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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裔:辛亥革命中的国家主权连续性问题

更新时间:2011-10-26 21:20:24
作者: 海裔  

  

  一

  

  10月9日,正在海峡两岸官方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远在大洋彼岸的《华尔街日报》登出了美国学者柯娇燕(Pamela Crossley)的一篇文章,正标题是"中国百年认同危机"(China's Century-Long Identity Crisis),副标题为"执政党试图掩盖1911年革命的真正遗产:一个对内和对外都开放的社会"(The Party tries to hide the 1911 revolution's real legacy: a society open both at home and with others abroad)。

  这篇评论充满奇思妙想,它指责中国官方掩盖了两方面的事实:第一,传统中国社会非常善于用文明的/民间的行动(civil action,civil在此有双关性)来批评政府,但中国官方非常恐惧这种文明/民间的行动,目前甚至在网络和纸媒上禁掉了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一词--最后一句显然出于作者的臆想;第二,中国的革命者们在被清廷通缉的时候流亡世界各国,以国际社会为依托进行继续革命,这就给民国留下了一个国际主义传统。在民国时期,中国对外开放、对国际社会友好。作者认为,中国官方用"民族主义"压制了这两方面的事实,坚持认为民族主义是1911与1949年革命的主线,却没有意识到这种民族主义的基础何在。作者在此发出其惊人之言:

  ……中国是清帝国的一部分,由外来的侵略者满人统治……中国人自己没有军队,没有确定的领土边界,最重要的是没有国家主权的概念。在19世纪晚期,在许多人进入这个领土辽阔的帝国的黄昏的时候,举着民族主义大旗的中国领导人崛起了。他们对清帝国、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帝国的反抗足够清楚。不清楚的是,一旦清朝倒台,诸帝国的侵犯隐退,这种民族主义的基础是什么。

  柯娇燕在此显露了她的论述的底色:她从根本上不认为清王朝是中国,相反,中国不过是清王朝征服的一个区域。这样,辛亥革命就成了中国从清帝国独立建国的分离主义运动。如果作者所界定的中国能够独立,清帝国的其他区域也就能够独立。按照其逻辑,大清帝国应该分裂成几大块,东北、西藏、内蒙、新疆都不应该属于中国。

  这位作者这么写,难道是出于对中国历史的无知吗?并非如此。柯娇燕在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域相当有名,所著《半透明之镜:清帝国意识形态中的历史和认同》(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一书曾获美国亚洲学会"列文森奖"。作者是美国的"新清史"学派中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一流派包含了欧立德(Mark C. Elliott)、菲利普•弗雷特(Philippe Foret)、乔迅(Jonathan S. Hay)、何罗娜(Laura Hostetler)、曼素恩(Susan Mann)、米华健(James P. Millward)、罗友枝(Evelyn S. Rawski)、司徒安(Angela Zito)等等学者。他们共同的特征是强调满人在清朝的主体地位,并将清帝国视为一个多元帝国,对不同的区域采用不同的治理模式,皇帝是满人的族长,汉人的皇帝,蒙古的可汗,西藏喇嘛教的保护人,并且在喇嘛教中有文殊菩萨化身的地位;即便是在其覆灭时期,其统治集团也根本没有实现充分的汉化。他们否弃中国的正统史观,在强调清帝国的多元性的时候,往往将"中国人"与"汉人"等同起来,得出了清帝国不是中国的结论。这些研究在政治上有其后果:他们有意无意地服务于包括边疆分离主义势力在内的各种政治势力分裂中国的图谋。

  许多中国本土或海外华人学者都意识到"新清史"研究隐秘的政治意涵。老一辈明清史家何炳棣曾严厉批判过罗友枝对清朝与中国所作的刻意区分。赵刚发表于2006年的《重造中国:清帝国意识形态与20世纪初近代中国民族认同的崛起》(Reinventing China: Imperial Qing Ideology and the Rise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一文追溯了清朝官方对"中国"一词的使用,批驳将中国等同于"汉"的历史解释。2010年8月9日至11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办的"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国学者更是与美国的新清史学者围绕"清"与"中国"的关系展开了面对面的交锋,尤其是黄兴涛,探讨了清朝满人的"中国认同",对新清史学者的立论进行"釜底抽薪"。汪晖在更早时候出版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中的《帝国与国家》一部分也从思想史的角度对新清史家作出过回应。所有这些论述都指出,以单一民族国家的模式来想象中国是错误的,帝制时代作为政治正统的"中国"观念本来就并非以族群为核心,而是基于一整套超族群的礼仪与制度实践;清朝入主中原之后,更是以"中国"来称呼朝廷治下的所有区域,这为后来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概念奠定了基础。

  

  二

  

  某些新清史家将辛亥革命界定为汉人从清帝国独立出去的分离主义运动并非空穴来风。他们在革命者的汉民族主义言论那里找到了一些证据。毋庸置疑,由于历史的局限,当时的许多激进革命者的言论的确具有强烈的汉民族主义色彩,希望以美国离英独立为楷模,建立一个汉人的民族国家。如陈天华《猛回头》即视美利坚为五洲万国中"最平等,最自由,最为极乐世界者",呼吁"要学那,美利坚,离英独立"。邹容《革命军》也提出"模拟美国革命独立之义"。孙文的革命口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更具有明显的汉民族主义色彩,将清朝统治者视为"鞑虏",而所谓"驱逐",其实就是要求统治者"从哪儿来,回到哪儿去"。如果真按照这个口号来操作的话,只有明朝的传统疆土才能被视为"中国",东北的归属都会成为问题。革命理论家章太炎1901年作《正仇满论》,大力鼓吹种族革命。虽然在作于1907年的《中华民国解》一文中,章太炎并未主张放弃清朝边疆领土,但其提供的理由却是脆弱的:在他看来,蒙古、西藏在文化与中国的亲缘关系甚至还不如朝鲜、越南,但由于没有被帝国主义列强占领,可以作为"荒服"而保存下来。从实践上说,武昌起义爆发后,鄂军都督府以代表汉地十八省的十八星旗为旗帜,其所发布的一系列文告也体现出强烈的汉民族建国主义的色彩,如1911年10月11日颁布的颁布《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内有"汉家中人立期,建立中华民国"的字样。其随后颁布的《布告全国电》、《布告海内人士电》等,也以"汉族"、"汉人"、"十八省"等为号召。

