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郑佳明:历史热与历史观——写给辛亥革命一百年

更新时间:2011-10-14 11:00:01
作者: 郑佳明 (进入专栏)  

  

  我谈一点看法,十年前,2001年,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的时候,我带着长沙电视台的人一起做了一部片子,叫《走向共和》。《走向共和》播出了以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个戏后来被停掉,这里面的是是非非我们今天不去讨论。我当时写了一篇东西,这篇东西的题目叫做《思考大变局,诘问历史观》,这篇东西没有发表。我是想说,大的变局到来的时候,我们要我们应该有一些总体性的思考,对历史而言,应该有历史观的思考。我刚才讲到章开沅先生说,要前后三百年来看辛亥革命,这样一种大的视野,他其实要求我们有一个大的历史观。我理解是一种变化的历史宏观。

  《走向共和》播出了以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个戏后来被停掉。

  

  一、历史观就是价值观

  

  我今天想要讨论一个什么问题呢?我想讨论的是:到了今天,我们如何来看辛亥革命?如何来看新民主主义革命?如何来看近代中国的革命?这里边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历史观的问题。当下有一种历史热,这种热不仅仅是学术界,而且政治界,连老百姓都关心历史,文艺新闻都来凑。热闹不仅仅是党史,而且革命史、现代史,甚至古代史都热。我可以讲,几十年来,或者说上百年来历史没有这么热。现在社会的人,对历史真正从学术上上感兴趣的很少。人们对历史的关怀,很大程度上是对现实自己对社会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和焦虑。中国人对历史的审视,都是在历史的转变关头,春秋时期也好,明清之际也好,五四时期也好,现在也好,这种审视有强烈的功利性、目的性,它是为探求中国从哪里走来,今后到哪里去?中国人总是把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思考的,人们追寻的是历史,拷问的是实现。还有,历代统治者都要求老百姓当顺民,不能说不同意见,所以中国人只能拿历史说事儿,养成习惯了。告别革命?否定革命?唱红革命?继续革命?这些疑问的背后,是对历史意义探索和当代价值的追求,历史观就是价值观。

  

  二、影响很大的三种历史观

  

  这里就存在一个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看历史的问题,在文化多元的情况下,中国人的历史观有很多种,但是对中国影响比较大,甚至占主导地位的历史观有三种:

  帝王史观。第一种我把它叫做帝王史观,五四以前我们所有的历史基本上在写一个东西:如何夺取政权?如何巩固政权?历代统治者不仅以史为鉴,以史资政,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且以史为凭,以史为据,把历史作为自己政权合法性的依据。传统的历史主要是讲统治者的历史,也就是讲统治者打江山坐江山的历史,也是某某家天下的历史。史官是帝王的奴仆,史学是政权的婢女。人民在这里面并不重要,而且,人民是被这种并不全面和不真实的历史所蒙蔽和欺骗的对象。

  我们几千年的史观里面一个非常深刻的东西就是以权为本、权本位。整体上对政权的关切分解到家庭和个人的时候是对权力的关注,特殊利益是通过权力获得的,叫做争权夺利。在国家范围内,集团之间争夺最高政权,在集团内部,家族或个人争夺最大的权力。所以人们历来把权力看得高于一切,包括我们学者也是如此,有一位大学里当博导朋友,兴奋的打电话告诉我,他提了副处长,大家都向他祝贺,我很诧异,博导和处长谁更有价值?我们今天的会议也是如此,坐在主席台的基本上都是当官的,我们的大学者只有一个代表,其余的学者都坐在台下,大家都没意见。这不是我们会议的问题,是我们国家的问题,是我们民族的问题。如果我们今天,领导都坐在下面,学者们坐在上面,可能很多人会认为组织者外行。我们的历史观和价值观里都是官本位、权本位无论何时何地,官都是最大的。

