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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开林:枉抛心力作哲人

——金岳霖是一个难解的谜

更新时间:2011-10-19 13:17:11
作者: 王开林  

  

  在世间俗众看来,无论是谁,不管他具有多么出类拔萃的才智,想做个绞尽脑汁的哲学家都是相当冒险的事情。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岂止发笑,他老人家还会大发雷霆。许多显着的事实提醒凡夫俗子,哲学家是那种惨遭天谴的人,且不说黑暗时代他们的思想言论很可能招致杀身之祸,和平时期他们也同样会陷入精神孤绝的境地。孑然一身,无所依傍,从古至今,这样的哲人不知凡几。古希腊哲学家斯多噶早就宣称(用的是看破红尘的口气):“我认识的人越多,就越喜欢狗。”哲学家被誉为“理性王国的选帝侯”,但他们的理智并非坚如磐石,倾覆的险象令人惊诧。尼采自称为太阳,他当街抱住受虐的老马,涕泪滂沱,呼之为“我苦难的兄弟”,这早已是深入人心的故事。尽管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早已向世人炫示哲学家超迈的经济头脑,不用则已,一用就灵,他在歉年以低价购入榨制橄榄油的工具,在丰年高价卖出它们,着实赚了个瓢满钵溢,但在世间俗众牢不可破的成见中,哲学家一直是“家徒四壁”、“釜底生尘”这类成语的形象代言人。芸芸众生对哲学家的误读和误解由来久矣,某些传记作家变本加厉,竭尽所能将哲学家描绘成严肃、刻板、多疑、冷漠的老学究,既不解风情,又不懂幽默。这就不免令人感叹唏嘘,像鲍斯威尔(《约翰生传》的作者)那样手握生花妙笔而又忠心耿耿的传记作家确实太过于奇缺了。

  事实只有一个,究竟如何?经得起推敲的观点是:个体的差异之大,不可以道里计。

  就拿中国现代哲学家金岳霖来说吧,他的某些行为确实合乎哲人的规范,但也有不少表现逾越了世俗的臆想,令人生出无穷的兴味。

  

  一、不失其赤子之心

  

  有的人城府幽深,门禁森严,大门之内还有二门,二门之内还有三门,三门之内还有四门,金岳霖却是非常单纯的学者。他不功利,也不势利,性情之活泼超过孩童。

  辛亥革命时,少年金岳霖兴冲冲地剪掉了辫子,他意犹未尽,又仿照崔颢的《黄鹤楼》作了一首打油诗:“辫子已随前清去,此地空余和尚头。辫子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光溜溜。”一时间播于众口,传为笑谈。他的幽默感冒出了尖尖的雨前新芽。

  1922年夏,由蔡元培、胡适、王宠惠、汤尔和等十余位国内文化名流发起关于“好政府”的讨论,此时金岳霖仍在欧洲深造,应约从外围参与“友情演出”。他在北京《晨报》上发表的长文《优秀分子与今日的社会》打的是“擦边球”,讲的是自家话,至今读来,仍然妙趣横生。文中,金岳霖希望知识分子能够成为“独立进款”的人,“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他希望知识分子不要做官,“不做政客,不把官当成职业,……独立过自己的生活”。当年,知识精英中既能独立进款又能洁身自好的人还是很多的,官本位尚未占据俯视一切的绝对优势。

  金岳霖与陈岱孙经常住在清华学务处。有一回,梅贻琦校长南下出差,委托法学院长陈岱孙代理校务。某天,金岳霖下急,发现手纸阙如,他无心去找,或许想开个玩笑,便给陈岱孙写了一张求救的纸条:“伏以台端坐镇,校长无此顾之忧,留守得人,同事感追随之便。兹有求者,我没有黄草纸了。请赐一张,交由刘顺带到厕所,鄙人到那里坐殿去也。”什么是魏晋名士的派头?这就是了。区区俗事,也可捯饬得风雅绝伦。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学界流行“清华三荪”之说,叶企荪是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和物理系主任,陈岱孙是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和经济系主任,金龙荪(金岳霖字龙荪)一度出任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他们的共同点是:均为清华的实力派人物,而且三人终身未娶。到了西南联大,教授中快乐的单身汉就更多了,杨振声作过一篇《释鳏》的游戏文章,专门打趣他们,在师生间广为传阅。金岳霖无儿无女,管他叫“金爸”的小孩子其数目倒是不少于一串葡萄,他喜欢搜罗大个头的水果,比如雪花梨、苹果、橙、柚、石榴,将它们陈列在书案上,或拿去跟孩子们比赛,这种较量往往不止一个回合。他颇有独孤求败的气度,输了比赢了更开心,他的初衷正是让小朋友获得战利品。至于他放在书房里的“水果状元”,那就只有得意门生才能幸运获得奖赏了。

