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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波:伯林与俄国革命

更新时间:2011-10-26 21:24:14
作者: 张晓波  

  

  伯林在《斯大林统治下的俄罗斯艺术》一文里说,1928 年斯大林上台之前,苏联文艺界还是掀起了一股实验主义的高潮,甚至于给世界艺术创作以持久性的影响。1928 年,形势就急转之下了,渡过了叶若夫(内务人民委员,大清洗执行人) 恐怖时代的俄国文化界在1939 年的状态,“就像一个被战争摧毁的地区。只有一些宏伟的建筑仍然相对完好,孤独地矗立在一片片废墟和荒野之上”,俄国知识界的精英,不是自戕或大清洗,就是卑躬屈膝苟延残喘。还剩下“宏伟建筑”帕斯捷尔纳克,神经质,讲话前言不搭后语,生活在对国家既爱又恨的矛盾之中;而阿赫玛托娃,依然骄傲,却连发表诗歌的权力也没有,日丹诺夫诬蔑其为“圣女加婊子”。据伯林的观察,阿赫玛托娃就像是“悲剧中的女王”。

  1928 年,就是伯林对于苏联能不能“有文化”加以辨析的分界线。1917 年的革命在经历十年的战争、内部权力斗争之后,执政党从党派路线斗争的工具,转化为国家机器。党—国一体化的要求,不仅要取消敌视的反对派,而且要取消自身的反对派。

  在这场取消运动中,文艺界的反对派,如阿克梅派,首当其冲。其次是取消自身的反对派,如对于拉普的打击、1928 年之后建作协等等体制化运动、大清洗等等。

  在这场数十年的取消运动中,不仅在沙皇时代不得不转向多愁善感的“狐狸型”诗人被打击,连刺猬们,也难以幸免。按照刺猬理念建立起来的苏联,在集权化的过程中,同样反对刺猬。表面上看,不合情理。《苏俄文化》一文中,伯林慎重地谈了这个问题,伯林说,“思想争论会激发出人们的批评精神,所以对于那些陷入权力斗争的政权来说,思想争论要比信仰各种独裁主义更危险”,苏联的党—国一体化,就要取消所有意识形态的辩论,刺猬与狐狸,殊途同归。斯大林的取消政治辩论以及文艺辩论的最佳手法,是树典型。典型就是典范,不可置疑,比如马雅可夫斯基的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方法。在伯林看来,通过讨论苏联的“文化建设”的失败,已经说明他的政治判断了。

  整个苏联的历史,确实越来越朝向“没文化”的轨迹上行进。伯林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但伯林的质疑仍是单向度的,他把问题抛给了苏联,却没有自省。1970 年代,索尔仁尼琴被“没文化”的政权驱逐出国后,面对西方世界的前来听他演讲的朝圣者,说出了他的感受,资本主义的复制世界腐烂至死,美国民主是“荒唐胡闹”,科学技术是“罪恶之源”,跟苏联一样的“没文化”。也就是说,在索尔仁尼琴看来,现代社会及其政治,都处在衰败之中,非仅苏联。

  1990 年,欧东剧变,伯林写了篇短文,题为《不死的俄国知识阶层》,是为《苏联的心灵》的最后一篇。伯林说,他很高兴,他又看见俄国1815—1830 年代的贵族俄国知识阶层在俄国又复活了。

  1990 年代,索尔仁尼琴归国,对俄国现状大为不满,撰文说,俄罗斯坍塌了。言下之意是,非但“文化”没了,连“国家”都塌了。伯林主张回到贵族知识阶层的传统,求得“消极自由”的大智慧。索尔仁尼琴却说,不仅苏联要清算,连彼得以来所有的西方传统和西方本身,都要清算,只有尼康大主教(1652 年出任大主教)以前的传统,才是好的。尼康大主教以前的传统是什么传统?是东正教传统的神权政治。伯林讲的,还是启蒙的政治,是启蒙政治中的右翼观点。在索尔仁尼琴看来,启蒙的政治理念,无论是贵族的,还是平民的,都是一丘之貉,是现代“没文化”政治。所以,他就沿着斯拉夫主义的路线,干脆就讲信仰的政治。

  伯林要的,是不革命,是1840—1860年代。而索尔仁尼琴所求的,与站在革命两翼的现代性全然无关。两位讲“文化”的苏联反对派,两位都带点保守主义意味的作家,现都已作古,想必身前死后,都很难握手言和。

  

  2010年第一稿

  2011年10月18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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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略第九期(文本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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