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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立波:普世均质世界中的“主宰民族”与“政治成熟”

——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国家的政治成熟性:以韦伯为中心”季度学术会议发言

更新时间:2011-10-26 19:51:35
作者: 邱立波  

  

   最近有历史学家发表文章,讨论列宁缘何讨厌瑞士。为文者慧眼独具,集中研析列宁在瑞士时为何“怎么也不能去掉这种被囚禁在小市民式的民主主义笼子里的感觉”。文章结论简单,“一个穷人生病都能住进疗养院的社会,的确很难发生革命”——作为“革命家”的列宁不服瑞士水土,不亦宜乎?作者还提出对“革命”的理解:只要社会制度良好,具有“自我改革、调解功能”,不断纾解社会矛盾,平民百姓自然安居乐业,“所谓‘激进’只能是少数人的信念,社会影响十分有限”。作者并重复了一句 “老话”(他自己的吧?):革命是“统治者拒绝制度改革”的结果。最后他还“吁请统治者正视现实,审时度势,主动进行制度变革”云云。

   事有凑巧,另一个从瑞士回国的教授去年也在电视上讲演:“善治”比“善政”更要紧。——或许也是基于瑞士经验有感而发?

   本文研究以突破各种“笼子”(包括今人已习焉不察的各种现实“铁笼”)为生平志业的韦伯,问题的品性、韦伯学问的格调,都让笔者首先明白:这篇文字显然不是为以“瑞士式笼子”为人类目标的金丝雀哲学的秉持者而写。因为韦伯早已通过对上述历史学家实际上暗含着的“两种法则”的对照正告过后人:像瑞士、丹麦、荷兰和挪威这一类的幸福民族,“不能承担军事大国的武备,也没有历史义务要承担”

   ……对一个被组织成权力国家(Machtstaat)的民族,它承担的诸多使命无法逃避。世界权力(world power)说到底就是决定未来文化性格的权力。如果这种权力不经斗争就在俄国官员的规则和英语“社会”的惯例之间被瓜分(大概还带点儿拉丁式的聪明),那么,未来几代人,特别是我们自己的后人,不会认为这该归咎于丹麦人、瑞士人、荷兰人或挪威人。他们会归咎于我们,这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们是个权力国家,不同于那些“小”民族,我们理应在这个历史问题上发挥平衡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是我们而非他们要对历史和未来承担该死的责任和义务、以免整个世界被那两大权力吞没的原因。

   韦伯曾倾其一生与之对话的歌德,临终前几天还在回忆拿破仑的名句,“政治即命运”,韦伯也一再教导后学要接受属于自己的命运。所谓“见贤思齐”,岂可有东方西方之分?

  

   一、“韦伯问题”的两个侧面

  

   关于“韦伯问题”的所指,传说已多。本文使用这个用语,是想通过它对韦伯的问题意识及韦伯著述做一通观性的了解——从文本角度说,韦伯著述总体上也可通过把该问题分为两面来把握。这两面,用韦伯原话来说就是:

   在近代欧洲文明中成长起来的人,在研究普世历史(引者按:universal history=世界历史)时都不免反躬自问:那些内在于具有普世意义(universal meaning)和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的发展过程中的文化现象(我们通常都这样看待这些文化现象),都出现在西方文明中,且仅见于西方文明,这一事实是因为哪些外部环境的合成作用?(引者按:楷体强调原文就有)

   问题第一面:韦伯指出,在现代欧美资本主义推动下,“普世历史”(=“世界历史”)开始了。

   东西方大哲们在勾勒近代世界图景变化时,都自觉不自觉地共用一种象征物——船舶;也自觉不自觉地注意同一个历史进程——地理大发现。如果说近代之前的世界史是大陆地位特重而海洋不突出的历史(回顾一下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哲学》,人类文明的早期全部是大陆!),因而是不全面、不完备的世界史,那么,近代以来由于海洋性势力的全面扩展,由于各色“坚船利炮”打破了一切陆地性的民族堡垒,海洋地位陡升,并在与陆地的全面交接中全面挑战陆地,世界历史开始在直观的地理意义上全面生成。近代世界历史,就其“存在性本质”来说,就其直观的、最基本的、无法用任何理论化解的经验意义来说,是海洋性世界观—法权体系全面冲撞原有诸大陆的世界观—法权体系的历史。从视觉联想的意义上:此后的世界历史不单有大陆的沉郁雄浑,更有海洋的波澜壮阔。

