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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金伟:权力运行的脱节与中国政治信任的现状分析——基于厦门市的实证分析

更新时间:2011-11-02 15:15:35
作者: 姚金伟  

  

  “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了。”日前, 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针对温州高铁事故答记者问时,突然冒出了这句话,再次刺痛了民众敏感的神经。事实上,近年来由于官员腐败、社会贫富差距急剧扩大、食品与医疗丑闻、市场上假货泛滥、住楼倒塌、强拆民宅等问题层出不穷,导致政府的公信力不断损耗。官民对立、政府权威的堕落导致群体性事件频发,如2008年贵州“瓮安事件”、2009年湖北“石首事件”、2010年黑龙江富锦长春岭事件……这些突发事件的重要诱因即是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对公权力信任感的缺失。怀疑一切似乎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心理共识。中国社会科学院2011年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显示,从总体上看当代中国人的社会信任度正处于低值状态。

  

  一、政治信任与权力运行脱节的理论内涵

  

  (一)政治信任的理论内涵

  在国外,有关政治信任(political trust)的研究具有多种视角和理论:一,政治体系论。伊斯顿在《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认为信任属于对系统“隐性支持”的一种方式,当它输入政治系统时,就会与“支持”的三种取向(政治共同体、体制和当局)紧密关联,成为维系系统合法性的重要因素。二,社会资本论。社会资本是一种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的分析工具。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中用意大利的经验证明: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是民主运转的基本动力。三,社会行动论。巴伯的《信任:信任的逻辑与局限》,认为信任是个体在社会行动中行为预期、指向和选择的结果,政治体制是创造和维持公众社会期望的重要机制,其中的权威性角色和组织机构只有履行其信用、义务和责任,才能赢得公众信任。四,社会交换论。雅诺斯基在《公民与文明社会》中,认为市场中的有限交换不会产生信任,只有把有限交换的原则引入公民的政治权利和义务领域,才能维持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增强社会信任与团结。五,政治民主论。在沃伦的《民主与信任》论文集中,认为政治信任构成了民主制度良性运作的主观基础;其中不信任的制度安排对民主的实现具有重大意义。

  许多学者将政治信任界定为“民众对于政治组织(如政党)、政府机构(政府、国会)、军队等的信任” 。“当公民对政府及其机构、决策的总体状况以及独立的政治领导的评价为守信的、有效的、公正的和诚实的时候,政治信任便产生了。” 我们发现该概念更侧重一种操作化的界定,并没有对政治信任给出一个形而上的界定。罗素•哈丁认为“信任是一种暗含的利益表达机制。就某事而言,我信任你,意味着关于这件事我有理由期望你为了我的利益行事,而这理由就是以我的利益为基础”。据此,我们将“政治信任”界定为公民对政府或政治系统的作为将产生出与他们的期待相一致的结果的信念或信心 。

  政治信任意味着,公民的需要和利益能够被既定的政治系统所充分实现。“它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在最高层次上,指的是公民对待政治共同体( 国家)的态度; 在第二层次上,指的是公民对待政治制度以及国家机构的态度; 在第三层次上,指的是公民对待作为个体的政府官员的态度。由此出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公民政治信任的状况如何,即反映了公民对国家、政治制度、政府以及政府官员的态度。某种意义上,国家和政府的力量与权威就在于它拥有了公民的政治信任” 。

  (二)权力运行脱节的理论内涵

  西方思想家们对权力天然就抱有不信任的态度,所以他们关于权力有较为系统和全面的研究。对“权力运行的脱节”源自于伦理学的视角,反映出“价值——事实”选择上的困境。罗素在《权力论》中将权力解释为若干预期结果的产生,他认为“对于权力的爱好要使它结出善果,必须与权力以外的,某种有助于满足他人愿望的目的密切相关” ;丹尼斯•朗在其著作中提出了权力的两个属性:阶级性和社会性,权力的中断意味着权力偏执于其中某一方属性,重心失衡。他认为“如果权力未能达到基本的社会公共权力属性,就会出现社会秩序混乱,市场道德失范,物价飞涨等则会引起各阶层反对,进而造成对政府不信任,政治合法性降低,权力执行难度增加,权力的社会性、合法性即失真” ;罗德里克•马丁指出,权力运行中的的异化虽没有发展到影响到整个社会,没有发展成阶级间的大规模冲突斗争,但它对政局稳定仍有很大的危险性,仍是一种不良社会现象。如不加以及时制止,就会造成政局动荡,社会混乱 。

