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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也扬:“两类矛盾”理论应该放弃

更新时间:2011-10-21 09:43:34
作者: 王也扬 (进入专栏)  

  现在找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加上整风,右派分子的头子就翘尾巴,反共反社会主义了。[⑱]他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宣称:“共产党看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时期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⑲]9月23日,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总书记邓小平做《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他说:“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条件之一是资产阶级接受我们的方针,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党的领导,否则就会转化为敌我矛盾。”“右派的进攻说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多数对于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还不心服。”“资产阶级反动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反右派斗争的事实证明“所有制的改变并不等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更不等于阶级斗争的熄灭。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并没有结束,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重新尖锐化。”[⑳]毛泽东在全会上说,人民内部包括三个阶级: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阶级矛盾存在这三部分人之中,这个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矛盾,也是阶级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所有制解决了,政治思想上还没有解决。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裕中农中的一部分人不服,此前没有完全看清楚。那时对阶级斗争强调得不够,因为他们表现服服帖帖;现在他们又造反,所以又要强调。[21]毛泽东最后总结道,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国内基本矛盾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现在看来是非常正确的。他重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22] 而建国后他就强调的“纲举目张”[23]的说法,就是抓社会主要矛盾的意思。

  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除了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问题情况更加复杂和严重。可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和中国化所遇到的最突出,也是最困难的问题。我们知道,在马、恩原来设想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军对决的阶级斗争中,“小资”是一个不断分化、消亡的阶级,其并不占有重要位置。恰恰是列宁主义,把小资产阶级问题提到了论述的核心。当然,这与马克思主义被移植到落后国家的历史命运直接相关。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列宁说:“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不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殊死的战争,不进行需要坚持不懈、纪律严明、坚忍不拔和意志统一的战争,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24]这段语气强烈的话,再清楚不过地说明:小资产阶级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对象之一。[25]列宁继而说到这种阶级斗争的特点:“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战胜集中的大资产阶级,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26]

  与俄国相比,中国的经济及社会分化更落后,小资产阶级问题也更严重。首先它人数众多,占了人民内部的“绝大部分”,有形容如“汪洋大海”。其次它既是革命的主要联合对象,又与无产阶级“两条心”,且“最容易变”。(毛泽东语)更要命的是,中共“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 [27]。通过研读列宁的书,毛泽东认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属于一个范畴”,在思想上实质是一家。[28]早在延安时代,他就指出,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我们“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29] 这就是说:“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反动起来也很厉害。”[30]这种革命与反革命的最后分界在哪里呢?在于立场,在于“对待革命的态度”。“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31]决定立场和态度的是政治思想。所以“思想改造”是中共自建党就十分重视的课题,而“思想斗争中发现反革命”(毛泽东语)则为党内斗争的一种常见模式,由于它说到底属于“你死我活”的阶级矛盾问题,使得这种斗争历来表现得十分严酷。建国后毛泽东仍警告党内:“一切犯有思想上和政治上错误的共产党员,在他们受到批评的时候,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这里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一条是改正错误,做一个好的党员;一条是堕落下去,甚至跌入反革命的泥坑。这后一条路是确实存在的,反革命分子可能正在那里招手呢!”[32]其依据亦即列宁主义关于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殊死的战争”的理论。

  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一个看上去颇有新意的观点,说我国社会还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一个剥削阶级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加上资产阶级右派;另一个是右派以外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就是资本家、知识分子、民主党派里头的大多数。研究者一般认为,毛泽东重新肯定国内还存在两个完整意义的剥削阶级,特别是把知识分子划入民族资产阶级,这是他晚年犯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理论误区。

  毛泽东何以要把剥削阶级分作两个呢?在随后的武汉会议上,他说得很清楚,第一个剥削阶级是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右派,即没有改造过来的地、富、反、坏、右,他们是坚决反共的,是今天的蒋介石、国民党;另一个剥削阶级是右派以外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是中间分子,又反共又不反共,看谁力量大就跟谁走。这些人对共产党是两条心,半心半意的。要团结一个剥削阶级,孤立打倒另一个剥削阶级,即团结中间,孤立右派。[33]原来,所谓两个剥削阶级,是根据人们政治态度的不同来划分的。这是毛泽东曾经用过的对敌斗争策略,其与当年把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国民党与作为中间阶级的民族资产阶级相区别的政策完全出于一辙,这也正是他构建“两类矛盾说”的理论框架。在反右派斗争之后,毛泽东提出“两个剥削阶级说”,是想给“人民内部矛盾”作一重新区划,从而继续把他的对敌斗争策略思想贯彻下去。“团结一个剥削阶级”的目的,正是为了“孤立打倒另一个剥削阶级”。

