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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泰勒:公民与国家之间的距离

更新时间:2004-11-12 21:10:36
作者: 查尔斯·泰勒  

  条件(b)可以用完全客观的方式加以衡量。例如对某种立场的报导在报纸上占多少版面,或是在电视上曝光的时间。但我们若想超越于此,询问某种观点是否曾真正被倾听,或是否因为偏见而遭到事先打压或排挤,或是其倡导者未获承认,我们就不清楚这要如何加以评估。的确,对于真正彼此互不相关、只顾自己前途的个体,我们是会怀疑他们是否考虑过倾听他人的观点。在这样的世界中,你的观点如果没有获得支持就会被忽略,两者之间并无其它可能性。因此,获得同意是在此判别真正倾听的唯一标准。

    

  在共同体之中的情况则是相当不同的。在此,获得倾听的意思并不只是基于某次特定的交流,而是基于整体的关系。我们可以说,一个人之所以感受到自己的意见受到倾听,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受到了某种形式的评价,即使他的某些特定要求并未达成也没关系。至于是否受到倾听的感受,也端视他们的目标与公共目的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与团结在公共目的下的其它团体的目标之间的关系。在这个脉络下,对他而言某一提议遭到拒绝并不等于未被倾听。例如,在具有共同理解的状况下,我们可能会发现某一要求对于其它团体而言显得太高,而其它要求就比较容易达成。

    

  若是拒绝了容易的要求,的确会显得无异于拒绝那些提出要求的人。但若是反对前者,就比较容易为人接受。

    

  以上我仅就被倾听的感受来说明,但关键是,我们不能将感受与现实一刀两断。

    

  这并不是说感受不会出错,而是现实无法全然脱离参与者的理解,因为现实包含了整个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我们能够加以独立判断的事物,并不仅止于超越感受的状态。决定某一团体的主张是否受到倾听的因素包括许多方面,如该团体与大多数人民之间是否能分享共同的理解与尊重,以及对接纳其要求的难易度是否能达成共识。

    

  因此,大型社会的民主决策制定就有点像是公共领域;其成功与否和成员的自我理解有关。然而民主并不只像是公共领域。公共领域的运作显然主要着重在过程的参与。雅各宾式的民主标准以及客观利益的民主标准,则只要求我们以某种预设的标准,如普遍意志或个人利益等来衡量结果。若是我们扬弃这两种标准,则我们就不只要考虑结果,还要考虑过程。这就是上述条件(b)的意义所在,亦即在辩论中,公民的各种团体、形态、与阶级的意见真正得到倾听。然而,现在很清楚的是,在现代社会中,狭义的政治系统(政党、立法机构与政府等)是无法单独进行充分的辩论。仅在这些管道中进行辩论,会使广大的公民与团体置身局外。在我们所谓的公共领域中,也必须筛选过滤各种议题。公共领域是透过非直接隶属于政治系统的媒体,或政治立场中立的媒体,进行分散讨论的公共空间。

    

  众所周知,蓬勃发展的公共领域是民主的基本条件。这也就是为甚么连当代的极权政体也觉得非得要装模作样一番,就好象过去曾有过的许多例子一样。然而如今我们了解到,这不仅是因为自由的媒体能够扮演守门人的角色,小心翼翼地检视权力,在它逾越权限时发出警告。这项功能固然重要,但并不是全部。公共领域的媒体品质与功能,还可以深深决定公共辩论的品质与范围。而揭发内幕的重要功能更赋予媒体一种气息,这是其它任何功能所无法比拟的。水门事件的传奇已成为年轻一辈美国记者的梦想。然而毫无止境的挖掘内幕,却可能阻碍了对重要议题进行健全的辩论。正如最近美国大选的过程所显示的一样。

    

  以上这些对真正民主决策的说明,也暗示了民主决策可能失败的不同方式。条件(b)可能无法达成,不同的团体或阶级可能被排除在外,或是他们的声音没有受到真正的倾听,他们所关切的议题难以影响国家的计划。又或许是条件(a)无法达成,因为不同的团体、阶级或次级社团感觉自己被排拒在外,或是在其它方面不再认为自己与其它同胞能团结成为一个共同体,以共同的理解来做成决定。一个民主的社会——也就是一群「自主的人民」——会发现,他们创造真正民主决策的能力,会因为参与程度的降低或政治共同体的分裂而有所衰退。这两种失败的模式显然会紧密的相互作用,使彼此的效果更为加重。不过这两者在观念上是不同的。在某些案例中,其中之一可能会成为主导的力量。

