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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寻找历史的脉络

——答华商报记者杨鹏

更新时间:2011-10-10 13:45:37
作者: 袁伟时 (进入专栏)  

  

  (一)

  

  华商报:辛亥革命过去一百年了,作为晚清史专家,能否从专业研究角度说说,为什么会有辛亥革命?这场剧烈的变革前也应该有“小震”吧?

  袁伟时:从1895年开始,革命派一再发动所谓革命,前前后后有十几次,但大部分是很小规模的军事冒险,都失败了。规模最大的是1911年4月27日的黄花岗起义,可以讲是同盟会的孤注一掷,使用的经费占了孙中山所筹集经费的40%。过去多数武装起义由地方会党或新军主导,伤亡不小,比较大规模的是广州倪映典的那次新军起义,死了100多人。但这次黄花岗起义集中了同盟会的精英,不少是留学生,也有会党的人,尽管孤注一掷,结果还是失败。这就是说,要是一直这样搞军事冒险,不一定能够成功。辛亥革命的成功,其实是清政府本身的失误造成的,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华商报:清政府错在什么地方?

  袁伟时:最重要的是拒绝政治体制改革,或者说,政治体制改革最关键时刻,没有迈出决定性的一步。从1910年开始有4次很大规模的“请开国会运动”,各省的民意机构--咨议局出面领导示威请愿,而且各省地方官员和驻外使节也上书朝廷要求开国会,实行改良。清政府表面上接受了,将原准备要用9年的期限提前3年,于1913年开国会。正常来讲,9年不算太长,再提早3年只有6年就更短了,而且这是1911年做出的决定,到1913年实际只有2年。时间上不是太长。那问题出在哪里?一个是,历史转折关键时刻,机会转瞬即逝,清政府没有在关键时刻当机立断,做出应有的决定。在实际行动上,5月8号宣布成立所谓“责任内阁”,13个成员,8个满族,1个蒙古族,汉族剩下4个,以前各部尚书是满汉各一个,现在相比反而少了。这就激起汉族上层和整个士绅、商绅阶层的不满。

  华商报:清政府还是不肯放权。

  袁伟时:核心在哪里?就是一个基本观念:这个政权是主权在民,还是主权在官、在皇上、在朝廷?原来宣布预备立宪草拟的《钦定宪法大纲》完全是主权在皇上、在朝廷,所以国会也好,其他各方面也好,都是咨询性的,无论立法、司法,最后大权都在皇上。也就是说,立足点还是没有转过来,没有从主权在皇上转变成主权在民。这条不变,其他要改就很难。

  华商报:那清政府的另一个错误呢?

  袁伟时:保路运动,也是个大问题。1911年5月9号,成立皇族内阁的第二天,清政府就下令将民营的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这不但侵犯了私有产权,而且违法了。因为闹得最凶的川汉铁路公司是依法登记成立的,铁路干线的产权完全是合法取得的,一下子收回,补偿又很不合理,民众当然反对。一反,清政府就派兵镇压。9月7号,就是辛亥革命爆发前一个多月,成都32个请愿民众被打死,官逼民反,保路同志军开始围攻成都和其他城市,一打就是一个多月。实际上,武装起义在9月7号就已经开始了,后来和武昌起义汇合起来。所以说,辛亥革命爆发不是偶然,很多因素汇合起来,和平改革、和平转变在关键时刻就变成必然了。再加上清本身是少数民族政权,民间老早就有光复汉政权这样的思想基础。

  华商报:有说法是,革命派也不希望清政府改革成功,就像他们曾派人刺杀出洋考察大臣。

  袁伟时:确实是有这样的意图,但在历史上不起大作用。因为即便有人想阻止,但当时整个社会发展趋势是向立宪这方面前进的。而且预备立宪确实也做了很多工作,虽然最关键的一步没有迈出去。比如,翻译了大量的西方宪政资料,也在民间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登记选民、进行宪政教育等等都做了。过去清政府没有编预算,后来预算、结算、登记选民等方面都做了很多工作。你不能讲它是假的,这是清末新政的功劳。但就是在关键时刻迈不开,激起了汉族、士绅阶层的强烈不满,本来他们希望清政府改革成功,现在转过来,至少不反对革命了。革命一爆发,他们愿意和革命力量联手,实现整个政权的转换,那就大不相同了。

  华商报:改革失败引爆了革命,但辛亥革命没有出现大的流血事件,比较平稳地过渡,被称为一个“好的革命”,你觉得呢?

