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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晨:一九七九

——谨以此文献给杨绛女士

更新时间:2011-10-21 23:30:10
作者: 刘晨  

  

  一、

  1979年,我们刚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经历了思想的改造,而获得了所谓的新生。我的丈夫是一位著名的作家,他的名字为人广知。在我看来,至少他比我是幸福的,没有经历过多的磨难,而是在这段时间内,选择了自杀,以逃脱精神上的痛苦。本来,我们开始是商量好的,一起自杀,但他还是走在了我的前面,我为他料理了后世,和整编了关于他的一切文稿,予以保存。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这些稿件我并没有放在光明的书案上,而是藏在了厕所里,但是还是被红卫兵搜了出来。我对他的一丝挂念,从这个时候开始变得越加的深刻,甚至是一种内疚。

  

  我与我的丈夫感情甚好。和许广平女士与周树人先生的感情差不多。在外人看来,我们生活的十分幸福。他非常的尊重我,这是那个大男子主义时代非常宝贵的品质。我的父亲在旧社会是一个财主,所以我从小都未受过什么物质上的困惑,反而在我父亲的监督和教育下,选读了很多书籍,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大小姐。

  

  在我们家,一共有四个人。除了我的父母之外,我还有一个哥哥。保姆是后来在母亲的恳求下,父亲请的。主要是照顾我和哥哥的起居,和料理一些家务事。母亲说:“其实你还有一个弟弟,只是当时医疗水平太差,没有存活下来。”当我听见她微声的回忆起这些时,我倍感心酸和不安,甚至对母亲的遭遇产生了同情。其实我更加的同情自己。因为就在我十五六岁的样子,我们家又多了两个人。他们是过继到我们家的,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虽然家里又多了两口人吃饭,但并没有多大的麻烦,因为家里本来就很宽裕。在我的印象中,这个哥哥是一个十分精明的小伙子,而这个妹妹貌似不怎么说话,后来才得知,她因为小时候生病,而失去了语言的能力。

  

  他们兄妹二人,开始并不怎么习惯。但时间久了,就好了许多。母亲对他们,从来没有吝啬过,反倒觉得对他们比我和哥哥还要好一些。我当时十分的不明白。母亲让我叫这个哥哥为二哥,叫这个妹妹为小妹。我们的年龄相差并不怎么大。但按照辈分来,我应该是排第三,我的哥哥排第一。我十分的不喜欢这个二哥,希望他有一天消失在我们家中。所以,我也从来没有叫他“二哥”,反倒是他经常叫我妹妹。或许是我的一种语言反抗——母亲的爱在一瞬间又被现实分割了一次,所以我十分的不悦。

  

  突然有一天,家里给我捎信说,你的二哥死了。我开始并未流泪,只是委婉的叹息。但我还是向学校请了假,回去他的坟前默哀和祈祷了。母亲对我说:“他是被打死的!”后来才慢慢的得知,他因为迷恋上了厂主家的女儿,并随之产生了爱慕。他的老板赶他走,但他毅然的选择了留下,要与那位小姐相守终生。所以老板就派了几个打手,去追打他,让他远离他的女儿。打手们因为失手才将其活活的打死。我的父亲曾经就此事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情何以堪》来痛斥这帮人,并发表在了河北的媒体上,我没有记错的话这本报刊应该是《杂文周刊》。

  

  妹妹因为失言,所以上了几天学之后,就退学了。在家里黯然的呆着。这一呆,就是四年。大约在其十七岁的样子,家里来了好几次给她说婆家的人。母亲说,妹妹曾经看中了一个小伙子,但不敢表露出来。直到后来要嫁到邻村的二麻子时,才说给了母亲听。可是一切都似乎晚了。二麻子是一个蹶子,走起路来,像一个怀了蛋的公鸭子,一摆一摆的。在妹妹出嫁的那一天,我从单位赶了回来。看见她幸福的样子,再看看我母亲的表情,一切都似乎圆满了。也了却了母亲的一桩心事。可是现实再一次和妹妹开了一个玩笑,二麻子除了经常打她以外,就是去外面找女人。把家里的口粮都拿去卖了,还要去赌。有时候赌完回来,没有饭吃,就把妹妹暴打一顿,并强行和她发生性关系。据说,有阵子妹妹开始变的傻呆,痴笑。他们的村里人都说,妹妹得了精神病。

  

  有一天,母亲给我捎信说,妹妹怀了孩子。我替她感到高兴。我以为一个男人如果有了自己的孩子,会变得收敛一些,责任感要强一些。二麻子开始的确收敛了一阵子,然后老毛病又开始冒了出来。妹妹忍着将孩子生了下来。可悲的是,在妹妹犯病的那天晚上,二麻子没有回家,不知道在外面又干些什么。她将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压死了。二麻子第二天早上回家后,将妹妹赶出了家门,没有给她任何东西,妹妹穿着非常单薄的衣服,离开了属于她的家。

