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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剑青:“故都故都奈若何”:1930年代北平的现代主义诗歌

更新时间:2011-10-22 11:39:31
作者: 季剑青  

  

  原载:《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四期 ,刊发时有删节,现完整版发表于“思与文”网站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193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提出并强调“北平现代主义”的意义,在第三世界的欠发达城市和作为国际性文学潮流的现代主义之间的重重张力中,探讨“北平现代主义”所蕴含的复杂的文化政治意义。通过对卞之琳、何其芳和林庚三位诗人的文本细读,考察他们在面对落后的都市现代性与严峻的政治危机时,如何以各自不同的美学形式,将他们独特的城市经验提升到现代性的强度和普遍性的高度上。结语部分则试图在更广阔的视野中,进一步展开对“中国现代主义”相关理论问题的思考。

  关键词:北平、 现代主义、卞之琳、何其芳、林庚

  

  “现代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并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特别是在新诗研究中,自1980年代以来,现代主义范式已经构成了一个强大的传统,甚至面临失去活力的危险。这是学术潮流中屡见不鲜的现象:当一个概念尚未被认真检视、反思和深入开掘的时候,它的新鲜感就已经在随波逐流的套用中丧失殆尽。我希望在193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提出并强调“北平现代主义”的意义,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欠发达城市和作为国际性文学潮流的现代主义之间的重重张力中,激活跨文化的现代主义概念蕴涵着的问题意识:在西方与非西方之间不平等的权力结构中,现代主义的国际性和普遍性意味着什么?第三世界现代性经验的表达在何种意义上能够被纳入国际性的现代主义范畴之中?探讨这些问题最好的途径莫过于选择那些最富于现代性的北平诗人:卞之琳、何其芳和林庚。虽然研究者已经反复考察过这些诗人的诗学观念和作品中的现代性,但他们对北平这座城市的书写以及其中凝结的文学经验和观念结构,却尚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它们并不只是停留在“古城”意象的创造上,而是触及到我在前面提到的更为宽广的问题。考虑到现代主义本身就与城市密切相关,重新从城市的角度探讨北平的现代主义诗歌就显得尤为必要。

  在进入具体论述之前,我想先对几个一般性的概念问题作一番简单的梳理和探讨:“现代主义”的概念,现代主义的城市视角,以及这一视角与现代主义的国际性视角及民族国家视角之间的关系。

  

  现代主义与城市

  

  “现代主义”一词在西方主要语言中有着各自不同的起源和意义。在英语中,“现代主义”(modernism)最早出现在十八世纪斯威夫特的著作中,当时只是作为贬义词用来表达一种针对“现代人”的轻蔑态度3 ,直到1927年,在莱丁斯(Laura Ridings)和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的经典著作《现代主义诗歌鸟瞰》(A Survey of Modernist Poetry)中,“现代主义”才第一次被采用为文学术语。 事实上,最早使用“现代主义”一词来指代当代美学革新运动的是尼加拉瓜诗人鲁文•达里奥,他在1888年就在一篇文学评论文章中使用了“现代主义”(modernismo)一词,是公认的西班牙语现代主义批评的奠基人。 在法语中,接近英语中现代主义一词的是modernité(现代性),而不是modernisme(现代主义),后者在法语词典是指“对现代事物的爱好”,一种进步的意识形态,与英语中的现代主义截然不同。 德国批评家也主要使用“modern”或“die Moderne”来指代英美学界中的“现代主义”。 即使在英美学界,“现代主义”也是到1960年代以后才开始广为使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新批评”在学院中占据主流地位的结果。 埃斯塔森(Astradur Eysteinsson)提醒我们:“‘现代主义’不是一个从文学文本中直接生发出来的概念;它是通过对一系列特定文本的批判性考察而创造出来的建构”,而这个工作主要是由“新批评”完成的。

