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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明:地震中建筑工程质量缺陷的民事责任探讨

更新时间:2011-10-28 15:47:24
作者: 王利明 (进入专栏)  

  此时可以采用“删除说”(theeliminationtheory),即在判断因果关系时,将被告的行为从损害发生的整个事件进行的过程中完全排除,而其他条件不变,如果在排除以后,损害结果仍然发生,则被告的行为就不是损害发生的不可欠缺的条件。反之,如果将被告的行为从损害发生的整个事件进行的过程中完全排除以后,损害结果不可能发生,或以完全不相同的方式发生,则被告的行为就是损害发生的原因[6]。例如,有些房屋恰好处于地震带上,此时,即使工程质量没有问题也会倒塌,就不应当认定侵权责任。但是,如果房屋不是处于地震带上,周边的房屋都没有倒塌,甚至是完好的,仅有部分房屋倒塌,就可以考虑认定因果关系的存在。第二,考虑地质结构的区别。即使在同一区域的建筑物,因为地基的地质结构不同,在地震中所受到的影响也不同,因此,导致损害程度不同,这也导致因果关系判断的复杂性。如果是因为地质结构的原因,仍然可能否定因果关系的存在。第三,考虑工程是否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例如,建筑物的抗震级别明显低于国家要求的标准,或者有充足的证据证明施工中存在严重的偷工减料等违法行为。需要指出的是,因果关系的判断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不能草率地下结论。毕竟,此次大地震所产生的“无坚不摧”的巨大破坏力是造成建筑物大量倒塌的主要原因,因此,不能把房屋的倒塌全部简单地归咎于建筑质量问题。但是,我们也不能据此完全否定工程质量对于建筑物倒塌的作用。

  3.免责事由

  免责事由,是指减轻或者免除行为人责任的原因。毫无疑问,不可抗力是大地震中侵权责任的主要免责事由。我国《民法通则》第107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或者造成他人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而该法第153条进一步解释了“不可抗力”,即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地震作为不可抗力,这是没有争议的。问题在于,如果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存在过错,同时,又可以认定不可抗力的存在,此时,是否要进行原因力的区分。原因力的确定与比较也是因果关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它通常是指在数个行为致他人损害的情况下,通过原因力的确定与比较来确定责任或责任的范围。一般来说,原因力的确定与比较大多是服务于责任范围的确定以及责任的分担,属于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申言之,在责任归属的因果关系已经确定的前提下,通过原因力的确定,以正确确定责任的范围以及各个责任人之间如何分担责任。这就是说,虽然地震是免责事由,但是,它是否会导致责任的完全免除,则要考虑其对于损害发生的影响和影响的程度,而不能认为地震是不可抗力就导致全部免责。

  总之,我认为,确定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的责任,必须依据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严格进行。

  

  三、认定建筑工程质量缺陷责任的关键在于证据

  

    在进入诉讼程序以后,法院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是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因此,证据的运用对于该类案件的解决至关重要。我认人民法院在审理该类案件时,首先要高度重视政府部门组织专家就房屋质量等所作的鉴定意见。为了便于查清事实真相、确立责任,有必要由人民政府组织专家进行鉴定,主要原因在于:第一,确立地震中因建筑工程质量而导致的损害赔偿责任时,受害人收集诉讼证据会遇到一定的困难。因为地震发生以后,基于各种客观原因,受害人基本上不可能收集相关证据。针对此种情况,我们在民事诉讼方面要采取措施应对,以实现对受害人的充分救济。更何况,因为客观原因(如卫生防疫等)受害人不可能直接接触证据,且地震以后,迫切需要保存证据,因此,就必须借助于政府组织的鉴定来保存证据。第二,地震中建筑物倒塌,社会上出现了各种传言,并且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尤其是校舍的倒塌,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为了查明真相、明辨是非也有必要进行鉴定。由权威部门组织专家进行认定,可以减少认定事实的成本。第三,我国《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据各自职责分工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对毁损严重的水利、道路、电力等基础设施,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其他建设工程进行工程质量和抗震性能鉴定,保存有关资料和样本,并开展地震活动对相关建设工程破坏机理的调查评估,为改进建设工程抗震设计规范和工程建设标准,采取抗震设防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根据这一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也有义务组织专家进行鉴定。