  袁伟时:对,流血牺牲也有,包括陕西打了一下,江浙打了,杭州打了,南京也打得比较激烈,上海不算激烈。好些地方打了一下,但总体来说还是和平移交政权。这里起关键作用的,是当时比较发达的民间社会,商会、商团、咨议局领导人的作用很大,商会有自卫力量,他们和革命派联合起来,一下子将政权转移了。而且,不少地方的总督和巡抚本来就认为应该实行改革,形势一变,认为移交政权理所当然,多数也不反抗,所以战争范围很小,损失相当小。

  华商报:有资料说,清末民初有近1000个商会,士绅阶层以及商会等民间力量的努力,是不是革命温和的一个重要因素?

  袁伟时:应该讲那是决定性的。上海就很明显,上海革命派有两方面势力在策动,一方面是李燮和,是光复会的领导人,他对民间武装帮会和新军有很大的作用,另外一派就是陈其美那派,这一派比较接近孙中山,帮会势力比较大,陈其美本身就是青帮的大头目。除了这些革命派,当时掌握上海整个局面的,是由一个上层商人选举产生的李平书领导的自治政权,它实质上是由上海总商会控制,上海在政权转移期间没有大的战斗和流血牺牲,他们的作用很大。他们召集开会,与革命派商量成立新的政府,李平书出任民政长,实际上日常的城市运作由商人管理,陈其美他们管军事。广东就更加明显,完全是商会操控了,商会决定宣布独立,当时两广总督张鸣歧最初还犹豫,想保持跟朝廷的联系,但在商人力量推动下,他不得不接受宣布独立,自己则逃跑到租界--沙面躲起来。其它各地几乎大都是这样的。总之大势所趋,民间力量起了很大作用。

  华商报:你前面也提到了曾主张改良的地方官员,这些人也发挥了较好的作用?

  袁伟时:武昌起义后,外国领事马上承认这是交战团体,也就是列强表明采取中立立场,跟当时咨议局领导人汤化龙的作用有关系。汤化龙因为连续请开国会失败,对清政府已经彻底失望。当时新军将领黎元洪不愿意和革命派合作,革命派又推不出有威望的领导人来掌控局势,就请出汤化龙协助说服黎元洪接受都督的任命。同时,汤化龙也和各国领事联络交涉,发出通电给各省咨议局,得到各地支持,一下子局势就稳住了。当时湖广总督是满族人瑞澂,原来就带头上书请开国会,要求实行改良,所以不可能坚决地跟革命派战斗,于是跑到军舰上去了……

  华商报:清政府被推翻,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建立,但你曾评价说推翻帝制其实不算大功劳,为什么这样说呢?

  袁伟时:有没有皇帝,这个实在不算大问题。辛亥革命真正的功劳,在我看来有两方面,一,一下子将三权分立的现代政治体制的基本架构建立起来,虽然很不完善,甚至还有很多违法的地方;二是公民权利,比如言论自由实现了,人们这个时候可以自由发表各种各样意见了,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样情况就变了。辛亥革命最主要的收获是这两条。经济上没有什么大变化,延续清末新政的市场经济制度。

  

  (二)

  

  华商报:清末民初,中国人寻求一种自救求生发展的新模式,当时面临着几个出路,立宪和革命就是两个路径。清政府错失了一次改良机会。但,现在也有人形容孙中山像个铁路扳道工,始终坚持将形势扳到革命一边。

  袁伟时:他“扳道”是在辛亥革命后期,因为老是想将权力掌握在革命派手上,没有把焦点放在民主法治等制度的建设、巩固方面,这直接影响后来国民党革命道路的选择。比如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本来可以通过法治的途径解决。当然法治也有困难。上海是陈其美那一派掌握的,将凶手武士英毒死了,指使他的行凶的应夔臣则越狱跑到青岛去了。当时开枪的凶手在拘捕期间居然死掉,袁世凯方面不可能在上海将凶手毒死,这些都是控制上海的陈其美干的。

  华商报:谁是真凶和主谋,本来可以通过司法途径搞清楚这桩历史迷案。当时上海检察厅都向国务总理赵秉钧甚至发了传票,在此情况下,发动二次革命是不是鲁莽了?

