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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钧:社会管理需要专业社会工作

更新时间:2011-10-28 11:32:54
作者: 唐钧  

  

  现代社会是一个社会分工日益精细的社会,于是,就形成了各种各样不同的职业和专业。“社会工作”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脉络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以“科学助人”、“助人自助”为宗旨的现代职业和专业。同时,作为理论支持,也形成了一门称作“社会工作学“的应用社会科学学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社会分工也日益趋于精细化,许多原来闻所未闻的“新的”职业和专业,有的从国外引进,有的在本土萌生,在劳动就业领域,展现出一派“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

  自从十三大把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点放在“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以来,以“小政府、大社会”为目标,已经进行了六次政府体制改革。当初,改革的锋芒所向是针对“国家干部”的。十三大报告指出:“‘国家干部’这个概念过于笼统,缺乏科学分类;管理权限过分集中,管人与管事脱节;管理方式陈旧单一,阻碍人才成长;管理制度不健全,用人缺乏法治。”因此,改革的方向之一“就是要对‘国家干部’进行合理分解”。

  为什么要对“国家干部”进行“合理分解”呢?从今天的眼光看,当年的“国家干部”,包括革命战争年代的“革命干部”,其职业就是“干部”。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当中是没有更精细的职业分工和专业取向的。计划时代政府机关中干部们常常自嘲为“万金油”,意即抹到哪里都管用。若从正面阐述,即是大名鼎鼎的“革命螺丝钉论”。

  如果我们拿当年“国家干部”所履行的职责和国际通行的现代意义上的“公务员”相比较,可以发现,许多职责其实已经不是再由公务员来担当了,尤其是所谓的“业务员”(十三大报告中的提法,相对“政务员”而言。国际惯例是分为“政务官员”和“事务官员”):其一,他们不再参与立法,因为立法是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责;其二,他们不再承担调查研究的任务,因为政府机关自己做调查没有公信力,所以这方面的工作都委托第三方“智库”,即研究机构或大学(所以国外最好的大学都是自称为“研究型大学”)去做;其三,他们也不做群众工作,只是在政府机关中按照既定的法律法规,依法行政,为服务对象提供服务。而我们所谓的“群众工作”,就拜托社会工作机构或社会工作者了。

  要强调的是,实际上,在任何一个社会中,“群众工作”总是要有人去做的。因为各项有关民生的社会政策如何“一个不能少”地惠及每一个社会成员,就要由专门做“群众工作”的人员个别化、个性化地去一一具体落实。这个将社会福利待遇和社会政策安排落实到每一个公民及其家庭的“传输机制”就是社会工作,与之相关的职业群体或专业群体就是社会工作者。正因为如此,社会工作者队伍在发达国家都是十分“宏大”的。也正因为如此,政府机关才能在编制、人员的数量上真正地“小”下去而不至于一再反弹。

  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我们现在常把社会管理与人民群众的“幸福”联系在一起。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幸福”是分层次的。“幸福”的第一层次是“满意”,包括人民群众对物质生活和一部分与物质相关的精神文化生活的“满意程度”。这是可以用“社会指标体系”的方法去测量的,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可以用行政手段去进行管理。

  “幸福”的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分别是“幸福”和“利他”,这两个层次主要是心理层面的。“幸福感”的最大特点是其不确定性,它可与物质需求完全脱离。一对热恋中的情侣,什么物质基础都没有,但他们只要能在一起就会感到很幸福。但这种幸福感又很可能随时因为遭遇其他的影响因素,即刻之间风吹烟散灰灭。所以,这种情绪、感受等心理层面的“幸福”,是无法用行政手段来进行管理的。利他主义也一样,完全出于自愿且符合行为人能力的捐赠,是会获得幸福的感受的。但只要有一点勉强,实际上就会造成逆反心理。因此,在这方面,若用行政手段来管理,其效果常常会适得其反。

  在情绪、感受等心理层面,最好用专业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和理论方法去科学地帮助有需要的人。经过100多年的发展,社会工作融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于一炉,建构了一门有效的应用社会科学学科和一个专业和职业,对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当代中国,建立一支宏大的专业社会工作者队伍,发展一个有效率、讲效果的社会工作体制和机制,可以说是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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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改革论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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