   国内学者关于权力运行的脱节或者说权力运行的中断的研究有四种视角:一、从权力传递过程出发,权力运行的中断是权力传递过程中的“裂变”。唐杰提出“权力的裂变”这一概念,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二、从权力运行时间出发,权力运行的中断是超出有效的作用时间。学者李景鹏从权力运行中时间因素的角度解释权力运行的中断 ;三、从权力的结构层次出发,权力运行的中断是公权力内生的异化。孙岩认为“权力运行的效率与权力运行的层次成反比,权力的分割会产生弊病,即权力传导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能量的消耗和方向的偏离和中断” ;四、从权力运行的权责关系出发,行政权力的中断主要指权责脱节。石亚军认为“我国行政权力运行机制存在行政权责相脱节的问题,体现在各种权力主体在在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中存在的权力关系与责任关系的失衡上,权力大者在“集权”的的同时将责任外推,权责出现很明显的剪刀差” 。

  

  二、政治信任的测量与数据分布

  

  (一)政治信任的测量

   政治信任度的测量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任务,波兰学者彼得•什托姆普卡曾提出诊断一个社会缺乏政治信任的三种指标体系: 信任的功能替代品、 行为指标、 言辞指标 。影响政治信任的相关变量研究。作为公民与政治系统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政治信任受到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也就是说,决定政治信任与否的变量有很多。这些因素诸如政治制度形态、公共政策性质、政治及行政行为的规范程度、社会意识形态、政治文化传统等等 。通过翻阅诸如胡荣、陈炳辉、马得勇等做政治信任的量化研究的学者们的文章,综合各种因素,我们通过以下五方面的内容来测量政治信任度:各级政府满意度、政府各部门满意度、改革预期、政府信息信任度、官员印象。

  问卷主要通过李克特量表来对公民的政治信任以及影响因素进行测量和分析。对公民政治信任的测量是一个艰巨的任务,综合各种因素,我们通过以下五方面的内容来测量政治信任度:各级政府满意度、政府各部门满意度、改革预期、政府信息信任度、官员印象。至于影响公民政治信任的因素,我们主要关心政权的封闭性、官方舆论的宣传以及威权主义的心理对政治信任度的影响。

  对于这些抽象的概念,我们通过具体的问题进行测量。在对构成政治信任度的五项内容进行的测量,对各级政府满意度的测量包括五道问题,其他四方面内容,每方面都包括六道题。至于影响政治信任度的三个因素,每个因素的测量都包括六道问题。

  除对“改革预期”这一因素的测量中,每道题对赞同该说法的程度分了5个层级,其他各部分都对每道问题的满意度或者赞同程度进行了六个层次的划分。在分值的赋予方面,每道题赋予5分。以“满意度”为例,“非常满意”=5、“比较满意”=4、“有点满意”=3、“有点不满意”=2、“比较不满意”=1、“非常不满意”=0。然后汇集起来,算出每部分的得分。而政治信任度的得分就等于五部分内容的成绩之和。至于影响政治信任度的那三个观察对象则仅求出各部分的得分即可。

  通过SPSS软件进行数据的描述和分析。在数据的描述上则主要观察均值、标准差、T值、F值、调整后的R平方值。在分析方法上,采用因子分析,对每部分进行因子分析,并作因子间的相关关系分析和回归。另外还采用线性回归的方法,进行模型的构建。鉴于SPSS所做数据过于凌乱,我们又重新进行了格式上的整理和调整;由于SPSS所做图形打印效果不佳,为了更加清晰、直观的表现相关内容,我们又在Excell软件上进行了进一步的加工和处理。以下我们将展示对问卷数据所做的描述和分析。同时加上了对问题的发现和解释,这是一个充满乐趣的探索与发现的过程。

  

