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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回首辛亥革命,重建价值观念

更新时间:2011-10-11 00:26:15
作者: 余英时  

  

  编者按:余英时,原籍安徽潜山,生于中国天津。燕京大学历史系肄业。一九五O年入读香港新亚书院,师从钱穆,成为第一届毕业生。一九五五年,被推荐入美国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升,取得历史学哲学博士学位。历任美国密歇根大学副教授、哈佛大学教授、新亚书院校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美国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现为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余先生曾经喻称自己对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会持续观察、评论政治,而不会参政。自一九八O年代起,余先生发表了许多政论文章,掷地有声。二OO六年美国国会图书馆颁授余先生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Kluge Prize rewards lifetime achievement);而为表扬余先生为史学作出之贡献,新亚书院联同崇基书院成立“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以推动中外历史文化,介绍学术新知。

  

  “满洲党”不改革,就逼出一个辛亥革命来

  

  马国川:在辛亥革命之前,清王朝也在进行改革,试图挽救危局。学界把清末改革称为“清末新政”。近年来,大陆学界对于清末新政不再完全否定,而是评价较高。作为一位历史学家,你怎么评价清末新政呢?

  余英时:所谓“新政”主要是指清王朝做的一些改革,这种改革从洋务运动就开始了,但是没有触及体制,真正的新政是戊戌变法。戊戌变法第一次提出来改造“君主专制”体制,实现“君主立宪”,这才是改到了体制的关键。戊戌变法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当时人非常兴奋。数据表明,当时知识界对世界、对西方有了解的人士都觉得,这是唯一一条可以避免危机的道路。两种势力促成了戊戌变法。除了利用公羊春秋“托古改制”的康梁等人,部份地方巡抚也是改革力量,如湖南巡抚陈宝箴等。历史学家陈寅恪讲得很清楚,清朝末年的另外一个改革并不是讲公羊春秋之类的意识形态,而是实务要改革,不改革中国就存在不下去。遗憾的是,机会丢掉了,原因就是权力斗争。慈禧太后在咸丰死后掌握朝廷实权,同治死后以年幼的光绪来继承王位,继续控制权力。随着光绪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想法,两个人的权力冲突发生了。当然,光绪没有夺权的想法,他主要是怕亡国,认为列强瓜分的危险就在眼前,“瓜分豆剖,渐露机芽”,所以逼切要改革。如果按照光绪的想法改革,势必要把慈禧太后架空。

  马国川:因为实权都在慈禧太后手上,所以一旦慈禧公开反对改革,改革力量立刻土崩瓦解。戊戌变法仅仅进行了一百零三天,就以失败告终。

  余英时:戊戌变法失败的第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庚子之变”。变法失败后,康梁都被外国人保护起来了,继续在海外活动。慈禧太后恼恨“外国势力干涉”,全面反动,利用没有受过教育的老百姓仇恨外国人的心理“扶清灭洋”,于是义和团兴起。她不知道,煽动群众运动势同玩火,结果八国联军进京,慈禧太后仓皇西逃。

  马国川:“庚子之变”后,清王朝似乎痛下改革决心,实行了废科举、改官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大陆学界一般把这一时期的改革称为“清末新政”。

  余英时:“庚子之变”以后是不是有改革?这是很大的问题。我们不能认为,废除科举就是改革。废除科举只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人才不够用了,做八股文的人根本没办法对付现在的世界。至于改官制,只是行政方面的改革,目的是提高行政效率。洋务运动中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是行政改革啊。我们要分别行政改革和政治改革。庚子之变后的改革,都是行政方面的调整,而政治改革是要涉及整个体制的。大陆在八十年代进行的改革,也是行政改革。虽然清末提出了“立宪”,但也是“预备立宪”,而且还要等待九年以后才开始(陈寅恪挽王国维诗中所谓“君宪徒闻俟九年”)。慈禧太后至死都是不肯放弃权力,不肯改变“君主专制”体制的。因此,我认为没有甚么“清末新政”,清王朝只是做了一些行政上的调整来缓和危机而已。实际上,危机缓和不过去,于是才有了辛亥革命。

