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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坦:学贯中西古今 德泽桃李同仁——吴承明先生的生平与学术

更新时间:2011-10-25 22:59:10
作者: 叶坦  

  1991年获国务院颁发的社会科学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2006年被授予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荣誉学部委员”,2008年当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健康老人”——他一再说这是自己最后的也是最珍重的一项荣誉。

  

  三

  

  先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孜孜以求者,惟有报效祖国、追求科学、追求真理。他的确称得上学贯中西、古今融通而且史论互证、著述甚丰,受到海内外同行的敬重。这与他深厚的文史功底和西方名校的系统教育分不开,也是他博学勤思严谨治学所致,更是他主张各家并存、取法务上、求实创新学术精神的体现。在前述三个专项研究之后,作为经济所的专业研究员,30多年来他的学术贡献更是无可替代的。

  枯燥而繁琐的资料工作是开展研究的基础,也是先生从事经济史学研究的前提。他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参加千家驹倡导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11位委员均为一代名家:陈翰笙、范文澜、严中平、巫宝三、狄超白、陈振汉、王毓瑚、丁名楠、千家驹、孙毓棠、吴承明。首先问世的是先生的《帝国主义与开滦煤矿》,署名魏子初,1954年神州国光社出版;次年千家驹出《旧中国公债史资料 1984—1949》(中华书局1984年再版)。编委会还与海关总署合作,利用其存档约17万卷(主要是未发表文献),编辑出版“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丛刊,如《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中国海关与邮政》等共15编(其中5编未出版),1957—1983年先后由科学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再版,史料价值颇高。此外,前述“资改室”的“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也是先生负责的,各地学者参加,迄“文革”共编辑9种,1959年三联书店始出《北京瑞蚨祥》,1963年起中华书局陆续出《中国民族火柴工业》、《上海民族毛纺织工业》等。可以说,大规模资料整理是那时许多学科共同的科研特色,因此能够出多少年后还有价值的大成果,“中资史”就是以大量发掘整理和调查的史料为基础的。

  自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先生倾注了最多心血和精力的就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20世纪60年代初周总理提出为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应编写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任务交给许涤新,由“资改室”承担,因“文革”而中断,不过好在资料准备与实际调查已完成,而且《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等已出版。1978年先生他们到经济所后,此工作正式启动并联系相关单位的学者参加。1980年讨论提纲并具体分工,许涤新和先生任主编,全书分3卷各立专名:第1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系1522—1840年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第2卷“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为1840—1920年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3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写1921—1949年的情况。这是一部逾二百万字的巨著,全书配制487张统计图表,在同类著作中罕见;由京、津、沪等地二十多位学者历十几个春秋才完成,人民出版社1985—1993年出齐。此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许涤新撰全书“总序”,先生统稿、许涤新(1988年去世)审订。然而,从撰著体例、主要内容的规划,到执笔“导论”等重要部分的写作,再到统稿删改以致重写的巨量工作,处处无不凝聚着先生的呕心沥血!他认为自己的研究贡献主要有三:(1)近代中国资本集成的估计;(2)近代中国工农业和交通运输业总产值的估计;(3)近代中国国内市场商品量的估计(见下述市场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重视、评介和引用,而先生却对其中一些数据不断修正,如前两项估计的修正直到21世纪收入《吴承明集》。

  这期间,先生的夫人脑溢血卧病,唯一的儿子因病于1989年去世,年仅39岁。据先生的女儿说,在他得知儿子无救时眼里满是泪水,却又一头埋进稿纸里一口气写了好几个小时,家人甚至预感他会累死在这个工作上,直到有一天晚上他从书桌上起身一迈步就直直地栽倒在地,下巴磕裂到医院急诊缝针……。先生精心浇灌的学术之花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成果,此书面世之后中外学界好评如潮。特别是第1卷,1987年台北谷风出版社就出了繁体字版;1989年7月20 日李约瑟(Joseph Needham)来信征求先生对于近代科学为什么在西欧而不是中国产生(即所谓“李约瑟之谜”)的意见,先生复信讲到中国16、17世纪的启蒙思潮缺乏欧几里德式的逻辑思维,但主要原因还在于明清中国是以小农生产(包括手工业)为基础的社会,经济上较少竞争且人力充裕,缺乏利用科技的需求等。剑桥大学的诺兰(Peter Nolan)与先生商议英译此书,由伦敦大学柯文南(C.A.Curwen)译编英文本,2000年麦克米伦出版社(The MacMillan Press Ltd.)出版。总的看来,尽管此书与任何著作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痕迹,但确是中国经济史学的里程碑,被认为是权威性“填补空白”之作和“国内外引用率最高的中国经济史著作之一”等。此书不仅先后获得多种学术奖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学术成果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等,而且多次再版如2003年人民出版社出第2版、2005年入选中国出版集团“中国文库”(第2辑)(文库所收为20世纪经典性著作,要求对我国百余年来的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的传世之作)、2007年社科文献出版社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版。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学者多还重生产轻流通之时,先生已着手研究市场问题了。他曾在工商局工作与“市场”不无关系,早在统购统销时代他就开始考虑市场管理、价值规律等问题。他的市场史研究首先是估算市场商品量即市场大小的演变,整理出1840—1869—1894—1908—1920—1936年间五个时段的国内市场商品量估计,从中可见19世纪下半叶市场发展很慢,其扩大是在20世纪以后,抗日战争后剧减,此即多次修改后最终载入《吴承明集》的《近代中国国内市场商品量的估计》。为了从更长时段研究市场,1983年起他陆续发表论明代、清代、近代市场的系列论文, 从人口和耕地、田价和物价、货币和白银流通、财政和商税等方面,深入研究明清和近代市场长周期性的兴衰演变,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影响。1984年美国名家费维凯(Albert Feuerwerker)看了清代市场论文后邀请先生到意大利参加中国经济史研讨会;1986年法国著名汉学家贾永吉(Michel Cartier)将这三篇市场论文摘要写成《吴承明的国内统一市场形成观》,发表于著名的《年鉴:经济社会文明》(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1986年11—12月号;先生论半殖民地半封建市场的论文,则有日本中国现代史研究会会长池田诚监译的日文译本(《立命馆法学》,1984年第5、6号)。

