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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迁:突破循环的历史变迁

更新时间:2011-10-21 17:27:53
作者: 史景迁 (进入专栏)  

  

  1912年是重要的一年,中国有了议会选举制度,使之能够真正发挥作用,这比军事政变要重要的多

  

  “中国正处于新的阶段,其根基是邓小平以来所实行的经济开放,但内部构造仍然存在巨大断裂;从外部世界而言,尽管中国依然没有完全融入西方人的思想意识之中,其内部与外部的冲突始终延续,但中国在全球的地位是全新的。”著名历史学家、耶鲁大学讲座教授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对《财经》杂志记者如是说。

  9月20日,75岁的史景迁在其美国西纽黑文的家中接受了《财经》特派记者的专访,历时三小时。这位试图从中国历史长河中寻求现代中国答案的汉学家,将现代中国的形成上溯至明末清初,并认为迄今中国仍处在向一个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他坦言:今日中国与历史上某个阶段相比不那么特殊,但其特殊性在于变化的规模,其速度,可能需要过去整个宋王朝的时间才能完成。

  话题虽始于康熙年间,却贯穿于辛亥革命,而落脚于今日中国。他说,现阶段中国领导人处于一个艰难而艰巨的抉择时期,他们必须基于一系列政策,做出优先抉择。中国需要一个能够面对这些挑战的领导层。

  

  回溯现代中国渊源

  

  假如中国现代史始于鸦片战争,那就是在教授“屈辱”,不止丢面子,还失国土,以及丢失传统。但若把明末清初视为“现代中国”基点,就可以有更好的视野。

  《财经》:长久以来,中国近现代史以两种方式呈现,一是从鸦片战争作为起始端;另一就是以传统王朝更替中的“明君”或“昏君”划界。但你却不同,你为何把中国近现代史的起始聚焦于明末清初?也就是说,你将近现代中国的形成上溯于明代晚期,并认为,迄今中国仍处在向一个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

  史景迁:这是我开始研究中国之初就作出的决定。我发现包括中国人在内,很多人视中国现代史始于鸦片战争,但我看不出任何这样做的理由或逻辑。假如中国现代史始于鸦片战争,那我们就是在教授“屈辱”,不止丢面子,还失国土,以及丢失传统。但若把明末清初视为“现代中国”的起始,就可以有更好的视野:中国原本强大并具影响力,不仅拥有强有力的外交政策,还具备健全的政府和军事机制。

  今天的西方媒体,常见此类新闻标题:变化的中国,难以应对。其实,这种境遇200年前就埋下伏笔,甚至更早。自从西方人踏上中国这块土地,不管他们有多少人,不管曾写下多少有关中国的文字,但始终搞不懂中国。

  16世纪西方人眼里的中国幅员广阔、强硬、有秩序,但过誉中却记述着明暗两面;17世纪中叶明朝灭亡,满人入主中原开始统治中国,王朝更替并没有使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发生太大变化;18世纪对中国的认识趋于复杂,对中国人的实践力及道德力,以及中国人对于提高世界美德的潜能等问题在西方激烈辩论,卢梭、孟德斯鸠、黑格尔、马克思等对中国文化和中国进入现代世界都有很大保留;19世纪由于中国在鸦片战争的失败,明显的贫弱引起西方世界的轻蔑而非赞誉,对于欧洲人来说,中国是一个漠不关心、遥远的政治问题,只有传教士念念不忘;20世纪初,“一战”的爆发、布尔什维克革命、大萧条以及纳粹的崛起,让西方人觉得自己的文化也并非完美无瑕,再次燃起对中国的兴趣,而中国内部却经历了多灾多难的时代,西方人开始从多种方式和角度来观察和表述中国。

  《财经》:欧美学术界对中国的描述还是有价值的,只是太过深奥,西方公众不懂为何中华帝国会反对通商或门户开放?为何一向懂礼仪的臣民会突然变成革命者等问题。而你曾说过,对中国的感觉越是迷茫,越是摸不着头绪,或许,就越走近那深具魅力的真理。

  史景迁:是这样。在过去400年间,在感知中国历史的过程中,西方所走的弯路和经历的挫折,不是一两篇文章可以概括的。人们对中国的探索不应轻而易举地概括,以致显得过于简单。因此,我认为最好先研究强大自信的中国,了解问题产生的根源,探寻中国历史真迹,从历史的长河中寻求现代中国的答案,接着再采取长远视角,观察变革如何开始,并如何导致辛亥革命以及后面的历史过程。

