以确认或证明,所以,“关于应然的最终陈述是不可能被证明的或作为公理的。人们不可能辨明而只能自称知道关于应然的最终陈述。因而在关于应然的最终陈述的相互对立的辩论中,在关于价值和世界的相互对立的观点之间,不可能有在科学上毫不含糊的决定。”(5)相对主义法律哲学无法使个人在相互对立的最终假设中系统地提出的法律观点避免作出选择。它只能限于向他充分提供各种可能的决定,但决定本身仍留待他本人的决心,诉诸他的良心。它之所以如此,就因为在他看来,对最终价值判断的回答一定是ignorabimus(我们不知道)。但即使回答是“不知道”,相对主义仍坚持它的方法的重要性,相信它至少由于系统地探讨了各种世界观的可能性,已为人们有朝一日作出的选择作了有用的准备工作。这也就是说,相对主义法律哲学虽然不能提供最终价值判断,但它可以确认为实现应当实现的目的的手段;可以澄清世界观的最终假设;可以系统地发挥可以设想的最终假设。

  所以,他的结合是相对主义的任务是:在特定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的范围内,就特定的最高价值判断而论,来决定任何价值判断是否正确而不是这种价值判断和这种价值观和世界观本身是否正确。同时,他也特别指出,相对主义属于理论理性而不是实践理性。它意味着对科学地确认最终决定的放弃,但并不放弃决定本身(6)。

  

  二、正义、功利和法律确定性

  

  1.法律的理念和概念

  拉德勃鲁赫认为,事物的最终价值是无法被证明的,但法律哲学和法律科学都应研究价值问题。在这里,他接受了新康德主义法学首创人施塔姆勒的学说,划分出法律的理念(idea)和法律的概念。法律的理念,即法律的价值。法律概念是一个文化概念,即与价值有关的现实的概念。这一现实的含义就是为法律价值也即法律理念服务。所以,“法律概念是以法律理念为定向的。”(7)

  法律概念即是为法律理念服务的一个现实,所以它具有评价和要求的心理学性质。从而也就代表了一种特殊的现实,即处于理念和其他现实之间的媒介物。它属于现实本身,但同时又高于其他现实。属于这类特殊现实的有良心,这是与道德理念相联系的文化现象,感觉(taste)与美学理念相联系;理性,与逻辑理念相联系。与法律理念相联系的现实现象是律令(precept)。这种律令既有实在性又有规范性;应与法律理念即正义有关,也就涉及人与人的关系,具有社会性;它与平等有关,因而具有一般性。总之,“法律律令的实质可概括为既是实在的又是规范的;既是社会的又是一般的。在这一意义上,法律的定义是人类共同生活的一般律令的总和。”(8)

  2.正义

  他认为,法律理念,即法律的价值,首先是指正义(justice)。正如罗马法学所指出的,“法律来自正义就像来自它的母亲,所以正义先于法律。”(9)正义是一种绝对价值,是一种不可能来自任何其他价值的价值。这里讲的正义是指衡量实在法的正义而不是指由实在法来衡量正义。从这一意义上讲,正义的意思是平等,但平等本身又有不同含义。亚里士多德曾区分出交换正义和分配正义。交换正义是事物之间的绝对平等,如劳动和报酬、损害和赔偿等。分配正义是指对待不同人之间的相对平等。例如按能力纳税、按需救济等。交换正义至少需要二人,相互关系是平等的,处于相互协调的关系。分配正义至少需要三人,其中一个高于其他二人之上,向他们授予利益或设定负担,处于上下属的关系。这也可以说,交换正义是私法正义,分配正义是公法正义。交换正义必须先要有分配正义的行为,所以分配正义是正义的原型。

  3.功利

  正义是法律的理念,但这并不是说,只要以正义为基础就可以将法律讲清楚。因为第一,仅靠正义不足以说明法律规则的具体内容。第二,正义要求平等的人平等对待;不同的人按照他们的不同地对待,但它并未表明谁应平等或不同以及如何对待他们。总之,正义仅规定了法律的形式而未决定内容。为了说明法律的内容,必须要加上法律理念的第二个因素,即功利(expediency)(10)。指的是对任何目的的合适性。