  金岳霖对中国的大种鸡如数家珍,山东的寿光鸡,江北的狼山鸡,湖南的桃源鸡,上海的浦东鸡,还有引进种的波罗门鸡,他都喜欢。金岳霖买过专供玩乐的大黑狼山鸡,还饲养过大斗鸡。房屋的一隅摆着许多蛐蛐罐,只为在寂静的夜晚倾听它们“瞿瞿”有声的奏鸣曲,为平淡无奇的日子增添一点生活情趣。吃饭时,大斗鸡堂而皇之地伸长脖颈啄食餐桌上的饭菜,他不驱不赶,安之若素,待斗鸡如家人。这与《世说新语》中阮氏兄弟与猪崽共用大瓮饮酒有得一拼。

  多年后,冯友兰在《怀念金岳霖先生》一文中写道:“金先生的风度很像魏晋大玄学家嵇康。嵇康的特点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天真烂漫,率性而行;思想清楚,逻辑性强;欣赏艺术,审美感高。……金先生的着作,我们可以继续研究,金先生的风度是不能再见了。”

  金岳霖长期遵守上午不见客和不干其他事务的规矩,集中精力读书写字,构思时,他静坐冥想,仿佛老僧入定,红尘俗务不复萦怀。有一次,别人都如惊弓之鸟,跑空袭警报去了,他却浑然未觉,在宿舍里岿然不动。待警报解除后,大家奔回废墟寻人,竟发现他提笔而立,呆若木鸡,“生命介乎几几乎无幸而免之间”。至于每天下午,金岳霖的安排就大不相同了,他喜欢会客访友,他曾在回忆文章中坦言:“我的生活差不多完全是朋友间的生活。”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金岳霖居住在北平北总布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长方形的客厅颇为敞亮,北墙八架书,英文着作居多。院子不大,但并不缺少种花的余地,一株硕大的姚黄(名贵牡丹)便是主角。金岳霖弄了个“星期六碰头会”,前来茶叙的常客、稀客和生客身份混杂,三教九流互无妨嫌,或有不速之客闻风而至,慕名而来,燕大的女学生韩素音就曾在金家客厅里找到一个舒服的位置。当然,学界的朋友居多,梁思成、林徽因、张奚若、徐志摩、陈岱孙、钱端升、周培源、邓以蛰、陶孟和、美国的坎南和费正清、英国的瑞洽慈,个个娴于辞令。此外,梨园名角和斗蛐蛐的高手也能在这儿觅得用武之地。咖啡、红茶、水果、冰淇淋一应俱全,留下的客人还可享受金岳霖的“御厨”汪师傅精心烹制的西餐,金宅因此被众人谑称为“湖南饭店”。在这个名流荟萃的沙龙里,他们很少谈论政治,顶多聊一聊南京方面的人事安排,也不怎么谈论哲学,倒是谈论建筑、欣赏字画的时候居多。“火炉一砌,老朋友的画就挂上了”,邓以蛰是金岳霖的朋友中最风雅的一位,他藏画颇丰,往往能够让大家一饱眼福。

  当时,金岳霖与梁思成、林徽因毗邻而居,他想打趣一下两位好友,于是捕捉灵感,创作了一副嵌姓联:“梁上君子,林下美人。”被称为“梁上君子”,梁思成欣然接受,他说:“我就是要做‘梁上君子’,不然我怎么能打开一条新的研究道路,岂不还是纸上谈兵吗?”林徽因的反应却大不一样,她丝毫也不领情:“真讨厌,什么美人不美人,好像一个女人没有什么可做似的。我还有好些事要做呢!”金岳霖听了这句顶嘴话,立刻拊掌点头。

  诚然,奇人必有怪貌。金岳霖的左眼近视800度,右眼近视700度,近视犹自可,他还是青光眼,美国的医院也未能治愈他的眼疾。青光眼很要命,常常犯重影,马路上一辆汽车开过来,顿时变成七八辆,不知哪一辆才是真的。他的眼睛特别怕光,长年戴着眼罩和大檐帽,连上课也照样戴着。他的眼镜片,左右不一样,一边是白的,一边是黑的,乍看去,着实令人大吃一惊。

  金岳霖讲课,经常不带书本,不带讲稿,只带一支粉笔进课堂,整堂课上完了,黑板上仍不着一字。学生最惬意的事情是在形而上学课程中听金岳霖讲宇宙洪流,他“手挥五弦,目送飞鸿”,沉醉在超形脱象、浑然忘我的玄思中,学生也仿佛“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尽得哲学的超妙乐趣。逻辑是西南联大文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在大教室听讲,下面总是座无虚席。金先生上课喜欢提问,西南联大没有点名册,那么多学生,他不可能都叫得出名字来,于是他另出奇招:“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将令一下,所有穿红衣的女同学都感到既兴奋又紧张,还很光荣。

