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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辛亥百周年——去南方

更新时间:2011-10-11 10:57:37
作者: 梁文道  

  

  一九八九那一年,中央电视台以六集《河殤》震动了不少大陆青年。就连香港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受到感召,热热闹闹地谈了一阵子“黄土文明”与“蓝色文明”的分别。回想起来,那套纪录片的主题其实简单得很,无非就是指出中国人总是背对海洋,面向平原,一天到晚念念不忘黄河这条“母亲河”,结果闭关自守,困处黄土之中,成了一个封闭保守的内陆文明。

  只要转身一看,我们不难发现大海之外别有洞天,那便是开放大胆,冒险进取的欧罗巴“蓝色文明”了。我还记得其中一集谈到了深圳,称讚这个新生特区的实验精神,宣称邓小平的伟大眼界总算“终结了几千年来背向大海的歷史”。

  说来奇怪,当时我们一群香港年轻人明明天天对著蔚蓝色的无敌海景,怎麼也会相信《河殤》的夸夸其谈,真以為自己是又封闭又保守的“黄土文明”的一分子呢?

  这就和某些可能一辈子都没在黄河流域生活过,但又动不动就把可黄河掛在嘴上的香港人一样,觉得自己身上流的血全是黄河水,却,浑然忘记了自己身处南海之滨的现实。

  二○○九年,香港导演陈德森推出了《十月围城》,这部电影被许多香港影评人推崇為辛亥革命的港式解读,因為片子里牺牲掉的许多英雄都不是為了什麼崇高的抽象理念而捐躯,却是捨命於主僕之情、朋友之义等江湖味十足的庶民伦理。换句话说,它的“港味”就在於它印证了那种似乎十分悠久甚且十分真实的香港传说﹕香港人不懂也不在乎民主共和等“假大空”的政治目标,只知道做人要讲义气重感情,而且為了义气感情可以放弃平日脚踏实地的经营生活,做出惊人的非常之举。

  再一次地,我们忘记了自己是谁,也忘记了自己曾经有过的歷史。那种“港味”的自我理解,就像这部电影在每一个人倒下时都以文字打出死者籍贯,强调他们来自全国各省,好营造出八方豪杰会香江之气势的做法一样不真实(事实上,当时在港参与革命活动的几乎全是广东人)。回顾当年,如果说连香港人都不懂得什麼叫“革命”什麼叫“民主”,恐怕全中国也就没有第二个地方的人会晓得这些名词的意思了。

  “中国不能说有一个好的政府,它与英、美或任何其他基督教国家相差很远。中国当权者有成千上万,据说,从最高层到最基层,只有极少人在履行官职时诚实忠心,想到人民的利益,并公正地对待百姓……公认的意见是﹕从最高级到最低级的官员,全都是敲诈者。勒索他们能抓到的每一个人。如不给他们行贿,几乎无一人能挣脱他的手指头而滑走”。

  上述这段话出自一个十几岁少年的作文,他是1840年代位於港岛摩利臣山的“马礼逊学堂”的学生(“摩利臣”就是著名传教士“马礼逊”的港版翻译)。举目中国,除了香港和澳门,当时不太可能还有他处少年能具如此见识胆气。

  

  南方海洋中国的北伐

  

  孙中山、杨衢云等革命家的故事已经不用赘言追溯,这批革命家和香港的关系也早有太多人说过。我不是歷史学家,只能在这极有限的篇幅里面大胆地简化歷史,提出一种角度甚或偏见去激活我们纪念辛亥革命的讨论。那个偏见便是﹕辛亥革命其实是一场南方海洋中国的北伐。

  我所谓的“南方海洋中国”(或者“大南洋”)是一个和《河殤》里的“黄土文明”截然不同的歷史世界;它北起福州,包含了厦门、泉彰、台北、台南、潮汕、梅县、珠三角、港澳、海南、马尼拉、河内、芽庄、会安、檳城、吉隆坡、新加坡、巴达维亚(即今之雅加达)、泗水、万隆,然后一直去到仰光等不同地区和港埠。这片区域里的华人不止亲近海洋,而且习惯异族。他们在出海即被视作“奸民”的年代里就视王法於无物,冒险泛舟。他们周旋於日本、占婆、暹罗,以至於荷兰、西班牙和英国、法国等西方各殖民帝国之间,灵活机变。而且这些码头彼此往来密切,形成了一大串从中土至海外的流动网络。今天香港的《星岛日报》、马来西亚的《星洲日报》,以及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其创办人皆為缅甸的胡氏兄弟。港大“陆佑堂”纪念的是马来亚锡矿大王陆佑,厦门大学则是新加坡的陈嘉庚。在东南亚各殖民地纷纷独立以前,这些人来去穿梭,轻鬆得就像《花样年华》里的梁朝伟,说去新加坡便去新加坡,今天买票明天上船,彷彿它没比大屿山远多少似的。