  马国川:你的观点确实与大陆学界不同。大陆有很多学者认为,清末新政搞的轰轰烈烈,而且还有很多成绩。

  余英时:我不敢说我的看法一定正确。但就我所读过的史料,包括各种公私记载,以及现代学人的相关著作,我没有看到清末有甚么“轰轰烈烈”的“新政”。戊戌变法以后,慈禧和满洲保守派贵族最怕满洲政权被汉人夺走,哪敢真正让汉人士大夫进行认真的改革?只要一读以前李剑农先生的名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以及西方近几十年的中国近代史作品,包括剑桥中国史在内,即可知其大概了。总之,清末满人最关心的问题是亡中国,还是亡大清?在满洲权贵看来,大清比中国还重要,权力还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汉人不可信,像袁世凯那样的能臣也要罢官回家。所以我认为,统治中国的满洲就是一个党,满洲党。这个党绝对不能放弃权力。所有重要的官职都是满洲人,汉人仅仅是辅佐。就像党国体制之下,所有主要的职位都是党员担任一样。清朝有一个内务府,专门负责管理满人,相当于他们的“组织部”,一切重要事情都在那里决定。满洲党不能丢权,丢了权等于宇宙毁灭一样,所以它的命运已经注定,只有被推翻。

  马国川:大陆有些人士认为,清末形成了“改革和革命赛跑”的局面:一方面革命党人鼓动革命,一方面清王朝实行废科举、改官制等改革措施。而你认为清末没有真正的改革,所以也就不存在所谓“改革和革命赛跑”。对吗?

  余英时:“改革和革命赛跑”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满清改革只能限制在经济方面、技术方面、行政方面,只要不涉及根本权力,结果只能使“满洲党”更加专制,这算甚么改革呢?没有体制上的改变,就无所谓改革。“满洲党”的一句话,就能够把所有的努力都消灭光。这就是清末非逼出辛亥革命不可的原因。

  

  革命和暴力是两回事

  

  马国川:那么能不能说,满清是由革命党推翻的呢?

  余英时:也不能说得太肯定。清末地方性变革很多,所以武昌一起义,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满清说垮也就垮了,于是民国成立。事实上,民国转换并没有经过一个很严重的革命,绝不能跟法国大革命比。辛亥革命没有甚么暴力,是社会成本很低的一场革命,结果也并不坏。早期的议会是相当认真的,很有效力。否则,宋教仁就不会被袁世凯暗杀了。所以几十年后的国民党时代,还有很多人怀念当年的议会。还有一点,辛亥革命前后,地方社会有很大进步。清末江苏、浙江一带新学校纷纷出现,都是地方乡绅们搞起来的,不是朝廷的贡献。人民的自发性很重要的,如果没有自发性,社会根本不可能前进。只要地方的领袖有开明想法,老百姓支持,一步一步做,就会有许多进步。这些进步不是依靠政府发命令搞出来的。我们现在研究中国的问题,也要从这样的角度看,不能把注意力过份集中在集权体制上。

  马国川:有人说,如果慈禧太后晚死十年,中国的宪政改革就可能成功了,这种说法有无道理呢?中国有无可能不经过革命的剧变,却经由立宪运动逐步演化为宪政体制?

  余英时:这种观点我不大能接受,持这种观点的许多人都是体制内出来的,对于早年相信的东西很难彻底否定,总认为原始的设想是好的。他们有意无意地对旧体制有些迷恋,把慈禧太后投射到当代威权人物身上。

  马国川:其实,慈禧晚年也很清楚,一方面她在大张旗鼓地搞行政改革,另一方面又把权力聚拢到满洲贵族手里了。

  余英时:因此,清末不可能不经过革命的剧变。旧体制某种程度解体以后,新的东西才能出现,但是并不一定是暴力革命。革命和暴力是两回事。当初,法国大革命的暴力最受中国大陆恭维,可是1989年法国大革命二百年纪念前夕,西方史学家,从欧洲大陆到英、美,都对它的暴力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指摘。暴力导致法国直到今天政治还没有完全安定,而英国自从国王查理一世被推上断头台以后,再也没有别的暴力革命。美国除了内战之外,后来也没有再发生流血革命。

  马国川:英国、美国之所以能够避免暴力革命,是因为它们建立了民主体制。

  余英时:民主体制的好处,就是一个党不用担心灭亡,被选下去也没有甚么了不得,只要自己求进步还可以重新上台。这与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循环完全不一样了。历史上所有的王朝都由一家一姓把持,开始时得意得不得了,死也不放权力,最后非要给人逼到煤山上吊不可,临死前只有哀叹,希望子子孙孙不要生在帝王家!各个王朝寿命长短不一,总是要经过流血改朝换代,再流血再改朝换代,永远在封闭的系统里循环,以万千生民的鲜血作为润滑剂,没有政治文明可言。在国民党时代,左派人士骂国民党不搞民主,有个对联写得很好:江山是老子打来,谁让你开口民主,闭口民主;天下由本党坐定,且看我一枪杀人,两枪杀人。好对联啊,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

