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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耳:辛亥百年:民主的传入与尚未成功

更新时间:2011-10-16 11:37:22
作者: 重耳  

  

  今天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日。众所周知,辛亥革命有三大目标:推翻满清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从一百年后的今天看,第一和第三个已基本实现,唯剩下第二个目标在中国大陆地区至今尚未达成。因此,从当下视角出发,弄清楚民主怎么成了辛亥革命的诉求以及为什么百年不能成功,就应该是我们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最重要的一个时代主题。

  

  一、民主传入中国与逐步走红

  

  1、民主是个泊来品

  

  不管民主是个好东西还是个坏东西,有一点是肯定的:民主不是中国的土产。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华夏大地从未有过民主的概念、思想、制度。在中国内部,从思想到制度,做主的从来都是帝王和官僚,民始终是被治理的对象。即使儒家倡导“民惟邦本,本固君宁”,以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所谓“民本思想”,那也是把民当作国家的兵源、税源,无民则无兵无钱,自然国家危矣、帝王危矣,根本不可能把民(士、农、工、商)当作国家主人,当作帝王官僚的权力来源。现代民主的原产地是古代欧洲的希腊。由于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以雅典为代表的一批城邦国家形成了领导人由公民投票选举产生的民主制度。随后的两千多年西欧国家被大大小小的帝国、王国所统治,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完全不见了踪影。但是,民主作为一种思想却一直不绝如缕。尤其是以弘扬古希腊文化为号召的文艺复兴运动兴起后,民主思想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到了17、18世纪,英国、荷兰、法国、美国等国家开始践行古希腊的民主思想,并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加以创新、充实,逐步产生了今天的、以代议制为特点的现代民主制度。

  

  这种百分百洋货的民主怎么会来到中国的呢?那要从鸦片战争说起。鸦片战争之前再英明、睿智的中国人也不了解西方世界,更不用说喜欢、认可西方世界的思想、制度了。那时西方就是蛮夷,是未开化的野蛮之地。但是鸦片战争开始改变了中国人对西方的看法。首先是一批与英国人直接打交道的官员、文人对西方有了更多的了解,发现这群“蛮夷”有他们自己的文化、文明,也有他们的长处。于是魏源就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意见。当然,在19世纪50年代有这样看法的中国人屈指可数,也不是社会的主流意见。但是随着五口通商后西方人、西方文化的更多涌进中国,在一小批先进的中国人中对蛮夷的看法有了更大的改变。这批人的主要代表是王韬、郑观应、冯桂芳、徐继畲、马建忠。

  

  王韬是江苏苏州人。19世纪50年代在上海接触到了教会,开始了解西方。60年代他游历英法多年,对西方社会有了直接的了解,这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是绝无仅有。1870年他定居香港,1874年创办《循环日报》,鼓吹变法。王韬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废除封建专制、建立“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制。

  

  郑观应是广东中山人,早年到上海洋行学生意,后在商海不断提升,参与创办著名的太古轮船公司,投资过轮船招商局等等企业,算得上是一个大买办商人。与洋人多年直接打交道,使郑观应对西方有了更多的了解。1880年他写成了《易言》一书,鼓吹君主立宪。1894年他又完成了著名的《盛世危言》,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强国富民思想,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明确提出了中国必须尽早实行君主立宪的民主制度。

  

  冯桂芬也是苏州人。他在李鸿章的幕府工作多年,虽然没有直接与洋人打交道,但长期在上海、苏州一带活动,对洋人的世界也有许多了解。冯桂芬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君主立宪、实行民主的意见,但他强调了对洋人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技术的全面学习,提出了“惟善是从”的口号。由于他的李鸿章幕僚身份,这些思想在官方内部产生了很大影响,直接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开展。

  

  马建忠,江苏镇江人。1853年在上海进入教会学校,后成为耶稣会的修士。1870年进入李鸿章幕府,1876年被清政府派往法国留学并担任大使郭嵩焘的翻译。马建忠1895年出版了《适可斋记言记行》一书,书中在提出学习西方、富国强兵的建议同时,也强调了学习西方民主制度的重要性。

  