  拉德勃鲁赫在这里强调,讲法律的目的必须讲国家的目的。“因为法律或法律的主要部分是国家意志,而国家或国家的主要部分是法律的一种制度。所以法律目的和国家目的是不可分的”(11)同时,这里讲的法律目的并不是指以经验为主的陈述,而是指用以衡量法律的、法律目的的先验理念。因而我们必须考虑像正义那样的绝对价值,也即法律必须为其服务的正义以外的伦理价值。

  这种价值有三种:个人价值、集体价值和创造价值(work values)。与这三种价值相适应,有三种观点:个人主义的(iudividualistic)观点、超个人主义的(transindividualistic)观点和超人格的(transpersonal)观点。

  从个人主义观点来看,创造价值和集体价值服从人格价值。文化仅仅是培养人的手段,国家和法律仅仅是保护和促进个人的制度,是各个人之间的、类似合同的关系。但这里讲的合同并不是一个现实,而只是一个像康德所讲的理性观念。从超个人主义观点来看,人格价值和创造价值都服从集体价值。道德和文化服从国家和法律。因为国家和法律是高于个人之上的整体,类似有机体。在良好的国家中,整体并不是为成员存在的,而成员是为整体存在的。从超人格的观点来看,人格价值和集体价值都服从创造价值,道德、国家和法律都服从文化。国家和法律是个人对自我之外,共同劳动、共同创造的关系,并以创造者所造的建筑物来作为类比。这些创造者之所以合在一起既不是由于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整体,也不是由于使他们连结的直接关系,而是由于他们所表现的共同劳动以及从中产生的共同创造物。以上三种观点可以分别用三个口号来概括:自由(个人主义观点)、国家(超个人主义观点)和文化(超人格主义)(12)。

  4.政党的意识形态和法律哲学

  他认为,关于法律的价值,我们还可以从各政党的意识形态来加以分析。

  首先是个人主义(出发点是个人)。无政府主义从“单一的个人”(single one),即具体的自我出发的个人主义,它否认任何国家和法律。开明专制主义是另一种形式的个人主义。它企图用强力为各个人服务,即使违反他们的意志,它是以各个人的道德和理性为直接强制对象的个人主义。

  自由主义和民主对个人的看法不同于无政府主义和开明专制的看法。但自由主义和民主二者本身对个人的评价也有区别。从它们各自的最极端形式的对立来看,不仅程度不同,而且在类别上也不同。民主要求无条件服从多数意志;但自由主义要求在某些情况下有可能即使违反多数意志而仍保持个人意志。对自由主义来说,政治哲学思想的出发点是人权、基本权利、个人的自由权利,也就是在国家以前就已存在的自然自由。它们是随同应受无条件尊重的要求而被带入国家的,因为国家的任务及其根据就在于对它们的保护。“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13)与此相反,根据民主观点,先于国家的个人自由已由他完全交由国家意志,即多数派意见支配,因为他有机会参与多数派意志的形成并作为对这种机会的交换。正是由于这种基本观点的不同,从而导致自由主义和民主在政治组织上的极为不同的原则。这也涉及到对孟德斯鸠和卢梭之间的长期存在的被误解了的对立。自由主义敬重孟德斯鸠的分权学说,它想使君主和多数派(即议会)这两个专制主义追求者相互对抗以有利于个人自由的不受侵犯的权利。民主则根据卢梭学说否认分权,因为分权反对民主的目标本身即多数派的专制。结果就民主而论,个人价值是可以增加的,多数个人意志的价值超过少数个人。但自由主义则主张无限的个人价值,不论多么大的多数派意志也不能加以超越。

  除了自由和民主这两种个人主义外,还应加上社会个人主义或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起源于对政治、公民的平等和社会、经济不平等之间的对立状态的批判,而这种对立正是民主、自由个人主义的实质。社会主义要求消灭产生社会不平等的根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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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大法律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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