  很少有哲学教授像金岳霖那样喜欢看英文小说,从狄更斯到奥斯丁,广泛涉猎,《福尔摩斯探案集》和《江湖奇侠传》也曾博得他的青眼枉顾。在联大的教授中,沈从文是个热心肠,他时不时会邀请好友去给少数爱好文学的青年弟子支支招。有一次,金岳霖也被拉去“示众”。他的讲题是《小说和哲学》。大家很期待金先生讲出一番精深的道理来。不料他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纳闷,问他:“《红楼梦》算不算一个例外?”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突然停顿下来,对大家说:“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一只跳蚤,捏在手指间看看,那神情比名捕逮住钦犯还要得意。金岳霖的魏晋名士之风,让学生不得不心服口服。

  1943年,金岳霖赴美讲学,他突发奇想,此行可去找年轻时的朋友、富豪李国钦募集十万美金,购买大批维生素回国,以补西南联大教授和学生的营养不良。当时,十万美元是大数目,金岳霖与李国钦虽有桑梓之情,交谊并不深厚。他承认自己有点异想天开,但他还是找上门去开了金口,李国钦付之一笑,客客气气地请他到乡间别墅去吃了一顿西餐。

  钱端升教授的夫人陈公蕙有一句话说得既有趣又到位:“那个老金呀,早年的事情是近代史,现在的事情是古代史。”很难说金岳霖的记性不好,昆明大观楼的长联他可以倒背如流,八十多岁时,仍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出来。可无法解释的是,从三十多岁开始,金岳霖就惊奇地发现偶尔会忘记自己的姓名。有一次,金岳霖给老朋友陶孟和打电话。电话号码他记得清清楚楚,是“东局56”。电话接通后,陶家的佣人问道:“您哪儿?”金岳霖忘记了,答不上来,就说:“你别管我是谁,找陶先生说话就行了。”不料那个佣人特别较真,不报上姓名就不肯通融。金岳霖请求了两三次也不行,只好转过身来问自己的车夫王喜。万不料王喜也说不知道。金岳霖急了,问他:“你没听见人说过?”王喜这才回过神来,报出答案:“只听见人家叫金博士。”一个“金”字点醒了金岳霖,他又恍然记起了自己的名字。金岳霖曾以诙谐的语气对冰心说:“我这个人真是老了,我的记性坏到了‘忘我’的地步!有一次我出门访友,到人家门口按了铃,这家的女工出来开门,问我‘贵姓’。我忽然忘了我‘贵姓’了。我说请你等一会儿,我去问我的司机同志我‘贵姓’,弄得那位女工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来!”有人告诉他一件更玄的事情:潘梓年在重庆一个签名的场合,突然记不起自己的姓名。旁边有人提醒他姓潘,可光一个姓还不够。潘梓年又大声问:“阿里个潘呀?”意思是说潘什么呀,他还是记不起名字来。金岳霖先生听说此事后,才知天下“忘我”者并非绝无仅有,另有高人驾乎其上,因此大为释然。

  金岳霖是那种“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仁厚长者,视门生如家人,如子侄,还不足以形容他对学生的爱护和包容。有一次,他给周礼全讲解自己的哲学理论,反复阐释,周礼全仍认为这个理论太晦涩,不够清晰。金岳霖生气地说:“你这个人的思想怎么这样顽固!”周礼全不假思索,当即顶撞:“不是我思想顽固,是您思想糊涂!”金岳霖闻言大怒,脸都涨红了。周礼全对当时的情形是这样描述的:“他从椅子上站起来,两只手撑在面前的书桌上,身体前倾,两眼盯着我。这时我感到自己太失礼了。但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只得低着头静候老师的训斥。他盯了我一阵之后,一边口中喃喃地说‘我思想糊涂,我思想糊涂’,一边慢慢地坐回椅子上。”这当然不是孤例,沈有鼎曾当众说恩师看不懂果德尔的新书,换了谁都会气恼,金岳霖却只是“哦哦”两声,“那就算了”。长者雅量,常人莫及。

  金岳霖对所有的学生都很亲切。有的弟子多年后去拜望他,自叹老大无成,金先生宽慰弟子的方式是清唱一段京戏《满江红》,“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为其卸下沉重的思想包袱。

  五十年代初,清华大学请马列专家艾思奇作报告,报告会由金岳霖主持。艾思奇的开场白火药味充足,他说:我们讲辩证法,必须反对形式逻辑,形式逻辑是形而上学,我们要与形式逻辑作坚决的斗争。这是当时苏联的观点,艾思奇只是转述,并无发明。临到总结时,金岳霖以诙谐的语气总结道:“我早就听说艾思奇同志坚决反对形式逻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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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学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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