  

  华侨“爱国”的笑话

  

  今天说起这片区域的名人,很多人都仍然习惯地加上“爱国华侨”这四个字。具体谈到辛亥革命,在分析“华侨”何以為“革命之母”,孙中山的革命经费又何以有八成来自海外华人的时候,大家也还是不经思考地就说那是“因為他们爱国”。问题是為什麼他们爱国会爱到要不就君主立宪,要不就乾脆革命的地步呢?当时的北京人或者山西人会用这种方式来“爱国”吗?為什麼革命的财源几乎尽出南洋?像陈少白、胡汉民、汪精卫这些最早发动革命的领袖,為什麼全是广东人?就连温和一点搞改革的康有為和梁啟超也还是我们广东老乡。

  至於说这一大片地带的人有“向来爱国的传统”,那就更是笑话了。首先,宋元之后,福建广东两省出海讨生活的百姓从来就被中央王朝敌视,郑和下西洋的其中一件小差事就是顺手抓捕这些人回去治罪。西方帝国支持自己的商人海外拓殖,明朝官员却教佔据马尼拉的西班牙人放心,当地经商的华人死活不关北京的事,你们爱怎麼对待便怎麼对待。其次,歷史上这些人也一直没有太重的国家观念,唯一重视的只是原乡宗族之情。他们在海外以语群和地方為基础的会党械斗,其惨烈尤胜於与异族相争。直到近世民族主义兴起,他们才一一爱上远在北方的中国(妙的是,他们也很可能比北方华人更早形成民族国家的观念与认同)。

  

  “私通外国”有一手

  

  最后,这些人“私通外国”的歷史特别。唐朝如此开放,皇帝还要下令番禺(即今之广州)刺史得看好野性难驯的广府人,别让他们老是和住在当地的十二万伊朗人和阿拉伯人通婚生杂种。更精彩的是明代的倭寇,表面上是所谓的东瀛浪人,主事者却多半来自闽南,所以深入内地破城劫掠的时候特别熟路。倭寇以后,海盗继续干着这种勾结外人的事业。例如郑成功的老爸郑芝龙,手下舰艇三千餘艘,是控制整片华东及南洋水域的海盗霸主。他的舰队里就有日本人、朝鲜人、新畿内亚人,甚至非洲人。在澳门上学,受过天主教洗礼但又崇拜妈祖的他,会说一口流利的日文、荷兰文、西班牙文与葡萄牙文。此外,他也是日本剑道的高手,兴致一到还能在海上来手西班牙结他,与眾同乐。郑芝龙的夫人(即郑成功生母)是日本人,但他也曾和另一位大海盗李旦(洋名Andrea Dittis,又号Captain China)有过同性伴侣的关系。郑芝龙一会儿归顺明朝一会儿归顺清朝,当然说不上爱国;可他又打劫荷属东印度公司,逼得后者退避三舍,回头则救济福建百姓,号称中国东南的“海上长城”。你说这是一个“黄土文明”的產物吗?这种角色,北方人大概连想像都想像不出来。

  到了清朝,与南洋声气相通,而民间自主之风甚盛的东南地区更是中国的造反大本营,先有组织扩及整个东南亚的天地会,再有孙中山的偶像洪秀全(閒话一句,影响洪秀全思想极深的梁发,也是马礼逊的广东弟子)。同时这一带又是引进西学的思想震央,出过福州严复和珠海容閎等力图革新以挽大清国运的文士。请问,革命如果不从这一角发起,又岂有他处?特别是海外华人,其中固然不乏保守的传统士绅,但比起中原北方以為造反就是换人当皇帝的老实百姓,无论是君主立宪抑或民主共和,你和这些南洋客一说,他们马上就明白,理解毫无困难。毕竟他们真的活在山高皇帝远的地方,见过其他的制度选择;甚至在婆罗州上自己建立过一个比美国还要早的“兰芳共和国”,自治共和。

  於是,正当北方义和团还在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烧教堂杀洋人的时候,从南洋传到广东福建的观念新潮已经一浪叠一浪地往上衝了。再加上后来江浙湖南等地的留日青年生力军,南方革命之势遂成,不可退却。清帝退位前夕,袁世凯在发给张謇的一封电报上说﹕“但在北不易言共和,犹之在南不易言君主”。一九一三年四月二十日的《民国日报》在回顾武昌起义时也提到﹕“倡义者多南人,而作梗者多北人”。直到国民党北伐,这种“南新北旧”的印象仍是时人共识,所以才会有许多满腔热血满脑理想的北方青年成天到晚喊着“去南方”。

  “去南方”!今天我们活在香港,南方之南,每天却见群丑一时“劝退”,一时又要“等北京祝福”。念及前贤往事,怎不叫人惆悵?又怎能不思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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