   与黑格尔用“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精神现象学》)为意象、马克思用蕴含着“无差别人类劳动”的商品(《资本论》第一卷)为意象勾勒这一过程不同,韦伯勾勒这一过程的媒介则是“理性化”。韦伯研讨的课题广泛甚至细碎,但言下之意彰彰明白: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生产-文化的全面理性化这一“具有普世意义和普世价值的发展过程”带来了近代世界的全面改观,脱离这一过程,人们根本无法正常思维。作为思维方式的理性化资本主义的巨大力量在于:即便批判或反对资本主义的诸种言说,也只能以资本主义的语言或“相对于资本主义的语言”进行,离开了理性资本主义的比照,这些言论根本是郢书燕说;类似地,即便各种文明形态有意向、有能力对资本主义做出局部的调整或改革,那也只能在接受理性资本主义的前提下、在化身为资本主义体系构成要素的前提下内在地进行,外在于这一普世性体系的批判和改革要么不着边际,要么是蚍蜉撼树。换言之,普世历史时代各文明形态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和改革尝试,其必要条件是各文明形态首先要接受资本主义的批判和改革,因此说到底只能是普世历史的“自批评”和“自改革”。

   需要指出,韦伯所说的“普世性”并非指整个地球此后只能以一种欧美式的面貌出现,只能体现欧美的风格。近代西方大哲在论证普世性时始终不忘对西方特定形态(如古希腊异教哲学和基督教哲学)的批判分析,始终不忘在汲取其精华的同时抛弃其糟粕,这点意义重大,这意味着,普世性之为普世性,恰在于它超越了“西方性”。普世使命暂时由某个西方国家担纲,绝不意味着普世性只能被该担纲者垄断;任何有远见和普世历史抱负的文明形态,必须随时准备批判担纲者私心,批判担纲者的文明偏执性向普世性的渗透或一时一地的文化潮流对普世性的曲解,必须随时准备接过普世历史的使命,可以说,这是普世历史时代唯一重大的问题。但问题关键在于,对普世使命暂时担纲者的批判绝不能转化为对普世性本身的弃绝;担纲者出了问题不等于普世性本身出了问题。无论担纲者的面貌和风格具体差异为何,这种差异只能是资本主义普世基调下的差异;无论各种非资本主义或前资本主义的文明对资本主义有何种“文学化的”诅咒或谣传,都必须迎接理性化资本主义这样一种穿透了所有实际地理界线的力量,都必须吸纳这种力量,尤其重要的是,都只能通过这一吸纳过程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来保存自我,或者说更好地保存自我,极而言之,即便各种反资本主义的力量和文明模式也只能借助理性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才能存活。——吸纳和证明的过程容有和缓或剧烈的不同,但结果只有一个:“适者生存”。适谁呢?适资本主义!——历史到底有没有终结、人类到底有没有进化成“末人”,这是关乎价值判断的别一问题。但无论见解如何,理性化资本主义已成万物尺度和轨道;无论立场如何,人们都必须或隐或现地把它作为正面或反面的参照;无论何种文明模式,如果不想自欺欺人,如果还想继续生存下去,如果还有一点韦伯所说的“理智的诚实”,都不能再说理性化和资本主义外在于自己、都不能外在于理性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而只能把它内在化、都不能再在它的面前谈纯粹而抽象的“内政”;无论文明的传统、历史和基础如何,搞清自己与现代理性资本主义的关系、找出自己在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位置,是任谁都没有指望摆脱的命运,不回答则意味着迟早被自身的愚钝耽搁……诸如此类的事实本身,就是理性化资本主义的“普世性”。对比这一文明力量,此前的所谓“普世国家”或“普世文明”都不具有这种影响,都没有能力给另外的文明提出如许规模的挑战,没有能力在实质上形成对此前所有历史时期和除自身以外所有异民族价值体系的全面“重估”,因而都只能是自惭形秽或夜郎自大的区域性“帝国”。