  马国川:对于执政者来说,权力就像贾宝玉的“通灵宝玉”一样,那就是它的命根子,绝对不能碰。

  余英时:就是命根子,其它的一切都可以忽略不计。改革可以提高一下效率,提高执政能力,但是不能让我放松掌握权力的手。不平则鸣,怎么可能在不公平之下,还能永远维持秩序,维持人家对你的尊敬?不可能做得到。

  

  “中国人思想上的一个大敌”

  

  马国川:辛亥革命后中国陷入长期的军阀混战,有些人据此对辛亥革命提出了批评,如果当初不把秩序破坏掉的话,就不会有后来的混乱局面。虽然辛亥革命本身是一个代价不高、成本不高的社会革命,但是打开了一个闸门,从此以后洪水滔天了。你怎么评价这些观点?

  余英时:用暴力推翻另一个秩序,这是我最反对的。因为暴力革命以后,一定用暴力维持,否则自己就要垮台。辛亥革命不是靠暴力起家的。武昌起义不久,各地宣布独立了,慈禧太后已先死了,权威没有了,一个三岁小皇帝有甚么本领呢?所以,满清是自然解体的。我们把这个解体叫做“辛亥革命”。“革命”是从日本人那里借来的名词,它与中国历史上的“革命”不是一回事。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命”是天命,“革命”就是天命的变革,就是改朝换代。满洲垮掉以后,袁世凯当国,这个人自私,但也相当负责任。他死得很早,北洋没有了权威人物,于是进入了军阀割据的混乱时期。

  马国川:北洋军阀走马灯似的轮流上台,整个政治局面相当混乱。

  余英时:混乱时期也有好处,在这个混乱时期才会有五四运动出现。如果有强人控制场面,五四运动就不可能发生了,许多新思想也就进不来了。这是历史的吊诡,军阀本身自然是负面的东西,但军阀时代却为思想学术的自由创造了条件。因为军阀各自为政,不管老百姓,言论反而自由。而且军阀脑筋简单,没有深文周纳的心思,不像后来党国体制对意识形态那么密切关注。那个时期,从政治上看一塌糊涂,但是从社会或者文化方面看,不一定全是负面的,许多新东西就是在那个阶段出现的。北京大学不就是在那时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学吗?另外,因为当权的军阀也管不了各地方,一些地方绅士、地方领袖在地方上做革新工作。所以,不要简单地把历史简化,好像北洋政府一塌糊涂,整个中国都在往后退,事实并不如此简单。

  马国川:其实中国地方社会还是在不断地进步的。

  余英时:在国共合作革命以前,地方社会发展了十几年。我们要相信,一般老百姓在为生活奋斗的过程中,自然就改进了社会。政府不可靠,人们就要自立。总之,我不认为辛亥革命后中国如何混乱,也不必怕混乱。有些关心中国前途的朋友提倡“告别革命”,就是怕再有混乱。“革命”确有种种不同的意义。如指“暴力革命”而言,我也赞成“告别革命”。但若指从下面民间发出群体抗争,要求合理变革,而不使用暴力,则我们反而应该赞同这种革命,否则大家都乖乖不动,不敢冒犯权威,造成混乱,那便是让不讲理的统治者永远主宰老百姓的命运了。而混乱和秩序都是相对的,即无绝对的秩序,也无绝对的混乱。数学上有一个重要分支叫“混沌理论”。混乱没有甚么可怕的,可怕的是暴力革命乱杀人。我当然不是提倡混乱,而是认为混乱必须保持在最低限度,若用暴力维持不合理的秩序,反而会招致最大的混乱。

  马国川:从北洋军阀到后来又变成了国民党的党国体制,这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个内在逻辑?为甚么会走到这一步呢?

  余英时:这牵涉到国际形势,中国走到这一步,日本侵略是最大的关键。日本在二、三十年代完全控制在军国主义者中下级军官手上,骄横已极,自信可以用武力称霸亚洲,中国成为他们的吞并目的所在。日本侵略,民族存亡之秋,需要依靠强有力的政党凝聚力量,一致对外,所以国民党在抗战时期的口号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大家都要拥护党,于是培养出一个党国体制。这是中国的悲剧,所以我始终不原谅日本军国主义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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