  (二)调查数据分布与分析

  本项研究的数据源于2011年暑假的课题调研数据。本课题于2011年6月——10月在厦门市展开调研。调查地区涵盖了厦门市六个行政区十二个点,分别是同安区云洋村、同安区云埔村、同安区店仔村、翔安区诗坂村、湖里区古塘龙村、湖里区神山社区、集美区霞梧社区、集美区浒井社区、思明区曾厝垵社区、思明区上李社区、海沧区石塘村、海沧区霞阳社区。每个社区预期问卷数量是75份,预期总的问卷数量是900份,而实际回收问卷数量也是900份。在后期问卷的清洗过程中,我们进行了严格的也是令人无比伤痛的清洗,每份问卷但凡空缺5道题目及以上一律作废,最终清除了102份问卷,剩下有效问卷798份。具体分布见表1 :

  表1.调查地点及问卷分布

  调查地点 预期/回收问卷数 实际有效问卷 有效问卷率

  同安 云洋村 75 67 89.33%

  同安 云埔村 75 70 93.33%

  同安 店仔村 75 61 81.33%

  翔安 诗坂村 75 68 90.67%

  湖里 古塘龙村 75 67 89.33%

  湖里 神山社区 75 64 85.33%

  集美 霞梧社区 75 69 92%

  集美 浒井社区 75 67 89.33%

  思明 曾厝垵社区 75 66 88%

  思明 上李社区 75 65 86.67%

  海沧 石塘村 75 68 90.67%

  海沧 霞阳社区 75 66 88%

  总计 900 798 88.67%

  此次调查依据厦门市岛内外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厦门市的行政区划采用分层抽样的抽样方法。第一层采用普查以及等额抽样的抽样方法,即对厦门市六个区均进行150份抽样;第二层采用典型调查的研究方法,在每个区选取典型的街道进行进一步的抽样;第三层采用典型抽样的方法,在所抽选的街道再采用典型抽样的方法进行抽样,选取社会底层群众密集聚居的调查地点;第四层在所选取的调查地点采用随机调查的原则进行调查。在调查过程中,我们严格按照我们对社会底层的概念界定选取被调查对象,目的在于扩大调查群体的广泛性,提高受调查群体的代表性,以此希望增强研究的真实性。见表2:

  表2.调查街道及问卷分布

  行政区 同安区 翔安区 海沧区

  街道/镇 莲花镇 五显镇 新圩镇 海沧街道 新阳街道

  村、社区 云洋村、云埔村 店仔村 诗坂村 石塘村 霞阳社区

  样本数 225 75 150

  行政区 集美区 湖里区 思明区

  街道 侨英街道 殿前街道 滨海街道

  村、社区 浒井社区 霞梧社区 神山社区 古塘龙村

   (马垄社区) 上李社区 曾厝垵社区

  样本数 150 150 150

  调查样本的比例构成,基本上符合2009年厦门市公布的统计资料,也基本符合我们的预期,样本具有较高的代表性,能够体现厦门市270万居民的意愿,因而调查结果具有相当大的说服力。此次课题研究是基于厦门市270万居民的实证研究,样本的代表性较高。具体见表3:

  表3.人口特征与社会特征统计表(%)

  性别 男59.90 女40.10

  年龄 20岁以下13.91 21-30岁46.12 31-40岁18.42

   41-50岁12.91 51岁以上8.40

  民族 汉96.24 少数民族3.76

  宗教信仰 无57.64 佛33.96 其他8.4

  政治面貌 群众70.05 党员7.64 共青团员22.68

  婚姻状况 未婚42.48 已婚56.89 其他0.75

  孩子数量 0个44.74 1个31.58 2个17.29

   3个及以上6.64

  户籍 本省城市20.18 本省农村48.62 外省城市10.90

   外省农村20.43

  教育程度 小学以下11.53 初中37.72 高中44.11

   本科及以上7.02

  职业 服务业从业人员18.55 农业从业人员10.65 工业从业人员7.52

   个体户18 其他45.49

  月收入 1000元以下12.53 1001-2000元32.96 2001-3000元26.69

   3001-4000元9.52 4001元以上9.(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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