  上述事实表明,并不存在统一的“西方现代主义”。“现代主义”作为批评概念最早出现于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语批评中,这说明“现代主义”概念不是西欧发达国家而是第三世界的发明。史书美敏锐地指出,这是“大都会(metropolitan)中心话语对边缘话语词汇”的“挪用”。 然而,更有意味的是,英美批评中的现代主义却有着自己相对独立的谱系,对西班牙语批评中的现代主义传统往往有意忽略,对欧洲大陆的先锋派运动的态度也非常暧昧。埃斯塔森的《现代主义的概念》开篇就表示不打算讨论西班牙语批评中的“现代主义”概念,认为modernism和modernismo两者之间差异太大,而且后者对作者讨论的现代主义批评范式的形成也没有实质性影响。 另外一个重要的分歧是,欧洲大陆的批评家往往更关注20世纪初叶各种先锋派的实验艺术运动,如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等;而英美批评家则倾向于强调庞德、艾略特、叶芝、乔伊斯等伟大作家的个人成就,并据此建立起高度选择性的现代主义经典秩序。当代英美批评家有时候会把欧洲大陆的先锋派纳入到“现代主义”概念中来,有时候则只讨论英美传统,但几乎都没有在现代主义与先锋派之间做出有意识的区分,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至今仍未得到有效的澄清。

  “西方现代主义”这些内部的差异和分歧,把我们带入到现代主义与各个民族国家和文化传统的复杂关系之中。关于“西方现代主义”的一个经典叙述是用它来指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国际性的文学和艺术运动,休•肯纳(Hugh Kenner)的《庞德时代》(Pound Era,1971)是提出这一范式的开创性著作,在他那里“国际性”基本上等同于“超国家性”,中心人物是那些超越民族国家视野的文学英雄:庞德、艾略特和乔伊斯,而弗吉尼亚•伍尔夫、福克纳和史蒂文斯则被视为“地方性”(provincial)的本土作家,无法在他的国际性现代主义叙述中占据一席之地。肯纳有意把他的视野局限在英美世界,他那毫不掩饰的盎格鲁中心主义(Anglocentrism)影响了一大批现代主义的研究者。埃斯塔森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国际性视野不应该受到民族国家边界的限制。作为不多的例外之一,他肯定了布雷德伯里(Bradbury)和麦克法兰(McFarlane)合编的《现代主义》(Modernism,1976),这是一部专题论文集,涵盖了英美之外的大部分欧洲国家(包括俄罗斯)的现代主义运动。 有趣的是,这本书却受到了史书美的强烈质疑,因为它将非西方的现代主义拒之门外。

  国际性现代主义隐含着一个未曾言明的前提:这是西方内部的“国际性”,这种“国际性”预设了某种普遍性和同质性,它掩盖了“西方现代主义”内部的种种差异和分歧。非西方的现代主义如果要加入到国际性现代主义中来,就必须以普遍性的“西方现代主义”为参照,用民族国家或民族文化的身份来界定自己,并强调自身的特殊性。这正是现有的大部分中国现代主义研究——特别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研究——基本动力。在事实的层面上,30年代的现代主义诗歌受到了国际性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被认为是“中国现代诗发展中的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潮流” ;而在观念的层面上,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因为承担了民族国家的现实关怀,或者因为融合了民族文化传统,表现出独特的民族性。

  第三世界的现代主义是否必须以民族国家或民族文化的身份来界定自己?这种身份会不会压抑了民族国家内部各种现代主义实践之间的差异性以及其中可能存在的普遍主义冲动?在“西方现代主义”内部,国际性与民族国家、普遍性与特殊性又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城市的视角为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打开了一个空间,那些在现代主义运动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大都市——伦敦、巴黎、纽约、芝加哥——既处在民族国家内部,同时又是各种国际性思想文化潮流的汇聚点。

