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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社论:为文化发展创造宽松体制环境

更新时间:2011-10-19 11:40:40
作者: 南都社论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六中全会昨日闭幕,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有分析认为,这是自2007年十七大以来首次将“文化命题”作为中央全会的议题;也是继1996年十四届六中全会讨论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问题之后,中共决策层再一次集中探讨文化课题,其战略部署和政治意义备受关注。

  文化,文明,这样的字眼可以说从未远离人们的口头与笔端,中国人对于文化崛起的向往与追求,不亚于其在经济、政治领域的情怀。文以载道,文化从来都被寄托了更深更远的图腾意义。尤其是植根于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的言说背景中,在经济改革遭遇瓶颈、亟须寻找突围路径之时,蓦然回首,文化领域所经历和遭遇的种种,会否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思路拓展?即便是以惯常的解释逻辑观之,经济崛起并且试图维持这种崛起的过程中,文化领域的作为将不仅仅是辅助的佐证,必须扮演相辅相成的角色。

  此次会议高规格、密集讨论文化体制改革,之所以被外界寄予颇多期待,乃源于人们对公共议题设置的一般逻辑自有其掌故,执政高层对于文化领域发展长期滞后的认知,从一定程度上将主导并决定文化体制改革的纵深剖面。但其实这一现象本身就折射着文化体制长期以来的制度病灶——— 在经济领域早已被认清的某些计划式管理模式和思路,一直以来都并未从文化领域退场,而且还在某些时候被进一步固化和加强。即便是呼之欲出的文化体制改革序幕,人们也还是习惯由行政的力量出面拉开,起码定个调子。长期束缚和压抑文化事业发展的那一套陈旧的管理机制,是到了改一改的时候,而且是大改,这份庙堂与江湖的难得共识将作为改革的逻辑起点。在此言说基础之上的自然展开,便更容易触及并寻到文化生发与再造的核心要义。

  将文化体制改革进行文件单列呈现,有别于以往综合报告简单而固定的篇幅,人们当然希望能从新文本中读出更多实际的指向。但庞杂而具体的文化事业,即便是在集中表述的文件中,依然无法做到事无巨细。文化改革究竟怎么改?一言以蔽之,就是要革除那些长期束缚文化事业大发展的制度羁绊,将陈旧的管理思路与管理方式进行大刀阔斧的剔除。毋庸讳言,长期以来,文化事业的发展跟不上经济改革的步子,所需要直面的也恰是管理体制的问题。《公报》言辞明确地表示要“加快构建有利于文化发展的体制和机制”,便从一个侧面说明,目前在文化领域运转的体制机制存在不利于文化发展的弊病,而且要改就必须讲求速度,“改革在与时间赛跑”的问题不会独独遗漏文化层面。

  需要特别厘清或者研判的一组概念在于,于文化而言,究竟是该更多侧重人为建设,还是更多偏向自我的生发。我们认为,只有自由生发而产生出的文化,才具备足够顽强的生命力,甚至是起码的存在价值。人们在建设层面的努力所能够给予的,必须限制在环境培育与土壤优化的范畴之内,这也是改革管理思路与模式的题中之义。该管什么,绝不管什么,不是简单的权限争夺,它将涉及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也只有在这一过程中,才能真正体会“更大程度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和要素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内在所指。

  文化体制的改革,绝不可能孤立地完成,必须依托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同步推进。尽量避免并最终告别行政权柄对文化内容的越界干涉,要把文化体制改革根植于社会管理创新的范畴中,改变并最终告别“大政府、小社会”的旧有治理格局。更多地把辨别和选择的权利交还给民众,在多元文化自由发展的前提之下,相信每一个人所具备的基本判断能力,并要学会尊重这些判断。

  《公报》中说,文化引领时代风气之先,是最需要创新的领域。正是因为这一点,才尤其需要在文化领域倡导并最终建立“宽厚、宽容和宽松”的管理思路,充分发挥市场在其间的配置作用。革除旧有弊病的前提是有勇气与现有利益进行切割,将文化资源的整合与运作交还给有志于此的所有平等主体。有远见的改革,一定包含着对新生事物的宽容与宽厚,脸谱化地唱衰从来都无助于发展中的改变,这无须反复申明,因为它本就是常识。大刀阔斧地推开文化体制改革,就意味着不仅要补欠账,而且要有勇气推陈出新、先走一步,为其他领域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探索路径、积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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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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