  人民法院也应当高度重视受害人所提供的各类证据。鉴于工程质量和地震问题的技术性很强,我认为,诉讼之中应当重视专家的鉴定结论和专家证人的证言。建筑物工程的质量问题是比较专业的问题,它的认定需要详细的调查资料、权威的统计数据和精辟的实证分析等。因此,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的责任认定,必须要借助专业人士的力量。这些专业人士包括:地震方面的专家、工程设计方面的专家、工程材料方面的专家、工程施工方面的专家、工程监理方面的专家等。

  专家的聘请可以采取两种渠道:一是法院直接聘请专家。法院聘请专家对相关事实进行鉴定,鉴定结论是鉴定人接受人民法院的委托,通过专业知识的运用,对案件中所涉及的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监测、分析、判断后,所出具的结论性的书面意见[7]。因为鉴定专家是由法院委托的,他处于中立地位,因此,在当事人没有提出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时,法院可以直接认定鉴定结论的效力[8]。二是当事人委托专家就专业问题发表意见,此时,就属于专家证人。所谓专家证人(ExpertWitness),是指是由当事人自己聘请的、利用其专业知识而就案件的特定事实作出证明的证人。专家证人在做出证言以后,通过在法庭上作出询问和质证,由法官进行比较分析和判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则》”)第61条采纳了这一制度:[9]我国《民事诉讼法》确立了鉴定结论制度,没有规定专家证人的证言。而《证据规则》的规定引入专家证人制度。这两项制度都有利于法庭查证和认定事实。就汶川大地震而言,因建筑工程质量而引发的侵权案件,可以运用鉴定结论和专家证人制度,就地震和工程质量等专业问题提供意见,从而有利于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但对于专家证人,法院要经过质证环节来认定其证言是否可以作为证据予以采纳。

  除此之外,为了减轻受害人的举证负担,也有必要采取两种证据的运用方法。一是推定,即根据社会经验和法律规定,从已知的事实中推出未知的事实[10]。已知的事实和未知的事实之间存在着高度的因果关系或逻辑关系,证明未知事实很困难,而证明已知事实较容易,从而根据已知事实推断出未知事实的存在或真伪,这样可以减轻当事人的举证负担和便于法官认定事实。该条规定即被认为是推定概念规定。根据一般的生活常识,可以认为,倒塌后的预制板的钢筋数量和质量与建设规划和要求严重不符,甚至完全是豆腐渣工程,也可以推定施工单位存在偷工减料等严重的违法行为。但是,我们绝不能简单地从房屋倒塌的事实中推定,直接认定是因为工程质量问题造成的。二是事实本身证明(Resipsaloquitur)法则。依据这一原则,若损害事实的发生,明显表明是由于被告所致,而事情经过只有被告能够得知,原告无从知晓,原告仅能证明事实之发生而不能证明该事实发生的原因,则认为事实本身已推定被告有过失的可能,该案无须由法官审核,可以交由陪审员裁决。但是,如果被告能够对此提出疑问,则原告对于被告的过失仍不能被免除举证之责。按照英美法学者的看法,“事实本身证明”是原告负过失举证责任的例外,属于过失举证的范畴。[11]大陆法的证据规则也采纳了事实自证的规定。对于汶川地震中涉及到的建筑物质量问题,也可以考虑运用该项证明规则。例如,如果排除了完全是因为地震的原因而造成的房屋倒塌,而且,发现倒塌的房屋中没有钢筋,或者有证据证明房屋明显属于“豆腐渣”工程,那么,事实本身已经证明,房屋的倒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施工中的违法行为造成的,就应当追究违法行为人的责任。但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建筑物倒塌本身证明了工程质量瑕疵。“推定”和“事实本身证明”这两种证明方式都是为了减轻受害人的举证负担,对于“推定”的结论,如果当事人一方能够提出相反证据,则可以推翻通过推定得出的结论,但是,法官依据“事实本身证明”得出的结论不能被推翻。

  

  四、汶川大地震与建筑工程质量法制的完善

  

  汶川大地震暴露出的房屋质量问题,是对法制完善的呼唤。其对今后法制的完善有几点启示:

  1.对农村房屋质量应当强化监管。目前,农村房屋建造的监管属于薄弱环节,农村房屋建造几乎处于无人监管的状况。应当看到,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农村房屋建造必须由达到特定资质等级的单位来进行,或者对其建造质量提出过高的要求确实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完全不要求,也难以保护受害人,而且可能威胁房屋所有人的自身安全。以本次地震反映的情况来看,许多农村房屋都是土坯房,发生地震以后,出现严重倒塌。所以,农村房屋的监管问题应当纳入政府有关部门的视野。如果农民确实无力建造房屋,国家是否应当拨付专项资金来资助,也需要进一步探讨。