  不满足经济实况的考证复原而深入透析现象进行理论阐释,这是先生治学的重要特点。同样,他在市场理论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其《市场理论和市场史》分析马克思的分工产生市场的理论,赞赏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主张“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提出历史上各种市场的出现多与分工无关。《试论交换经济史》则建构交换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模式,提出“交换先于生产”,在理论上做出新尝试,非有深厚的经济学理论与坚实的史料基础与史学功力不可。先生研究市场,从商路、商镇、商品运销转向人口、价格、货币量、商品量等变化,分析市场的周期性演变,并讨论其对社会结构、阶级分化的影响,其市场研究是以中国现代化(即近代化)的宏大背景为基点的。他认为市场资料较多,数据有连续性,用市场和价格的演变来考察经济的兴衰与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均有很大的优越性。这与现今人们津津乐道的“斯密动力”理论相仿,即市场促进分工、分工和专业化促进生产,经济增长与市场的深化扩展分不开。仅从生产视角不足以认识经济发展和中国现代化,从而应注重流通,于是他努力进行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对16至17世纪、18至19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市场进行系统考察,这可说是“实证研究”(positive research);另一方面,在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以及现代化理论等方面进行创新探索,希图在理论上找出一条适应中国经济史学和现代化研究之路,这可视为“规范研究”(normative research)。这些研究体现于1995年发表的《16与17世纪的中国市场》、1999年发表的《18与19世纪上叶的中国市场》等系列成果 ,得出中国现代化肇端于16世纪的明代“嘉(靖)万(历)说”。此说非其最先发明,如傅衣凌先生就有过类似论点。但是,是先生将此说立论,并以坚实的实证考察和规范研究展现于世人。他的《传统经济•市场经济•现代化》一文论述从传统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同时指出市场机制也有个转变过程,也就是经济的现代化过程,他的市场研究就与现代化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先生早在1985年就出版《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是其1949—1983年论文的集萃;1996年出的《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则是他1985—1995年重要学术贡献的凝结,这也是为祝贺先生八秩华诞的。

  众所周知,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绕不开现代化问题,先生1987年以来就在这方面下功夫并提出独到新见。在《早期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内部和外部因素》中,他针对通行的“冲击─反应”范式和“传统—现代”对立模式,提出中国“内部能动因素”论,并予以实证考察。传统经济中的能动因素主要是农业和手工业,他认为传统农业可以承担现代化的任务,但不否认其落后面一定程度地制约了工业化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他以科学的精神和谦逊的态度在再版时指出,对于近代人口与耕地“我的估算已落后了”而应“改用时贤新论”。在《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中,他分析利用手工业的功效及工业与小农经济的结合,可能本有一条立足本土、工农结合、土洋结合进而现代化的道路,但终败于以洋行、租界为背景的大口岸经济之路。正因为传统经济有其内部的积极能动因素,“中国的工业化应当走与传统产业协调发展的道路,不能一举而代之。”继而,他又写了《论二元经济》,从理论上探讨不发达经济走向现代化的道路,认为将传统农业的作用局限于为现代化产业提供廉价劳力不确,关键是低估了传统农业的剩余。二元经济现象长期延续,小农经济是多元的,有自行调节资源配置功能,他构建出一个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型,但说明无法计量。

  20世纪90年代国家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先生采用希克斯(J.R.Hicks)《经济史理论》的观点,把实现市场经济作为经济现代化的标志。他论证从马克思到诺斯((D.C.North)都将工业化归之于“专业商人”的兴起和市场的扩大,引发生产方式的变革,商业革命导致工业革命,又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实例加以佐证。具体到中国,他把明代嘉、万时期的徽商、晋商等大商帮的兴起和工场手工业、散工制的发展,以及财政、货币的白银化,租佃、雇工制度的变革,社会结构的变迁和17世纪的启蒙思潮等综合考察,视为明清之际的现代化因素。他在1997年的《传统经济•市场经济•现代化》之后,又有1998年《现代化与中国16、17世纪的现代化因素》、1999年写的《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等系列成果问世。

  必须特别指出,先生治学理论方法新颖独到。理论追求伴随其治学始终,20世纪80年代初他发表《关于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意见》,主要讲两个问题:如何看待帝国主义入侵的后果,如何评价封建主义的作用。对于前者,后继有《中国近代经济史若干问题的思考》;对于后者,则有《谈封建主义二题》深入讨论。“二题”指古代封建主义和近代封建主义,他论证中国古代封建制度有别于西方的若干特点,分析中国步入近代社会的不同道路;“近代封建主义”是新概念,意指1840年以后封建主义经济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即地主制经济发生质变,吸收较发达的商品经济(包括外国的和买办的)来自我调节,成为能够与资本主义共存的近代封建主义,确属新论。同时,先生予古代封建主义新的研究价值,这与其“广义政治经济学”专题研究相关,尽管他认为自己这方面“没作出什么成绩”,其实不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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