  徐继畲是中国最早传播民主思想五人中最神奇的一位。前面的四人都是文人、幕僚,徐继畲本人却是清朝的一位高官,担任过福建巡抚。1842年道光皇帝召见他,向他了解洋人情况,发现徐继畲对外面的世界很清楚,于是命他写书进呈。徐继畲二年后写成《瀛环考略》,系统介绍了洋人世界的情况。1866年总理衙门重刻此书(当时已叫《瀛环志略》),成为当时国人的外国史教材,据说康有为就是读了此书才知道洋人世界如此厉害,萌发了变法的念头。就是在《瀛环志略》中徐继畲向中国人正面介绍了洋人的民主制度。身为清朝封疆大吏,徐继畲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民主思想和制度,并且正面肯定、呼吁在中国实行的人,真是匪夷所思!

  

  如果说上述王、郑、冯、徐、马五人首倡民主还只是民间、幕僚、个别高官的个别声音的话,紧随他们之后的薛福成、黄遵宪、郭嵩焘等中国第一批外交官就开始在官僚体制内发声传播民主了。

  

  薛福成是江苏无锡人,曾担任曾国藩、李鸿章的幕僚。1890年起先后担任大清国驻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大使。出使欧洲期间薛福成访问了欧洲许多国家,对它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进行了广泛的考察,认为欧洲国家富强已超过中国百倍,中国要迎头赶上,就要效法这些国家,政治上实行君主立宪的民主制度,经济上大力发展机器工业。

  

  黄遵宪,广东梅县人,是中国最早的职业外交家之一。1876年考中举人后即出使日本,随后担任过旧金山总领事,随薛福成出使英国,担任新加坡总领事。1887年,他根据自己出使日本的见闻写成《日本国志》一书,第一次向国人介绍了人权、民主等思想与制度。

  

  郭嵩焘,湖南湘阴人,湘军的创始人之一,曾官至署理广东巡抚。1876年出使英国,后又兼任驻法国公使。郭嵩焘把在欧洲的经历写成了《使西纪程》一书,书中竭力称赞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认为中国应该认真研究、学习。

  

  以上八人通常被当作洋务派的智囊或思想家,他们在“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朝野共识的大背景下,进一步提出了学习、借鉴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议,这在当时的的确确是“极少数、极少数”的声音。但是,这个弱小的声音却在不久后的戊戌变法中变成了朝廷的政策和政治实践,成为变法的重要内容。

  

  2、民主成了“好东西”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这场战争彻底改变了大清王朝的国运,也让刚刚传入中国不久的“洋货”民主交上了好运。本来,镇压了太平天国的内乱,发动洋务运动建立了自己的近代工业,打造了一支堪称亚洲第一的陆海军,满清朝廷有理由认为渡过了内外危机,实现了“同治中兴”——当年的大国崛起。谁料甲午一战,老大帝国竟然败给“蕞尔小国”日本。朝野上下一阵反思,认定是日本变法成功,建立了“民主制度”——君主立宪,中国要想真强大,就必须改革、变法,也建立君主立宪。这一席卷当时的思潮终于触发了戊戌变法。 1898年,光绪皇帝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辅佐下下诏变法。在一口气推出的几十条变法举措中,虽然没有明确实行君主立宪,但在康有为的计划里变法就是要实行日本式或德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度。戊戌变法的内容和影响已是历史常识,本文无需赘述。但从“中国民主发展史”角度看戊戌变法,会让我们对这场失败的改革有一些新的发现,这就是官方第一次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民主,并且或多或少地试图建立君主立宪式的民主制度。

  

  康梁在鼓吹变法的过程中,一直不遗余力地宣传民主理念(虽然主要是宣传君主立宪),以致民主渐渐为朝廷所认同。到了康梁进入体制内,辅佐光绪皇帝组织实施变法,民主制度开始为官方中的部分人士所接受。当然,戊戌变法没有明确提出建立君主立宪制度,但大家都不否认,照着变法的路子走下去,必定是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制。也是因为官方对民主的某种肯定,民主在当时的中国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正面的思想和制度,尽管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但民主的影响力却更大了,从一种个别人在私人笔记、书籍中推崇的观念、思想,变成了政治制度的一种选择。戊戌变法之后不久,官方的主流意见渐渐倾向于肯定民主,并信誓旦旦要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