  

  三、

  

  当政治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成为继续推进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课题,“两类矛盾说”的操作要领,便转向了如何拿捏矛盾性质的转化。前已述及,在列宁主义的策略思想中,关于“转化”的学说,是其亮点所在。判断“转化”的时机,首先取决于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其次就要象厨师掌握“火候”一样,只能凭操作者的经验感觉了。即便如“两类矛盾说”本身,在阶级斗争的大前提下,它既可以作为鼓励“百花齐放”的方针,也可以视作“引蛇出洞”的工具,翻覆之间,则由领袖人物的意志掌控。反右派斗争之后,一些曾被动员“帮助党整风”,却终于落网的知识分子对毛泽东的“阳谋”说耿耿于怀,殊不知作为阶级斗争的策略,其亦非为毛的独家创造,且怎么说都有道理。

  当年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说法完全一致: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的敌我矛盾,关键仍在于有关人们的政治态度,就是所谓对社会主义改造和中共的领导“心服”与否的问题。态度问题也即思想问题。俗话说,人心隔肚皮,人心叵测。阶级斗争一旦进入到这一层面,就变得不像唯物史观所阐述的那样有实在的物质可据了,其不确定性大大增加。面对社会上特别是革命队伍内部的大量的思想言论问题,如何划限定性,以挖出敌人,难度可想而知。

  思想的外壳是语言文字,其又分为私下(如私信、日记)的与公开的。前者少掩饰,政治立场比较暴露,从中可以发现反革命(中共在历次内部“肃反”中,都特别注意私信、日记等不公开思想载体,屡有斩获,后来逮住“胡风反革命集团”也功归于此);而对于后者,即公开发表的语言文字,则需要一种“嗅觉”。在反右派斗争后,《文艺报》推出“对《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及其他反党文章的再批判”特辑,毛泽东在编者按中说,这些文章“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鼻子灵的一眼就能识破,其他的人往往受骗。”[34]《野百合花》的作者王实味、《三八节有感》的作者丁玲等人,都是中共早期党员,他们的文章发表在延安时期中共机关报《解放日报》,内含对革命队伍中某些问题的批评意见,并无赤裸裸的反革命言论,当年分析、定性这些文章,据说也主要看其批评的“用心”是善意还是恶意。善意的批评是“和风细雨”式的;恶意的批评则是“冷嘲暗箭”式的(如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将延安生活中首长吃小灶和穿斜纹布衣服诬蔑为“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便是典型)。然而仅凭一篇文章或一通讲话,仅凭其遣词用语所表现出来的情感差异,就判定一个人的所谓善恶用心与“矛盾性质”,是极不可靠,甚至是很荒唐的。后来历史事实证明,王实味、丁玲等人都是忠诚的共产党员,他们在写作时或因思想一念之差,或因情感一时冲动,出言不慎便铸大错,遂被当作“敌人”,断送一生。此外,对文字作品做出“定性”的一方,其思想情感的变化,往往也可以左右判断,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如1956年青年作家王蒙发表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被人指责有攻击党的嫌疑,毛泽东知道后却不以为然,他认为王的作品反对官僚主义,应该受到支持。可是在反右派斗争中,毛泽东的思想情感“发生了变化”,他再也无心过问那位被划成“右派分子”、遣送新疆劳动改造的王蒙了。[35]

  在反右派斗争中,为了解决敌我难辨,毛泽东临时制订出区别“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标准”(这一内容后来补充进了公开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文章中),“六条标准”即:“(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36]应该说,“六条标准”概括的相当全面,政治上也条条重要,但最大的缺陷是只有一般的原则,而无具体的解释,操作起来没有确凿可断的衡量标准,这就为“上纲上线”的做法提供了大量空间。在以往中共党内斗争中,“上纲上线”虽能使人提高认识,“触及灵魂”,亦即所谓思想批判从严,可是用它来做组织处理的依据,就往往要搞错。于是“六条标准”越全面,其笼罩的社会生活内容就越广大,其造成的结果就越带悲剧性——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据不完全统计,被错误地打成“右派分子”的人超过了当时全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十分之一。

  列宁在论述同小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时,强调其“自发”倾向、个人主义等思想腐蚀,可以导致“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反右派斗争中,个人主义是被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源来挖掘的。丁玲在被划为右派分子后写给上级的“思想汇报”中说:“目中无人,心中无党,一切只有‘我’……尽管党再三警告,我却不知悬崖勒马。真所谓飞蛾扑火,至死方休,不放弃‘我’就不能有所觉悟,阶级斗争的规律,就是这样残酷和无情的!”[37]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更提出“要斗私批修”[38],(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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