  我喜欢康熙,觉得他是位很有意思的统治者,一个兼容并蓄的人,做过很多不同的事。康熙年间,不仅显示出中国经济的灵活性、高水准的生产力,而且拥有有效的中央监督,当然不是共产主义式的监督,而是帝王式监督。内务府则体现另一套官僚体制,不只管理皇宫,还管理很多财务。这使我对17世纪满人入主中原感到着迷。我试图厘清康熙、雍正眼中的统治为何物。这两个人无疑皆为意志刚强之明君,虽然有时担忧汉人百姓威胁其帝位不免偏执,但于我而言,1661年至1735年两人在位时期,是中国漫长历史中难得一见的盛世。

  康熙帝统治下的中国,统一、富裕、强大,在边境问题上寸土不让,对内、对外政策相当灵活,为人们留下了一幅令人钦佩的图景,这有助于矫正我们从19世纪以来直至1949年的西方人所得到的中国印象。这应当成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基点。

  《财经》:把现代中国“拉”回到明末清初,是你试图从中国历史中为现代中国找到借鉴,以此认清中国当前问题的缘由,以及中国人应该凭何种知识、经济、情感来解决这些问题。但这与费正清的研究有本质区别。费正清的近现代中国研究完全贯穿了“冲击-回应”模式,即中国历史进程是被一个更为强大的外来社会入侵所推动的;而你却将西方外来力量只作为几股力量中的其中一股,并非全部。

  史景迁:这也许与我史学训练的英国背景多于美国背景有关吧。我20岁到美国,此前是老派的英国观点。我在英国受到的训练中,中国并不重要,它不是大英帝国的中心,历史研究较为注重印度,后来才是澳洲、加拿大、英联邦,完全是从英国视角看世界历史。那时英国难以控制中国,因为大家知道印度太大,英国无法在20世纪统治印度,何况中国。在我单纯的想法中,外国帝国主义虽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但不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分,这完全取决于如何审视贸易和条约港口,以及条约体系的性质。

  我始终认为,那时中国在与西方的最初接触中,有时表现出不是很好的谈判者,或不能确定如何谈判,所以出现像林则徐和李鸿章这么有意思的人物。他们很委婉,但又不确定何时动武;而到了20世纪就出现了蒋介石,关注中国的回应问题,但这只是整个历史趋势中的一小部分。

  当时,中国确实审视了日本的例子,即明治维新期间的日本,以及日本决定从上到下把民众组织起来研究西方的做法,包括投资、政府治理,但中国始终维持自己的宪法架构。因此,宪政成长的历史是中国考虑的一部分,但并未参照英国。当然中国也可能受到美国、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影响,但最终还是部分选择了前苏联列宁主义的模式,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后来的共产党。

  《财经》:费正清也是在英国得到博士学位,不同的是你虽然关注于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之间的碰撞,但你认定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主要还是基于中国自身的内在生命和活力。

  史景迁:这可能是我受到了导师芮玛丽的影响。费正清很棒,有效率,是非常优秀的历史学家,他早期就开始研究英国在中国的问题。芮玛丽来自南方,而哈佛、耶鲁在东北部,在某些方面它们就像是不同的社会。

  芮玛丽很早就对辛亥革命的不同面产生兴趣,她相信,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是从辛亥革命初期到1913年。假如她没有早逝,她会仔细审视袁世凯死后的时期,即为什么中国民主和宪法思维在中国碰到那么多困难?芮玛丽一直想探索这一点,即以全面的方式来了解更完整而公正的中国。她坚持用更多涉及身份政治、性别政治、不同的外国影响力等方面的视角来探究中国,我认为很有道理。

  而我决定研究17世纪中国,受到了芮玛丽和费正清的鼓励,但是20世纪50年代相关的中文和英文资料非常少。把中国历史往前拉到17世纪花了不少时间。我做学生时,17世纪明末清初这段时期不被重视。那时大家只知道17世纪艺术在明朝中止,也就不再继续审视下一朝代的艺术成就。这种情况在很长一段时间后才有改变,人们开始思考,也许17世纪还有不同文化,混合着不同元素。

  比如,乾隆的品位异于传统,他制作的艺术品目录令人刮目相看,但像著名的八大山人、石涛作品却在很久后才获展出,这是国画的新方式。一些西方学者强调这些画作受到西方影响,这些画家创造新式画法,使用西方透视法和明暗法,画面组织方式不同。一些好的满人画家以汉人方式作画,例如博尔都,他们获得汉人学者的接纳,并成为朋友。