  问题就在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与帝王史观是配套的,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顺便说一下,我们创造的所谓“计划经济”,实际上也为高度集中的体制和专制主义思想提供了新的经济基础。帝王史观在中国影响非常大、非常深远,就是因为有儒家学说从价值伦理角度给予支撑,并且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章学诚说“六经皆史”,反过来说,史即六经,史在中国就是文化,就是哲学,就是思想,就是价值。儒家的价值核心是“仁”,而这个“仁”,讲的是君臣父子夫妻的名分和秩序,要害是以宗法等级制度和上智下愚的文化体制维护皇权。中国两千年的封建主义应该直接叫做专制主义。辛亥革命的意义就在于把否定这个专制主义。但是,专制主义和它的文化、经济基础,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会退去,时时刻刻顽强的表现自己,并总是在政治上找得到自己的代理人,在文化上找得到自己的代言人。中国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劫难,只有专制主义才想得出做得到。近代以来,我们在政治上遇到的问题,从总体上说,仍然是从专制到宪政、从臣民到公民的转型。我想说的是,帝王史观的阴魂一直在庇护着专制主义,这是史学工作者要警醒的。唐浩明先生曾表示希望我牵头,把他的《曾国藩》拍成电视剧,我没有接受,除了客观原因之外,我认为曾国藩在维护专制主义方面,在为官之道方面不可弘扬,那种以退为进、韬光养晦、机变权谋的东西实在是民族文化的糟粕,很多官员趋之若鹜,我们的官场水已经够浑够深的了。曾国藩在另外一些方面倒是值得研究和继承,那是另外的话题了。

  革命史观。第二个对我们影响很大的是革命史观,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形成的历史观,革命史观也可以叫做唯物史观,它是正确的,它曾经引导中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且夺去了政权。但是我们的史观里面注入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仍然是对政权的关切,其实用性、功利性更加强烈。唯物史观是中共的基本指导思想,在革命斗争中,本来还没有生根的观点又被扭曲了。唯物史观有几个基本观点,生产的观点、人民的观点和阶级的观点,依我看还应该强调一下文化的观点,从总体上说,唯物就是要讲物质第一性,讲客观条件和环境,讲客观真实性。这些思想即使在今天,也无可指责,历史研究和传播要是真正贯彻唯物史观就会好很多。问题是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压倒了其他观点,也压倒了客观真实的基本要求,史学服从于阶级斗争和夺取政权的需要,维护领袖的权威和党的团结的需要,丑化敌人、修改历史是可以接受的,客观真实性当然只能放在第二位。革命史观和实用主义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革命史观在强化对权力的焦虑、对暴力的崇拜的同时,强化了权本位的价值观。

  十数年血海,几大战役,几十年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民族斗争、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造成了特殊的情境和特殊的心理。客观性、原则性、按规矩出牌都被说成是书生气十足,党史秉笔直书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客观主义”。成王败寇,成为革命史观的法则。毛泽东说,“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例如,我们讲抗日战争的时候,长期不讲正面战场的巨大作用和国民党将士付出的巨大牺牲;又例如,党内斗争一些失势者很少受到公正评价,所以我们的党史有些地方禁不起历史的考验,党付出的是信任的代价,价值观的代价。那就是说假话的道德合理性受到了我们的肯定。

  近代历史上,中国的政治家都难免说假话,难怪林彪总结说“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刚听到林彪这句“名言”的时候,感到十分震惊。后来,知道了越来越多被掩盖的历史实事,才知道他不过说了句实话,才产生了上当受骗的感觉,才产生了信任和信仰危机,才产生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那种认为揭示历史真实,就会否定党的历史,造成历史虚无主义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扭曲历史,才是宣扬虚假和荒谬,才是破坏中华民族诚信品德和社会价值底线。

  当生死选择成为最大选择,生死存亡的搏斗导致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甚至阴谋诡计流行泛滥,善良诚信平和的中国人,为了生存不得不相信权谋、玩弄权术,厚黑学成为有中国特色的学问。这也不是共产党一家的错,历代帝王、北洋军阀和国民党都说假话,急功近利,饥不择食,近代中国人讲假话是历史病、文化病加和现实病的综合杂症,文革使老病复发,遗祸至今。如今党内和社会上遏制不住的说假话现象,是对功利主义历史观的继承。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的历史观没有变,甚至还在强化,我们没有把真实全面的历史告诉人民。在讲伟大光荣正确的同时,也要趁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时候实事求是的把灾难和教训多说一说,把几十年来的失误如实告诉人们,让激进主义的祸害远离中国,对后人来说,历史上的反面经验是极为廉价的资源,因为民族和人民已经付出过巨额学费,是极为宝贵的财富,因为除了我们谁都没有。所以主张建“文革博物馆”的声音不绝于耳。如果真正要巩固政权就必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努力建设和谐社会,摒弃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权力史观、斗争哲学和政治史观,推动以人为本的社会进步和文明转型。中国人说真话应从执政者开始,从历史观开始。