  内地的脱离清廷运动马上引发了边疆治理的危机。如果汉人试图以民族为基础建国并排斥其他民族,其他民族是否也可以从满清帝国脱离出去?辛亥革命爆发后的11月8日,清王朝库伦办事大臣三多接到哲布尊巴呼图克图宣布外蒙古独立的通告,通告中写道:"我蒙古自康熙年间隶入版图,所受历代恩遇,不为不厚。乃近年以来,满洲官员对我蒙古欺凌虐待,言之痛心,今内地各省既相继独立,脱离满洲,我蒙古为保护土地,宗教起见,亦应宣布独立,以期万全......库伦地方,已无需用中国官吏之处,自应全数驱逐,以杜后患。"1912年,西藏噶厦政府以达赖喇嘛的名义发表驱汉通告:"内地各省人民,刻已推翻君王,建立新国。嗣是以往,凡汉递致西藏之公文政令,概勿遵从,身着蓝色服者,即新国派来之官吏,尔等不得供应,......自示以后,凡我营官头目人等,务宜发愤有为,苟其地居有汉人,固当驱除净尽,即其地未居汉人,亦必严为防守,总期西藏全境汉人绝迹,是为至要。"以上两通告表明,分离主义势力认为内地辛亥革命的目标是成立新国,已与大清相异。蒙藏属于大清,但不属于汉人建立的"中国",为求自保,自应脱离。这正是许多新清史家所赞成的政治逻辑。

  然而,革命阵营真的是要建立与大清没有连续性的"中国"吗?虽然革命阵营中的确有一些汉民族建国主义者,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尤其是大量立宪派、旧官僚与温和革命派的加入,汉民族主义建国方案迅速被抛弃,代之于"五族共和"的方案。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就贯彻了"五族共和"的思想。1912年1月1日,孙文在南京发布《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宣言书》中提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 由此可见,新政府的目的是要继承清帝国的所有领土,而非从清帝国中分离出来。

  然而,《宣言书》的重要缺陷是,它仍在很大程度上参照了美国的建国模式,要求清帝国的各地方单位脱离清廷,然后再联合形成一个共和政府。这就需要每个地方单位都必须是自愿加入共和国。南京临时参议院中有17个省的代表,其中有14个省独立成功,相比于清朝辽阔的国土,其代表性是相当有限的。《宣言书》宣布"蒙古、西藏意亦同此",也多少有点为人作主的意思,因为此时蒙藏并未宣布支持革命,而是试图脱离中国。因此,南京临时政府自下而上建立与清朝的主权连续性的努力具有内在的障碍。

  

  三

  

  在今年的辛亥革命纪念中,清王朝与民国的主权连续性问题引起了一批法政学者的浓厚兴趣和热烈讨论,其代表者包括了杨昂、常安、郭绍敏、章永乐、高全喜等学者。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出现在《环球法律评论》2011年第5期、《中外法学》2011年第5期,以及高全喜《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章永乐《旧邦新造:1911-1917》(北京大学出版社)两本著作中。以上学者均把目光转向了1912年清帝逊位时所颁布的诏书以及优待条件。他们的共同观点是,清帝在《逊位诏书》中将统治权完整地让与民国,肯定了以五族完全领土为基础的共和宪政。这份诏书明确地建立起了清王朝与民国的主权连续性。兹录清帝逊位诏书正文如下:

  

  奉旨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相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於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於前,北方各将亦主张於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内刈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

  

  杨昂、常安、郭绍敏、章永乐、高全喜的分析均受到日本宪法学家有贺长雄的"统治权移转说"的影响。由于有贺氏在袁世凯复辟帝制运动中所扮演的不光彩的角色,他的观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受到中国人的冷落。他的"统治权移转说"在提出之初,是一个为袁世凯扩张权力量身定做的理论。其核心观点是,清帝逊位诏书宣布统治权从皇帝转移到全体国民,而"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这一条款则是统治权让与的交换条件。因此,在清帝逊位之后,袁世凯才是共和政府的合法首脑。

  上述几位学者的著作或论文中或多或少都借鉴了有贺氏将诏书视为政治契约的解释思路。在他们看来,清帝将统治权交给民国,换得优待条件,有助于未参加革命甚至反对革命的地区和族群接受共和,也表明民国政府所行使的主权应及于清帝原来统治的所有领土。杨昂的《清帝<逊位诏书>在中华民族统一上的法律意义》一文尤其探讨了蒙古王公与《逊位诏书》之间的关系:许多蒙古王公恐惧革命,无法接受南方革命党人的统治;他们对皇帝又保持着高度忠诚,既然皇帝肯定共和,他们也就不能不表示接受。除此之外,优待条件以及由袁世凯掌权的安排也是重要的安定蒙古王公人心的因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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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略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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