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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也扬:“两类矛盾”理论应该放弃

更新时间:2011-10-21 09:43:34
作者: 王也扬 (进入专栏)  

  

  [按语] 《史学月刊》2011年第10期,发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王也扬的论文《“两类矛盾说”理论探析》,提出“两类矛盾说”属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体系,它与我们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同的,所以应该停止使用“两类矛盾”的旧理论。我们今天在面对和处理社会矛盾问题的时候,要以事实为根据,以宪法法律为准绳,切实保障公民的各项基本人权,绝不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所谓“区分两类矛盾”那一套。只有这样,才能使“以法治国”常态化、制度化,使国家、社会长治久安。论文全文如下:

  

  “两类矛盾说”是毛泽东于1957年提出的理论学说,为广大民众耳熟能详。它的基本内容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前者是对抗性的矛盾;后者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处理敌我矛盾用专政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则用讨论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两类矛盾会依据一定的条件相互转化。如果处理得不好,非对抗性的矛盾会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这个学说的提出,目的是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所以它曾被认为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理论的一大创新。可是,就在该学说提出的当年,却发生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后来的实践也证明,这个学说并不能够很好地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这是为什么呢?对此,理论界有必要加以探讨和分析。

  

  一、

  

  简而言之,“两类矛盾说”属于“以阶级斗争为纲”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体系,它与我们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同的。

  在“两类矛盾说”中,所谓“人民内部”的范畴,是过去革命斗争中为了孤立和打击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成功争取了中间阶级而形成的。著名党史学家胡绳说:“革命能胜利,是因为我们党把中间势力拉过来了……1927年大革命为什么一下子失败了?就是因为中间势力大多数偏向国民党。后来抗日起来了,才发生根本变化。”[①]另一位著名党史学家胡乔木也说:“在四十年代,毛主席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过去三十年代没有那样提。他从地主资产阶级中分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以后在解放战争时期把大资产阶级称为官僚资产阶级。把民族资产阶级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划分开来,这是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理论政策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可以说,这是中国革命在四十年代能胜利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②]在党史研究中,我们习惯地把这段胜利的历史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说明。

  其实马、恩著作里面,并没有多少关于争取中间阶级的专门论述,《共产党宣言》说,我们时代的特点是阶级对立的简单化,“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③]可是马、恩设想的这种因生产力高度发达,导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军对决,且须多国无产阶级同时胜利的革命,在西方工业国中并没有成为现实,倒是经济落后、社会分化程度低、中间阶级占了多数(毛泽东以“两头小中间大”来形容[④])的国家,如俄国和中国,革命烈火容易燃烧(所谓“越穷越革命”,“富了难革命”)。这些国家面临的历史任务,也不是消灭资产阶级,而是首先实现民主主义。对此,列宁认为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灵活变通,移植使用,如果弄得好,革命有可能在一国首先胜利。由于无产阶级的力量没有发达国家那样强大,社会中间阶级的成分又相当复杂,要想以小搏大,最后把事情搞成,列宁非常重视如何争取多数的革命策略问题。他提出“两步走”(即先联合社会各界一道进行民主革命,掌握政权后再“不停顿地”迈向社会主义),并著文《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十月革命成功后,列宁又著文《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对取得革命成功的策略进一步加以总结。列宁是这样表述其革命策略的:“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使用强力打破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无产阶级应当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无产阶级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使用强力打破资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⑤](原著中此段话为黑体字——引者)在列宁的论述中,革命已经不是马、恩原来设想的那种“简单化”的两极对抗,而是存在着三个阵营(即敌、我、友)和四个方面(“联合”对象与“麻痹”对象,又是一个阵营中的两个方面)的复杂关系演进。这种关系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转化的;革命的目标,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不同的阶段发生转化的。如在民主革命阶段,革命对象是专制制度,联合对象是农民,“麻痹”对象是资产阶级;而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革命对象则变成了资产阶级,联合对象是半无产阶级,“麻痹”对象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麻痹”之谓者,施以手段,使其不察而利用也。说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均非革命的“自己人”, 只不过是暂时的“同路人”,经过各个阶段我方对其区别对待的同盟关系,它们最后将一步步转化成为革命的对象。于是,阶级斗争学说,在列宁的演绎之下,变成了一门高超的政治艺术,其与马、恩那种带有德国古典哲学色彩的逻辑推理,显然有了极大的“创造”和“发展”,它的策略可以是那么的精巧与实用,当然也允许包含某种东方式的狡黠与不诚信。列宁总结道:“在一国内推翻了资产阶级之后,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很长时期内,依然比资产阶级弱一些……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只有尽最大的力量,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集团或各派别之间的一切利益对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一般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⑥]

