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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辛亥革命——历史观、革命幼稚病和社会转型

更新时间:2011-10-25 17:48:54
作者: 袁伟时 (进入专栏)  

  

  一、评判历史的首要标准是冷静客观与求实

  

  凤凰网历史: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于近代中国历史而言,这似乎表现得特别明显,我们常常是先预设结论然后再进行推理论述,并且往往是批判历史人物,缺乏必要的温情与敬意,产生这样的态度的根源是什么?怎样认识历史就意味着怎样看待未来,在此种情形下,我们该如何重塑近代史,重新评价近代历史人物,并将新评价推而广之?

  

  袁伟时:历史可以增长知识,提供鉴戒。现实环境也会刺激历史研究者思考,影响他们的研究方向和对史料的选择和分析。从这个角度看,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有些道理。

  不过,不要将克罗齐的这句话绝对化。

  第一、“为学术而学术”的主张源远流长;求真,好奇,是推动学术发展的强大动力。考古学一类的历史研究往往远离现实,民俗史也旨在记录正在消逝的社会生活,诸如此类的历史研究不能妄断为当代史。

  第二、一个成熟的史学家总是把排除主观的情绪和价值观对学术研究的影响奉为圭臬,把还原或接近历史实际放在第一位。

  第三、即使一些可以给现实强烈启示的历史论著,通常也是史家求真的产物,读后的感受随阅读者的主观状况的差别而见仁见智,一概归之为“当代史”有失偏颇。

  第四、如果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统治者或其他人据此胡乱推测乃至追查史家的现实意图,就为政治或意识形态干预学术乃至进行政治迫害打开了大门,非常危险。

  此外,评判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温情与敬意”,或严厉谴责,折中、持平,都不能作为预设的前提。首要的标准是冷静、客观、求实,为还原历史作出新贡献。贵在“言之成理,持之有故”;通过研究者自由论辩和读者自由选择不断接近历史实际。这是繁荣历史研究普及历史知识的唯一正确道路。

  

  二、赞成努力创造条件促进中国统一

  

  凤凰网历史:大一统的观念一直存在于中国人的思维中,直到今天也依然如此,我们常常认为国家必须有一种统一的观念存在,否则社会就会乱掉,在这样的环境下,该如何培养具有独立思维的人?教育的教化功能是一种传统,加之统一考试(教科书统一、试题统一、答案统一)的影响,今天该如何确保人的独立思维?

  

  袁伟时:春秋、战国群雄并起,造就了中国思想文化罕见的辉煌。欧洲小国分立,此起彼伏,在激烈竞争中,熔炼出人类现代文明。历史的主体是人。人民生命财产是否安全,生产和生活有没有改善,文化是不是繁荣,人的自由度有没有提高,如此等等才是评判历史的最高标准。统一或分裂,则要联系具体的历史环境,客观地断定其是非功过,不能盲目地肯定或否定。

  现代公民的主要标志是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市场经济和思想启蒙的合力熔铸出来,并在与统治者蓄意建造的蒙昧主义意识形态抗争中确立的。

  当下的世界,通过区域联合,逐步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已经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大潮。斯时斯地,我赞成努力创造条件促进中国统一。

  

  三、清朝覆亡在于关键时刻不敢实行宪政

  

  凤凰网历史:武昌起义之所以能成功,更多的是由于清政府自身原因,当时的人多认为清政府改革有名无实,并无诚意可言,以当时的情形而言,这种说法似乎不无道理的,但今天看来,清政府其实也是想要改革的,因此也有论者认为真正导致清政府灭亡的原因是因为改革步伐过快,措施过乱造成的,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袁伟时:废除科举,建立现代教育体系;废除中华法系、引进大陆法系,废除行政与司法合一,建立独立的司法系统;开始预备立宪,包括推行三权分立的地方自治和成立谘议局、资政院;这些都是如假包换的真金白银。

  断定当时的改革“有名无实”,过于轻率。至于有无“诚意”,这又涉及历史观的一个重要问题:推测主观动机,还是检查客观效果?前者的评判,受评判人主观的影响太大,人言人殊,意义不大。对历史研究者说来,后者才是值得关注的。