  

  II

  

  我现在要说明民主过程中某些熟悉的失败类型,以及可能的补救之道。

    

  (1)第一种失败类型,是在大型、极权和官僚社会中常见的公民疏离感。这是我们刚才开始讨论的现象:普通公民对权力感到有极大的距离感。距离在此的形象是负面的:权力是无动于衷的。公民在面对统治机制时会有无力感。统治机制我行我素,罔顾普通公民的利益。人民的需求似乎求告无门。不论是决定大方向还是对关系个人的决策过程稍作调整,普通公民对决策过程似乎毫无影响力。只要有越多的事和越重大的事集中在遥远的中央政府手中,政府的办事程序便越官僚化。

    

  当然,中央集权的官僚权力并不表示政府完全依自己的方式办事。有力的游说也会干预并影响其决策过程。但这些游说也是远离普通公民,通常对人民的建言也是充耳不闻。

    

  这正是托克维尔警告的状况。他最后也谈到补救之道。其中包括了分散权力,将政府的某些功能下放到地方阶层来执行。在地方上动员人民来影响政策是比较可行的作法。

    

  然而过度的中央集权不但会造成政治系统的危机,同时也会影响公共领域。如同在政治领域一样,地方上所关切的事很难打动中央。因此,全国性的辩论可能就会集中在少数的大型媒体,而对地方上的建言无动于衷。例如,大家普遍感到,在主要电视网所进行的辩论,是由比较狭隘的团体与利益所形成的。它的推动者是在一个很难打进的象牙塔中闭门造车。其它的观点、其它的质问方式、其它的理念计划,是无法受到倾听的。

    

  托克维尔式的分权在公共领域也是必要的。的确,两者可以相互支持。若是重要议题能交由地方处理,便可提高地方媒体的重要性,而地方媒体则可转而将辩论焦点集中在这些影响所及的议题上。

    

  然而,这并不只是将一些议题下放到地方层次,并因此而受到地方性辩论的影响。全国性的辩论也会因为有效的地方公共领域而有所改变。在此,可行的模式似乎是将较小的公共领域寄宿在较大的公共领域中。地区性的公共领域对于整体是有意义的,它能影响全国性的公共领域的议程,奉献出属于这个社会本身的政治生活——政治分权的良好示范有助于公共领域的扩大。

    

  然而,除此之外还有其它形式的小领域。对于某些西方社会而言,由某些政党和社会运动所代表的类型,是十分重要的例子。它们就好象寄宿的公共领域(nested public sphere)一样,其内部的辩论也可以对外公开。于是,基于政党或运动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其内在辩论可以制定协助全国性的计划。有些政党便具有这样的功能。不过在最近几十年当中,最惊人的例子要算是某些「新社会运动」:例如女性主义运动(我们甚至可以称它是独一无二的),以及生态保护运动。这些运动影响政治过程的方式,与游说团体通常使用的方式大不相同。游说团体是以某种众所认可的立场来动员力量,但其内部的讨论却不对外公开。相反的,社会运动的内部辩论则是开放给所有的人。就是凭借着如此开诚布公以及全球性的影响力,使它们得以重新改造公共计划。这也就是为甚么我要称其为寄宿的公共领域。

    

  就某种程度而言,朝向中央集权与官僚化的趋势在现代社会中是无可避免的。

    

  这对民主是不利的,它使得条件(b)难以达成,而其所造成的恶梦情境,便是一个过度集权的政府。在一个充斥着有力精英说客与全国性电视网的环境中,他们对来自地方的声音充耳不闻。然而这个潮流可以藉由双重的分权而加以抵销:一是朝向地区性的社会,一是寄宿的公共领域。它们可以传达广大人民的声音,否则人民会觉得,除了年度的全国大选外,他们完全置身事外。

    

  我们在此所讨论的公共领域模式,显然与十八世纪原本的模式不同。不同的地方至少有两点。原本的模式似乎是设定一个单一的空间,而我在此所主张的则是彼此依存的多元化公共空间。在此固然有辩论国家政策的中央竞技场,但却不像是一元化国家的公共领域,反而像是联邦国家的中央政府。第二,必须缓解政治系统与公共领域间的鲜明界限。事实上,某些最有效的寄宿公共空间是政党和鼓吹运动,它们是存在于政治与公共领域间的灰色地带。在现代民主政治中,政治系统与公共领域间的界限必须尽可能开放。