  有充分的历史资料证明,中共在上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关于争取中间阶级的政策,以及这种政策的更完整的包装——新民主主义,其核心的东西,完全来自于列宁主义。而中国传统的“纵横捭阖”之术,则帮助人们更容易理解这种政治斗争策略,并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地加以运用和发挥。据彭德怀回忆,早在30年代初,“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个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在这以后不久,他又寄给一本《‘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都是打漳州中学时得到的),他又在书上面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前一本我当时还不易看懂,后一本比较易看懂些。这两本书,一直带到陕北吴起镇”。[⑦]也就是在此时,适逢共产国际调整政策,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会议,开始形成联合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内的中间阶级,后来称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方针。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批评那种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的“关门主义”,主张“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⑧]可以看出,他使用的语言都是列宁式的。他同时提到了“纵横捭阖”之术,说敌人“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来对付革命队伍,共产党也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对付反革命队伍。他们能够拉了我们队伍中的坏分子跑出去,我们当然也能够拉了他们队伍中的‘坏分子’(对于我们是好分子)跑过来。假如我们能够从他们队伍中多拉一些人出来,那敌人的队伍就减少了,我们的队伍就扩大了。”[⑨]当时的中共总书记张闻天支持毛的意见,他也表示:“利用统治阶级中的矛盾,纵横捭阖的联合这一派去反对那一派,这一着还是要学的。”[⑩]及至1945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获得巨大成功,中共实力空前壮大,“小指头变成了拳头”(毛泽东语)。在七大上,毛泽东提出党的干部要读五本马列主义的书,其中“列宁的两本,一本是《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一本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这两本书写得很好”。[⑪]他还告诫同志们,对暂时的同盟者要“忍一口气”,应看到其“有用的”一面。[⑫]随着国共两党斗争的升级,中共需要对打击国民党顽固派有一个说法。这便产生了把民族资产阶级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相区别的政策。确如前述胡乔木所说,毛泽东于此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曾把这种将分析对象细细区别,层层剥离,“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⑬]的做法,形容为“剥笋”。显然,其依据仍然是“极巧妙地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的列宁主义原则。1947年底,国内政治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共革命胜利在握,毛泽东指示党内,对于自由资产阶级右翼,现在虽“不是把他们当作地主和大资产阶级一样立即打倒”,但要“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⑭]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说:“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相互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⑮]这实际上也是“两类矛盾说”的理论雏形。

  毛泽东在上述那段话里说了一个限制语:“在现阶段”,这是因为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已经将民族资产阶级确定为下一历史阶段的革命对象。1952年6月毛泽东批示中共中央统战部:“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⑯]可是民族资产阶级曾为中共昔日的盟友,所以随后进行的革命变通成了和平的“赎买”。在顺利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后,毛泽东又专门讲了我们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说好多国家怀疑中国是右了,好象不象十月革命。因为我们不是把资本家革掉,而是把资本家化掉。其实,最后把资产阶级化掉,如何可以说右呢?仍是十月革命。如果都照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做法,布匹没有,粮食没有,煤矿、电力各方面都没有了。全国资本家七十万户,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几百万,没有他们就不能够办报、搞科学、开工厂。有人说“右”了,就是要“右”,慢慢化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这个路线贯彻下来的。[⑰]毛泽东在这里说清楚了“两类矛盾说”的政策用意以及贯彻“这个路线”的阶级斗争大背景。

  

  二、

  

  1957年初,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直接背景,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出乎意料的顺利,只用一年多的工夫,这个关系亿万人民身家利害的大革命,就在农民及手工业者踊跃“入社”和资本家们“敲锣打鼓”之中完成了。它证明中共对资产阶级和平改造政策实在高明。这给毛泽东以巨大的鼓舞和自信。当然,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不可能完全风平浪静,各地也有一些负面问题的报告,毛泽东认为这些社会矛盾问题主要由于干部的官僚主义作祟,解决的办法靠整风。于是他力排众议,提倡“双百”方针,提倡人民内部的批评自我批评,乐观地期待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造成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利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到来。

  然而,事情起了变化。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话音刚落,整风“鸣放”中就冒出了对执政党刺耳的声音,有人甚至提出要和中共“轮流坐庄”,实行西方式的民主政治。继而一场有伤和气的反击在全国展开,是为反右派斗争。从和风细雨讲“内部矛盾”的春天,到疾风暴雨讲“敌我矛盾”的夏季,人们都说这是“大转弯”,可是对于了解中共党史的研究者来说,这里并没有什么弯子。1957年7月,在有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青岛会议上,毛泽东语带愤慨地说,历史上包下一批王八蛋,一路来敲锣打鼓,拥护了七年是假的……估计到他们随时有一部分会叛变,但历来都没有找到暴露他们的办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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