  清政府覆没不是由于改革过快。恰恰相反,不敢在关键时刻当机立断实行宪政,错误地剥夺民营资本、开枪屠杀保卫自己财产的民众,才是它走向坟墓的引魂幡。拙作《大清帝国的两道催命符》(《炎黄春秋》2011年7月号)对此有详细论述,有兴趣的朋友请参阅。

  

  四、清政府破坏法治最终导致自己灭亡

  

  凤凰网历史:目前流行的看法都认为四川保路运动最终导致清朝覆亡,但不可否认的是川路公司存在巨大的问题,比如贪污、腐败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应该采用怎样的措施,才显得合理乃至于最终化解危机?另外,在保路运动中,处于基层的所谓股民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他们是否真的意识到自己的权利被侵害,并认为政府的行动将导致国家灭亡,这中间经历了怎样的转变?

  

  袁伟时:政府与企业的边界在哪里?如果企业没有违法,政府不应干涉企业内部事务。企业内部的混乱,应该由企业股东大会和董事会自行整顿;其中违法的行为,检察机关和法院可以依法介入。

  对川汉铁路公司存在的问题,清政府没有遵循上述途径,而迳由朝廷批准邮传部把公司经营的业务收归政府办理,并强行接收公司的资产。这是清政府严重违反自己制定的法律的行为。而当股民和地方、中央的民意机关(谘议局和资政院)在历时三个多月的保路运动中,一再要求朝廷收回成命的时候,官方不但不回到依法办事的正轨,四川地方政府反而开枪打死和平请愿的代表32人,终于触发了四川民众的武装反抗。是清政府破坏法治导致自己的灭亡。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五、辛亥革命对周边民族的觉醒作用不大

  

  凤凰网历史:辛亥革命发生于1911年,此时离第一次世界大战仅三年之遥,欧洲各国正在展开军事备战,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各国都认为应该“开疆拓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世界局势对中国的辛亥革命有何影响?中国发生的辛亥革命又对世界造成了怎样的冲击?

  

  袁伟时:当时直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是俄、日两大邻邦的行动。1910年6月,日、俄缔结划分满洲势力范围新协定;8月22日本吞并朝鲜。危机迫近,引发救亡图存的新高潮,10月、12月,第三、第四次请开国会运动如狂飙震荡大地。清政府的镇压,使知识阶层因失望而与革命派联手。简单地说,侵略激发革命。

  辛亥革命爆发时,中国周边各国大都已沦为殖民地或附属国。中国革命风暴对刺激他们的民族觉醒有些作用,但不是很大。

  

  六、国民政府靠武力夺权合法性始终不够完整

  

  凤凰网历史:辛亥革命后民国建立起来,它是如何取得期政权的合法性的?如果说袁世凯所代表的北洋政府是因为继承了清政府的合法性,那么北伐之后的国民党是如何继承这一合法性的?或者说它有无合法性可言?

  

  袁伟时: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第二届临时大总统,是临时参议院1911年2月15日选举产生的。出任第一届大总统则是第一届国会于1913年10月6日选举产生的。此后历届北洋政府,大体上保持了通过国会选举确认其合法性的传统。1924年10月19日,冯玉祥发动军事政变,把贿选产生的总统曹锟赶下台后,段祺瑞于11月出任临时执政,至1926年冀图重新组织国会恢复法统失败,通过选举确认政府合法性的传统中断了。

  国民政府(1925年7月--1948年)是靠武力夺取政权的军事政权,它的一党专制的党国体制,由国民党中央自己确认自己委任的政权合法。但这一做法在国民党内外一再受到质疑。反对者蜂起,不惜兵戎相见。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7月6日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成立以后谋求国内团结和重新制定宪法,几经波折,直至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为政权合法性提供了法理基础;同年11月15-12月25日召开的国民大会通过了以政协草案为基础的宪法并于1947年元旦公布,为新的政权提供宪法依据。1948年3月29-5月1日召开的国民大会选举了总统,宣布“行宪”。但它同时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中断了宪法的实施,且由于施政不当,导致在大陆的政权全面坍塌。

  由上可见,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始终是不完整的。

  

  凤凰网历史:孙中山的革命得到了宋查理(宋氏三姐妹之父)的支持,而宋查理是一名基督徒,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孙中山的革命与基督教有着莫大的关系(孙中山本人与基督教的关系也颇为密切,他可能也是一名基督徒),我们该如何理解辛亥革命与基督教的关系?如何理解基督教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作用?