  《财经》:这使我们联想起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前的“闭关锁国”政策。你好像对乾隆接待马戈尔尼非常感兴趣,认为这是清朝对于西方信息作出的错误判断,结果则是清朝脱离了世界前进的步伐。同时,你还谈到中国的传统是严格控制对外关系的,即使在元、明时期。

  史景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有意思的问题,关键是我们如何衡量或评估。先说乾隆接待马戈尔尼一事,当时乾隆无法理解马戈尔尼的意图,认为清朝不需要西方的东西,因此丧失了与西方进行交流的机会,结果是西方军事和科技力量迅速发展,但清朝没有赶上西方发展,虽然清兵强悍,但在英国的坚船利炮前面,不堪一击。这与中国传统里对非汉人朝代的固有立场密不可分。

  中国并非坚决排外,有很多科技、艺术发展、政府、意识形态、佛教和其他例子,很多中国人还定居于泰国、越南或印尼,也比我们所知更早定居于拉丁美洲,如墨西哥和巴西。

  这当然还要看我们如何对异族朝代下定义。在康熙时期或清初,人们主要对蒙古人当政的元朝耿耿于怀,认为元朝仇视汉人的价值观和行政管理。因此从某一层面而言,清朝的创始人力图避免重披蒙古人的恶名。顺治当政,多尔衮下的第一道命令就是重新开始科举考试,这是务实之举。清政府只在中国北部北京附近控制的地区暂停考试,所以顺治年间举行第一届考试的地区为北部六七个省。

  另外,中国人对外国人定居一直很审慎,没有很多外国人到中国定居。也许广州和常州有些阿拉伯商人,或蒙古人和满人,穆斯林在中国定居的日期比我们以前所知要早。住在开封的犹太人广受研究,因为很多犹太史学家对此有兴趣。只要外国人不参政,中国就接纳他们。但中国有个传统,就是不确定外国宗教是否能融入,因为宗教通常需要外在基准点。中国统治者并不鼓励外国宗教,他们希望最终权威是在中国境内。因此,当康熙发现中国天主教徒寻求罗马的指示时,他与教廷决裂。康熙说,不要寻求罗马的意见,问我的意见。但是天主教徒说,我们的宗教禁止这么做。康熙最后同意十人前往。

  《财经》:康熙是皇帝中比较持有开放心态的,他好像还学习西方算术,并以之来检验中国历法的准确性。

  史景迁:是的,但中国统治者对外国人定居非常严格,即使英帝国主义横行,几乎所有英国居民只能住在中国政府签署的条约区域。英国进驻华南的地区,主要是上海、广州和其他可以监控外国人的中心。另一地区则是满洲驻防区,多个国家在中国境内或边界有军队驻防区,这也是个很重要的主题。在中国统治者看来,外国部队控制城市会带来许多问题,例如在行政管理、通婚、继承和种族认同方面造成紧张对立。

  这种情况在中国多次发生,也许最能兼容并蓄的朝代是南宋,唐朝也是如此,但我没办法研究太多东西。我曾上过芮玛丽丈夫芮沃寿的课,他对唐朝深为着迷,钟情于隋唐,认为那是中国文化开放的高峰。

  《财经》:严格的对外关系限制了中国与外国的交往,也形成了后来很自然的“闭关锁国”。那满人与汉人的关系呢?在清政府维持长达260年的满人统治中,满汉之间的关系如何沿革,直至辛亥革命?

  史景迁:这涉及到身为中国人的根本问题,其意义引起很多辩论。康熙、雍正到乾隆时期,汉人与满人确实密切合作,蒙古人也参与。但现在人们辩论满人来源时,一些人不承认有很多满人,宣称他们是小族群,无法接受中国被满人征服或治理,而是满人与汉人合作,在18世纪才发展出自己的历史。这有点道理,因为乾隆花了很多时间编纂整理满族信仰体系,若虔信满族信仰体系,且体系强大,则没必要整理和重组。

  一些学者认为:随着清朝发展,满人势力愈来愈大而非式微,这是非常重大的重新诠释。我百思不解:约在1900年、1902年、1905年,汉人对满人的愤怒极为强烈,汉人觉得遭满人背叛?那时已过200多年,为什么还有种族仇恨?不符常理。若满人强大,那从某一角度而言他们亏欠汉族,否则为何辛亥革命期间,有那么多满人被杀?也许汉人担心满人会更强大,使对抗国家的叛乱无法出现,汉人将以新方式受制于满人之下。这种新方式包括现代科技和军事科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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