  现代主义与城市的关系可以追溯到波德莱尔,他给“现代性”下的经典定义——“过渡、短暂、偶然”——来自于他对巴黎这座日新月异的大城市的经验。但是对波德莱尔来说,现代性只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 波德莱尔对巴黎逝去的永恒一面怀有不可扼制的乡愁,他创造出一个梦一般的象征世界来代替它。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城市已经超越了波德莱尔的巴黎,按照雷蒙德•威廉斯的说法,构成现代主义的基础已不再是巴黎的浪荡儿或游手好闲者(他们来自没落的贵族阶层),而是巴黎、伦敦、维也纳、柏林、纽约这些国际性大城市的“移民”,他们是些不安定的流亡者或放逐者,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和文化,不同文化传统的碰撞为现代主义的形式创新提供了动力。而跨越边界时的陌生体验以及他们与大城市之间既疏离又紧张的关系,则构成了现代主义的基本主题。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雷蒙德•威廉斯特别指出,这些国际性大城市是帝国主义的产物,它们是“新的帝国主义的中心”,“是新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关系开始形成的场所,超越了旧意义上的城市和国家”。 伴随着财富和权力的集中的是文化资源的汇聚,现代主义作家挪用第三世界的“原始文化”如同帝国征服蛮荒之地,这种被称为“原始主义”(primitivism)的策略在英美现代主义者那里有充分的表现。“原始主义”本身就是对大英帝国的衰亡这一政治危机的美学反应,是对后者的替代与救赎:正是在19世纪末帝国的殖民霸权衰落后,英国才将其注意力转向海外特别是第三世界的艺术、考古和民族志研究上 ,并直接催生出罗杰•弗莱对中国和非洲艺术的阐释,以及像弗雷泽《金枝》这样的著作。后者对艾略特的《荒原》产生了很大影响,两者在结构上颇为相似,都试图在分崩离析的碎片下重建一个“深层”结构,一个“整体的文明”。 艾略特《荒原》中的伦敦典型地再现了衰败中的大英帝国图景,同时又成为一切走向衰败的文化都城的象征:一座“并无实体的城”。

  与英国现代主义聚集于伦敦不同,美国现代主义呈现出多中心的局面。纽约的现代主义者——玛丽安•摩尔、威廉斯•卡洛斯•威廉斯、E•E•卡明斯等——受到欧洲现代主义特别是达达主义的影响,他们在趣味和立场上接近庞德、艾略特等旅英作家(程度上或略有不及),追求一种面向欧洲的国际性视野。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来自芝加哥的现代主义者,包括舍伍德•安德森、瓦切尔•林德塞以及较晚的卡尔•桑德堡等人,他们更多地继承了豪威尔斯等作家的独特的中西部文化遗产,力图发展出一种美国本土而非欧洲中心的现代主义。最能说明两者之间的分歧和冲突的是哈丽特•门罗(Harriet Monroe)于1912年在芝加哥创办的《诗歌》杂志,由于通信编辑庞德的努力,它一度曾是美国现代主义的前沿阵地,但是趣味上的巨大差异终于导致1916年两人关系的破裂。

  透过芝加哥和纽约这两座城市,我们发现在民族国家内部存在着本土化与国际性这两种不同的现代主义趋向。然而,即使国际性的视野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欧洲中心主义的限制,艾略特试图综合的“整体的文明”事实上是一个欧洲传统,而他重构“共同的欧洲文化”的理想最终也以失败告终,最终只能在英格兰的民族文化中找到归宿。

  国际性大城市的现代主义不能摆脱民族主义的羁绊,而书写落后地区的边缘城市的现代主义作品也并非安于“民族寓言”的特殊地位。最有说服力的例证莫过于乔伊斯笔下的都柏林,它对我们理解1930年代的北平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与北平相似的是,都柏林曾经在欧洲里上享有数千年的文化都城的地位,而到了二十世纪初已经完全陷入贫困和停滞之中。乔治时代的都柏林是大英帝国中仅次于伦敦的第二大城市,然而当其他欧洲城市迅速发展的时候,都柏林却失去了先前的荣华地位,成为一座位于边缘地区的卫星城,它的衰落体现了爱尔兰民族的可悲命运。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在对都柏林东北落后地区中下阶层日常生活的真切描绘中,再现了他心目中的都柏林的道德史,并把它作为爱尔兰的疾病标本加以诊断,这显示了他对爱尔兰民族复兴的关切。然而终其一生乔伊斯都对叶芝等人参与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持批评和怀疑态度,在他看来,建立在古代神话传说基础上的这场运动不过是某种自恋的文化建构,它将把爱尔兰和欧洲文化分离开来。乔伊斯在给伦敦的出版商的信中强调了都柏林作为欧洲之都的重要性,这与《都柏林人》对都柏林卑微现状的真实再现形成了有趣的反差。乔伊斯的野心是要把都柏林上升到普遍性的高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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