   研讨这一理性化的历史、来源,探究它的诸多面相,因此成了“韦伯问题”的重要一翼,在韦伯著述中占相当分量。

   问题还有第二面。关于理性资本主义的普世性,韦伯有强烈“道统”观念和“正统”意识:他强烈关注这种普世性的“特殊”灵感源头。

   马克思通过商品这样一个体现着“一般”社会劳动的可交换物(而交换的前提是上文所说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将现代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描述为“自然历史过程”和“人类学”现象。从商品的上述普世性出发,马克思推导出资本主义观普世性:只要若干“客观条件”具备,资本主义的诸多“规律”便可放诸四海而皆准。韦伯承认马克思所发现的普世性,承认现代资本主义以空前的历史广度为人类提供了以理性化为根基的共享物。但问题是,与马克思认为只要客观物质条件具备资本主义即可产生、从而把问题泛化、物化、中性化并最终去欧洲化的做法不同,韦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这种空前的普世性恰恰来自于一种与众不同的“特殊性”,即新教伦理。作为结果、作为“用”,普世性无往而不利;但作为原因、作为“体”,普世性恰恰根植于一种特殊文明:是新教伦理这种特殊文明,是这种特殊文明的基因和诸多内外环境,为人类贡献了目前人们所看到的这种空前的、与之相比源自其他文明的“普世性”只配称为“特殊性”的普世性。

   正是在现代资本主义普世文明与特殊新教伦理内在关系的映照和提示下,作为“韦伯问题”之另一翼的“比较宗教社会学”的问题意识才异常凸显,即,现存其他特殊文明会孕育何种“普世性”?韦伯指出,人类历史上有几种文明会超脱一时一地的考虑,从决定世界生活品质的抱负出发,具备某种“普世性”。但非资本主义或前资本主义的普世性,为何没有理性资本主义这样影响力?——人们注意到,韦伯在讨论所有社会学问题时,经济史也罢,城市也罢,法律也罢,支配类型也罢,除了列举新教文明及其先源欧洲文明的诸般面相,都会缕述儒教文明、犹太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古埃及文明和印度教-佛教文明等在同一问题上的表现,以资比较。关于这些比较,包括宗教史、社会史、法律史和经济史等学科门类在内的各学科专家提出的文不对题的质疑并不鲜见。从实际论证来看,韦伯的逻辑理路也近乎同义反复:何以非西方的文明形态没有产生近代西方那种理性化的资本主义?但韦伯实际关注的要害是:为何这样的普世性只能产生于近代西方?何以其他文明没有产生像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这样影响力广泛的普世性?

   但由此衍生出来的最令人肌肉收紧的问题是:近代西方所贡献的这种普世性,与包括西方特殊文明在内的诸多特殊文明形态是何种关系?近代西方文化能够一劳永逸地保有这种普世性?大而言之,普世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会是如下三种模式中的哪一种?(一)这种出自西方特殊文明的普世性,能否普世到把所有特殊性、甚至是此种普世性所自出的西方文明的特殊性统统化解统统超越?能不能让人类从而告别此种普世性所不能理解的、各具“绝对律令”的诸多特殊文明,走向普世大同?(二)如果普世性不能化解特殊性,如果普世性是仅仅附着于西方特殊文明形态的“特殊的普世性”或“普世的特殊性”,那么,这种特殊性与其他文明形态的特殊性会是何种关系?是和平共处的关系么?还是其他文明的特殊性果真会如传言所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若干年后再以另外一种“特殊的普世性”或“普世的特殊性”取而代之,再成世界“共主”?(三)无论当前人们所看到的普世性是仅仅附着于西方特殊文明之根的“特殊的普世性”,还是连西方文明都一体反对的“真正普世性”或“普世性本身”,这种文明能否与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所有特殊文明兼容?如果不能,该是何种关系?会有何种后果?

韦伯在从源流上说明了现代理性资本主义普世性的新教特质后,把康德纯粹理性—实践理性的哲学对立图式运用到社会学领域,从实质上指出,近代西方文明形态所产生的普世性是一种空前“普世”的、可与所有特殊文明形态兼容、甚至独立于西方文明母体的普世性,从而实质上也是所有文明形态都无法回避的人类最后一种普世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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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大观》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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