  

  袁伟时:宋查理与孙文是认识多年的朋友,他对女儿与孙文的婚姻是反对的。就辛亥革命而言,基督教没有直接的影响。无论是中国的基督教还是天主教,都没有直接干政的传统,也没有成为一股值得重视的政治势力。一些西方传教士热心为中国的政治家出谋划策,有的还出任中国政府或政府领导人的顾问,大都起了良好的作用。但是,这些都是他们个人的行为,不是教会有计划的行动。

  在近代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传教士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事业--报刊、新式学堂、医药、翻译、出版等等的开创者和主要骨干。同一切群体一样,其中也有少数为非作歹之徒,但总体上他们的贡献是非常杰出的。

  

  七、吸取革命负面教训有利于推动社会转轨

  

  凤凰网历史:您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革命党人有“幼稚病”的毛病,这种“幼稚病”有何表现?程度有多深,对后来的历史发展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袁伟时:各国革命党人都有这种幼稚病,中国尤为严重。长期以来,有人以种种藉口,限制乃至禁止人们论述革命的负面作用。其实,冷静地分析20世纪中国人苦难根源之一是不断革命,对吸取教训,推动社会走入和平改革的正轨大有好处。

  中国转型为现代国家,当然有障碍。必须准确判断障碍并寻找清理这些障碍的合适方法。政治家和政客的区别,革命家的成败,都取决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些革命者在革命过后仍然迷恋革命,继续制造革命,从而堕入革命幼稚病的魔障。

  辛亥革命历时很短,损失不大。困扰来自革命党激进势力以民国和革命的化身自居,连续发动“护法战争”、“国民革命”。革命“幼稚病”的某些表现如下:

  第一、制造革命对象。

  1917年,孙中山说:“要从人物上看去,从前反对共和之人,便是以后反对共和之人,我们万不能相信的……要除尽假共和,才有真共和出现,才有幸福可享,国家才得永远太平。”(《孙中山全集》第四卷第113页,中华书局北京版)这就把前清的大小官员几乎全都划为革命对象。以“人物”而不是制度作为革命对象,这个前提就是不合理的。民国初年提出这样的主张,只能导致内战连绵。

  毛泽东晚年也陷入了这样的误区,他和他的追随者称“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一切、分析一切”!“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于是,阶级斗争被严重扩大化,穿件花衣服,说句牢骚话,都成了“阶级斗争新动向”。“知识越多越反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第二、错误地界定革命的目的。

  社会转型的主要内容是改变社会制度(修改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则)。有远见的革命家的眼睛必然牢牢盯住公民的自由及其保障--民主和法治的建立和健全。而有的革命者,却把掌握权力放在第一位,自己掌权至高无上:“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

  第三、动辄使用战争或暴力手段。

  民国成立后,同盟会、国民党一再暗杀政敌和革命骨干陶成章、陶骏保、许雪秋等人,甚至打算暗杀袁世凯。著名记者黄远生和辛亥革命的功臣汤化龙(先后担任湖北省谘议局议长、湖北省军政府民政总长、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秘书处长、北京临时参议院副议长、众议院议长、教育总长)也被国民党暗杀了。民国元年7月,二十多个革命党人捣毁梁启超一派的《国民公报》痛打该报的徐佛苏等人。

  有些革命党人则变本加厉,宣扬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在“保卫革命”、“保卫国家”、“消灭阶级斗争”、“消灭阶级敌人”等词藻掩饰下,扬言“一路哭,不如一家哭”,不惜动用最骇人的酷刑,进行最血腥的屠杀。

  第四、这些革命幼稚病者的脑袋中,其实受“朕即国家”的专制思维影响很大。孙中山也曾宣称“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应该盲从我”!(《居正文集》第207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不幸,这些奇怪而愚昧的思想和逻辑在今天依然有所延续。这是一个需要不断治理的顽症,在民主、法治健全以前会经常发作。现在“汉奸”、“卖国贼”、“颠覆”者的帽子不是仍然满天飞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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