    

  如果我们想要使公共领域能够扩大公共辩论的功能,我们就必须这样做。如果我们仍将其视为守门人和限制权力的力量,则旧有的模式似乎是对的。让全国电视网或具有全国性声望的报纸去对付当权者,显然是比较容易的。为了达到这项功能,由政治中立的大型有力机构来主导公共领域似乎是理想的选择,但它却可能破坏了真正的全国性辩论。

    

  (2)政治共同体内部的分裂同样会阻碍,甚至完全断绝民主决策的制定。发生分裂的方式有好几种。其中之一是「阶级战争」的形式,最低微的人民觉得自己的利益受到有系统的忽视或排拒。就这点而言,在大多数西方民主政体中(除了本身固有的理由外),以不同的「福利国家」措施所表达的团结形式,显然对维系民主社会的运作是十分重要的。

    

  另一种分裂则是由于一个团体或文化社团觉得自己未获大社会的肯定,于是便不愿依循大多数人民的共同理解来运作,因而产生脱离的要求。即使不脱离,也会造成伤害感和排拒感,使得要求倾听所有团体的条件(b)似乎不可能实现。在假定受到排斥的气氛下,未能完全达到要求的团体便觉得丝毫不被倾听。这种分裂一旦产生就难以处理,然而民主政治的首要目标之一便是要预防它的发生。这也就是为甚么确定所有团体受到倾听是极为重要的另一个原因。但在当今这个「多元化」的时代这是不容易达成的。

    

  (3)中央集权与分裂如果会产生我所谓的政治分化,则其效果会更为严重。

    

  如果集权与分裂会影响到政治的过程并改变其形式,则这种情况就会发生。人民对排斥感的反应可能会采取一种政治模式。这种模式所根据的信念,似乎是认为社会最好由互不相干的公民组成,与团体间的联系大概多半都是不好的。秉持这种信念的人民已接受了一种原子论世界观,将社会看成是个人及其生活计划的累积,并拒绝接受政治共同体的现实。这种反应非常容易发生,它也可能因为哲学上的排斥观点而更为加剧。例如马克思主义认为「资产阶级」社会因阶级战争而造成无法挽回的分裂。又例如女性主义认为,自由社会因父权主义而造成的无可补救的破坏,以致于政治共同体的任何信念在在都显示出可耻与欺骗。

    

  这种从排斥感中产生的政治,无论建立在现实的或哲学构想的基础上(它经常是二者的混合物),都是这样一种政治:它逃避在一种广泛的政策的基础上建立联盟,这种政策包含着一些有关普遍的善的理念。它的企求毋宁是激发群体对某种狭隘议题的要求,无视整体的图景及其对整个共同体的影响。任何以共同的善为基础来限制这种政治的祈求都会遭到怀疑。

    

  这就是我所谓的政治分裂,多数联盟的潜在选民的分裂,这种多数联盟存在于社会解决整体的主要问题多面向的计划背后,而政治分化则将这些潜在选民打散,让他们支持一个个目标狭隘的活动。每一种活动都会动员一群选民,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护卫自己的立场。

    

  我在此所描绘的景象有点像是托克维尔的理论,但却又与他有很大的差异。他所理解的是一种恶性循环,公民的冷漠会使得不负责任的政府权力更为扩大,进而加重人民的无助感,使得他们更为冷漠。但在循环的终点所存在的是他所谓的「柔性专制」,人民会被一个「极大的保护力量」所统治。

    

  托克维尔的「柔性专制」,主要在于与传统的专制暴政作出区分。然而他的描述听起来仍然具有十分传统的「专制」意味。现代民主社会似乎与此有很大的差距。

    

  因为现代民主社会中充斥着抗议、自由的创制以及对权威不敬的挑战。政府面对被统治者的愤怒与蔑视,确实也会不寒而栗。这些都会在选票中显示,而统治者也必须永远承受。

    

  但我们若能以略为不同的方式来看待托克维尔的恐惧,这种恐惧似乎就变得十分真实了。危机并不在于实际上的专制统治,而是在于我所谓的分裂。也就是人民越来越无法形成并实现一个共同目标。当人民越来越以原子的方式看待自己,亦即越来越无法与自己的同胞团结在共同的事业和忠诚的信念下,分裂便会产生。他们的确可能会在某些共同的事业中感觉到与他人的联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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