  极左史观。第三个影响我们很大的历史观就是文化大革命形成的极左史观。建国以后工作重心没有及时转变,指导思想越来越左,革命史观演变成极左历史观。阶级斗争史观、暴力革命史观被不断强化。我是在文革中念的北大历史系,当时编写的历史教科书,封面上赫然写着,“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文革时期,历史就是按这个思想写作的。中国历史变成了阶级斗争史,中国思想史变成了儒法斗争史,中共党史变成十一次路线斗争史。确定林彪为接班人之后,党史居然以林彪取代朱德在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历史学变成了巨人手中的玩偶,愚民的工具。

  毛泽东热衷中国历史,他以史治党治国。他的思想和做法深深地影响了党的思想和党史研究。不夸张地说,中共党史实际上是他开创并按他和《联共(布)党史》的路子搞下来的。试举几个例子,搞延安整风、《学习与时局》初步总结党的历史,写《中国革命与共国共产党》,推荐《甲申三百年祭》,推崇《联共(布)党史》,命胡乔木写《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等等,毛泽东充分运用他的历史知识,运用历史的政治功能,统一思想、整顿组织、集中权力,以解决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推翻三座大山,他是成功的。

  毛泽东建国后在史学领域展开的一系列批判斗争,一直到文革批《海瑞罢官》、《清宫秘史》、《燕山夜话》、陈伯达“英雄史观”和林彪“称天才”,都是拿历史说事儿。直到晚年,他还创造了“十一次路线斗争”之说,反复强调“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林彪看懂了这一点,一九六六年大讲政变经,讲得毛骨悚然,连毛泽东都怕了。毛泽东是运用历史资源的大师,他使历史文化成为党和国家形成共识团结御侮的强大精神力量。但是在他运用历史进行党内斗争和权力集中的过程中,他个人和党也付出了道德和价值上的代价,包括历史观的代价。毛泽东晚年的严重失误是与他的历史观联系在一起的。

  

  三、从权力史观到人本史观

  

  权力史观。以上讲到的三种历史观,虽然所处时代不同,阶级属性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在文化价值取向上都是国家主义、极权主义,都是以夺取政权和攫取权力为价值取向的,我把它叫做权力史观。权力史观是一种政治史观,作为集团要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作为个人要攫取权力、维护权力,这就是历史,这就是迄今为止中国几千年的官方文明史。权力史观是农业文明的价值观的反映,是封建主义文明价值观的反映,在生产力水平发展缓慢的农耕社会,剩余产品是按权力大小分配和享受的,资源占有多寡是与权力大小挂钩的。权力史观作为权力本位价值观的反映,深植于我们民族文化的基因里面,在革命和“继续革命”中又得到加强,将长期影响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封建主义以权为本,资本主义以钱为本,只有社会主义才有可能以人为本。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在经济领域里得到拨乱反正,但是在文化领域、学术领域,特别是历史学领域,似乎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虽然随着历史的进步,海内外学术的影响和交流,情况有了一些改善,但是党内和学界阶级斗争为纲的权力史观仍然盛行,政权焦虑症纠缠着我们,影响着我们的历史研究和宣传。这是今天历史研究和传播过程中发生激烈争论原因之一,也是当今中国重大方向前途问题争论的热点。中国也应该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在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实现历史观的现代化。

  人民史观。第一,权力史观应该转变为人民史观。价值观上应该从以权为本转向以人为本。人民史观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人民应成为历史的主体,二是历史要对人民负责。因为人民有权知道真实历史,而这两点是最难的。我们有宜粗不宜细,一切向前看的说法;有错误公开以后会被敌对势力利用,导致动乱的担心。最常见的一个说法就是苏联解体是因为公开性,公开了苏共的历史错误。我想,首先是那些错误危害了苏共,其次是实事求是地认识和公开纠正那些失误太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45160.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