  2.关于确定责任主体的特殊问题。除了前述设计单位、建设施工单位和建设监理单位外,建筑物质量责任主体还有如下问题需要探讨。其一,在建筑物的建造采取项目公司的模式下,工程完工以后项目公司就被解散,此时,如何确定应当承担责任的主体?我认为,在通过项目公司来建造的情况下,该项目公司的股东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虽然项目公司已经解散,但是,该公司的侵权责任没有实际承担就被解散,此时,应当由项目公司的股东承担责任。其二,工程的投资者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对此,我认为,应当区分投资者建造建筑物等的方式来分别确定。如果投资者自己建造,此时,他自己就是施工者,它应当依据其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如果投资者委托施工单位来建造,投资者只是需要对其没有恰当选任、监督施工者而负责。如果投资者故意压低工程款、缩短工期,而此种行为会直接导致工程质量的下降,表明投资者也是有过错的,其应当承担过错责任。当然,投资者和建筑商应该是连带的还是按照过错分担责任,我比较倾向于建筑商承担主要责任,投资者按照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责任是补充性的。

  3.请求权人和请求依据的确定。在发生了建筑物倒塌致人损害的情况下,谁是请求权人?根据什么提出请求?从实践来看,受害人提出请求,经常会遇到请求权依据的障碍。因为工程质量的瑕疵,都是发生在有合同关系的当事人之间,如果涉及第三人,第三人以侵权起诉遇到障碍以后,是否可以依据合同来请求责任的承担。此时似乎可以考虑借鉴法国法上的直接诉权的理论。所谓直接诉权理论,也称合同链理论,是指在数个合同形成合同链的情况下,该合同链上任何主体都可以向其他人主张合同责任。[12]在建筑物存在隐蔽瑕疵的情况下,为了充分保护受害人,似乎应当突破合同相对性规则,允许其向该合同链上的任何人请求合同责任。例如,在二手房买卖的情况下,二手房屋的购买人可以直接向开发商主张合同责任。当然,在直接诉权制度的运用中,被告也可以基于抗辩不切断原理而向原告主张其可以向其他主体提出的抗辩。

  4.关于时效制度。我国《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其间为2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同法第137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20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这些规定运用到建筑物工程质量问题时,确实会遇到障碍。一是期限过短。按照该法第137条的规定,从受害人知道或者应当指导权利被侵害时起2年,该时效期间就届满。地震发生以后,因工程质量问题而发生侵害,仅仅适用两年的期限恐怕过短。例如,地震发生以后,受害人的生活恢复正常都需要很长的时间,他们再收集证明、查明被告等,也需要较长的时间。特别是对隐蔽瑕疵而言,如预制板没有钢筋,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发现。二是适用该法规定的20年的最长诉讼时效期间也略显不足。该20年的最长诉讼时效一般认为,都适用于极特殊的情况,对于建筑物致害仍然属于一般的侵权损害赔偿,不宜引用最长时效期间。如果采用最长时效期间,由于时过境迁,取证比较困难,反而不利于受害人的保护。所以,我认为,可以考虑对建筑物致害的时效作出特别规定,例如,可以考虑规定5到10年的诉讼时效期间,而对于隐蔽瑕疵应当作特别规定甚至超过20年。

  

  【注释】

  [1]张新宝:“司法不宜过早介入地震民事纠纷”,载《检察日报》2008年6月10日。

  [2]杨立新:“驳‘司法不宜过早介入地震民事纠纷’论”,载《法制日报》2008年6月15日。

  [3]陈聪富:“侵权行为法上之因果关系”,载《台大法学论丛》第29卷第2期。

  [4]史尚宽:《债法总论》,163—164页,台北1978年作者自版。

  [5]史尚宽:《债法总论》,163—164页,台北1978年作者自版。

  [6]参见潘维大:“美国侵权行为法对因果关系之认定”,3页,载《东吴大学法律学报》第7卷第2期。

  [7]参见肖建华主编:《民事证据法理念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442页。

  [8]参见《证据规则》第71条。

  [9]该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由一至二名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人民法院准许其申请的,有关费用由提出申请的当事人负担。审判人员和当事人可以对出庭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进行询问。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由当事人各自申请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就有关案件中的问题进行对质。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可以对鉴定人进行询问。”

  [10]《证据规则》第九条第一款之(三)规定,“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

  [11]Epstein, Cases and Materials on Torts, 4ed,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239. [12]参见邱琦:《纯粹经济上损失之研究》,台湾大学法律学所2002年博士论文,第144—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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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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