  

  母亲后来使了几个银子,让村里的人去将她寻了回来,并给她请了大夫。她的病在慢慢的调养中稍微恢复了些,只是有时候还是会犯。她日渐变得消瘦,可能是那种内疚感加剧了她的自责。

  

  我与我的父亲也为她的不平,报以惋惜,甚至是无可奈何。

  

  父亲因为这件事情,在那个深夜长谈了一会。

  父亲说:“古人说的好,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

  我同意父亲的观点,“是啊,女人这一生,如果遇见了这样的男人,只怕一辈子都注定是一场悲剧了。”

  

  父亲和我说完之后,又回到了他的书房里,点着煤油灯。不知道在干什么,这灯一直亮到了一更天。

  

  妹妹最终在我们家又呆了一年。除了调养身体以外,就是和母亲学习针线活,她绣出来的花,非常的和美。她好像要通过这些活生生的图案,诉说什么。这一年,我的哥哥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了一家电子厂上班,待遇还不错。而父亲继续的写着他的文章。母亲和保姆,都变的稍微苍老了些。

  

  在第二年的春天的时候,二麻子来将妹妹接回了家。我不太明白,为何她那天是那么的喜悦?整个人好像要逃离这里,获得新生一样的愉快。她与母亲告别,并去我父亲的书房里看了看,留了一块绣着梅花的手绢,在他的书案上。

  

  她走后,家里仿佛少了什么东西。

  

  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听到关于她的消息。

  

  

  二、

  

  我与先生是大学同学,他是中文系的,我是机电系的。1978年,他从英国留学回来后,我们就结了婚。住在北京西郊的一处小房子里。在我与我的先生结婚的那天,妹妹来参加了我们的婚礼。但二麻子没有来。

  

  先生的一生十分的操劳,和我的这位妹妹一样,不辞辛苦的,每天伏在案边,进行着他的写作。他与另外一位国内的经济学家交往颇深。虽然一个是右派,一个是左派,但在私人关系上,如同知己。在 “文革”斗争中,我的丈夫因为再也受不了批斗,选择了投湖自杀。这或许就是那个时代的写生。

  

  而我的妹妹回去之后,不但病情没有减轻,反而更加的严重。最后还是回到了我母亲身边,与我我年迈的父母亲,过着再也不那么富裕的生活。

  

  

  编者按:本篇小说,是按照《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作者杨绛先生(钱钟书的妻子, 代表作《我们仨》等)在书中的一则故事改编。结合了在1977年刚刚结束的“文化大革命”的这样一种背景写作而成。故事以“现在——过去——现在”为时间主线,以家庭的遭遇为题材,特别是被过继过来的那位妹妹为主人公,进行了详实的描述。除了反应出那个时代的悲凉以外,就是略带一种以“我”为中心的那种痛斥和反思。

  

  我们完全可以从时代所赋予下的历史人物中去寻找当时的答案。在文中我们也可以找到钱钟书的影子,顾准的影子,吴敬琏的影子和我的影子。其实笔者有意将这些人物糅合在一起,是起着一种淡化的作用,以防读者“套用”在自己的记忆之中。固然,我们也可以从故事的写作手法中,找到余华《活着》的影子。甚至,我们还可以略微的找到奥威尔的影子。从主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为何要放一个“一九七九”?这个时间,很特殊,刚刚经历了一场政治斗争和思想改造,用毛的话说,我们不要忘了阶级斗争,而固守在他心目中所敬仰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参见《毛泽东传》罗斯特里尔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而正是因为这场举国上下的“思想改造”运动,将这样一批准备报效祖国,从不远千里而返回的精英分子扼杀在了梦想的彼岸,从此浪迹在了时代的边缘。这当然也与毛的个人观念有关,他在年轻的时候,深受“学阀”(毛个人独创的新词)的轻蔑,在杨昌济先生的恳求下,在李大钊的安排下,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了管理员(每个月8块钱的工资)。恰好在与这些北大的教授们交谈(胡适之先生等)的时候,几乎没有一个愿意与这位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应该是湖南第四师范学院,后来并入了湖南第一师范)的专科生交谈。

  

  从另一个层面说,奥威尔先生的《一九八四》本来就是一本政治预言的小说,里面所涉及的“思想警察”无不与那个时代的有着一层十分暧昧的关系。如出一辙,但又手法不一。但需要强调的是,这层关于妹妹的故事,在《走到人生边上》是真实的。故此,我愿意以此篇小说,对杨绛先生致敬。并对类似杨绛与钱钟书,傅雷与梅香馥,鲁迅与许广平,梁启超与李惠仙等,这样的事实模式表示敬佩和赞许。

  

  

  初稿于武汉,定稿于兰州

  

  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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