  

  满清王朝在镇压了戊戌变法后先转向支持义和团运动,发动对外战争,结果一败涂地,签订了更加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在统治的合法性进一步削弱之际,满清政府决定逐步建立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以争取人民特别是士绅阶层的支持,并以此削弱革命党的影响力。1905年,日本与沙皇俄国在我国东北发生战争,结果日本获胜。这场规模并不大的两个外国之间的战争在中国却产生了出人意料的结果。素有北方清议之名的《大公报》在日俄战争结束后立刻刊载文章称:“此战诚为创举,不知日立宪国也,俄专制国也,专制国与立宪国战,立宪国无不胜,专制国无不败。”两个侵略者的“狗咬狗”却让中国明白了民主强大、专制衰落的结论。于是,清政府决定“预备立宪”。当年7月16日清政府决定派五位大臣出国考察宪政。1906年夏五大臣先后回国,向清政府提出了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主张,认为“立宪利于君,利于民,不利于官”。先前视为洪水猛兽的民主制度成了大清王朝的强国之道、维稳之道。当年8月,清政府颁布仿行立宪的诏书。1908年8月清政府颁布了《钦定立宪大纲》,提出以9年为预备期,9年后正式颁行宪法。1911年因为辛亥革命爆发,又把预备期缩短为5年。但是,未及立宪,1912年清政府已经垮台,因此,官方的推进民主制度的计划终于只是“未及实行”,到了也不过是“预备立宪”。而如果从真实的动机和行为看,清政府的预备实行民主很多人认为不过是缓解统治危机的权谋之计,压根儿没打算真正实行,说到底不过是个假计划。

  

  

  二、民主成为革命党的革命目标

  

  在官方真真假假接受、推行民主制度的同时,民间的革命党却真实地高举起了民主的大旗,并以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为他们奋斗的目标。1894年注定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那一年甲午战争中中国被打败,于是官方开始接受民主改革。也是那一年,孙中山在美国夏威夷组建第一个革命党组织兴中会,纲领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合众政府”,明确提出了革命的目的是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建同盟会,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继续坚持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的目标。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1月9日湖北军政府即颁布了同盟会领导人宋教仁起草的《鄂州约法》,明确规定了湖北军政府实行民主制度。《鄂州约法》也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告成立,根据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的成立标志着民主制度第一次被宣布为中国的国家制度。从鸦片战争西风渐入以来,历经70年,民主从思想家传播的思想、观念,继而变为政治家追求、设定的目标,最终成为中国合法的政治制度(虽然名不副实)。而这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对中华民族所作出的最伟大的贡献。

  

  民间的民主推进除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外,还有一大批立宪派人士在践行。

  

  立宪派是清政府1905年“预备立宪”后形成的一个政治派别,在国内主要是一小部分的开明士绅,像末代状元张謇,湖北咨议局局长汤化龙等。在海外则是以梁启超为首的部分维新派人士。立宪派既反对废除君主,又反对专制独裁,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式的民主制度。立宪派为推进中国的民主制度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首先,虽然他们反对革命,反对废除君主,强调“保皇”,但他们并不反对在中国实行民主制度,只不过主张君主立宪,建立英国、日本式的民主制度。戊戌变法失败后到辛亥革命这十多年里立宪派在推动君主立宪式的民主制度方面做了大量的宣传、组织工作。由于他们的言行比较温和,民主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第二,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能够迅速成功,立宪派的支持、参与功不可没。当时宣布独立的13个省份里,立宪派参与其事的一个不少。就连首义之城武汉,革命党的军政府能够迅速稳定局势、站稳脚跟也是和立宪派的支持、加入并且最终参与领导分不开的。因此,辛亥革命成功的“军功章”上也有立宪派的一个部分。

  

  

  三、辛亥革命后民主在中国命运大逆转

  

  1,民主制度在中国虽经百年尚未成功

  

  但是,辛亥革命所开创的民主制度在当时毕竟没有成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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