  袁伟时:二次革命不应该搞,应该不断追究。假如追究下去,即使不能把赵秉钧、袁世凯赶下台,但至少可令他们在政治上很孤立。这是一个错误。

  华商报:二次革命发生的根源是什么?

  袁伟时:实际有它的必然性。革命派就是希望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上。国民党没有决心成为反对党,去监督袁世凯执政,或者变成参政党,和袁世凯结成联盟,共同执政。袁世凯也提议联合执政,国民党不接受,只想自己执政,这个太脱离实际了。

  华商报:这是不是意味着和袁世凯决裂是必然的?

  袁伟时:本来通过选举转移政权,是民主社会的常态。问题是,通过革命实现政权转移以后,一个政治家就要考虑实际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承不承认政治的现实--当时,袁世凯是最大的实力派,他接受共和制度,国内外都认为能够稳定大局的就是袁世凯,这就是现实。承不承认?原来达成协议,总统归他做。这样一种态势下,抛弃原来的协议另搞一套,想把权力马上夺回来,人家当然不干。

  华商报:革命派不愿意面对现实?

  袁伟时:临时政府成立后,并不甘心与袁世凯和谈。因为在之前他们一直在和日本人谈判,要求借钱。孙中山表示,如果日本人赶快借出500万,我就坚持下来;要是不借500万,我就去和袁世凯和谈。结果钱没借到,袁世凯那边协议却达成了,要把总统位置让出去。因此他们很不甘心,老是想将权力夺回来。

  华商报:中国历史上多有造反以改朝换代,是不是这种“传统”也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了辛亥革命?

  袁伟时:这个讲法有一定道理。把这次革命看成改朝换代,换人做皇帝,这当然是一种解释。但是,同盟会、国民党的领导人完全不同于那些改朝换代的农民领袖,他们其实也想成立一个新的民主政权,但有一种心态:革命的多疑症。老是感觉别人不可靠,只有我是革命的,代表民主,代表共和,其他人不是。当然,这也是各国革命的通病。这里面牵涉到政治家的水平。怎么做对民众最有利?他们没有想透,没有彻底理解清楚,这是由当时的思想水平、政治水平决定的;也说明当时领导人的思想观念并没有成熟。虽然那些人,包括草拟宪法文件的人,基本都在日本接受的教育,但没有真正深刻的理解民主和宪政理论,对这些基本问题没有理解透彻。

  华商报:当然,按民间说法,革命不是吃客吃饭,好像夺权才具有天然的正义性。和袁世凯不应该妥协。

  袁伟时:过去说是孙中山与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妥协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反而是过激了,而不是妥协不对,不应该。辛亥革命是三派力量联合的结果,妥协是非常正常的,政治本来就经常需要妥协。为什么孙中山会被抛弃?各地绅商原来和革命派合作,后来把国民党看成“暴民专制”,就不再合作:再这样搞,我的生意没办法做了!他们要求现在就是要稳定。也就是说,我要求稳定,你就不稳定;我要求整个社会实行民主,实行法治,你就不往这个方向努力。国民党、孙中山看不到这一点,结果大家反对他。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一个多月就全军覆没,脱离群众是主要原因。后来长期翻不过身来,就是被资产阶级抛弃了。

  华商报: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辛亥革命其实可以分前后两阶段?

  袁伟时:辛亥革命前,革命派的努力值得尊敬,特别是黄花岗那些烈士,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精神是非常伟大的。但革命后,在制度建设方面没有起到好的作用。袁世凯北洋势力也有破坏民主法治的行动,但更大的失误还在于革命党这方面。它没有及时转变为民主政党,反对党或参政党,换句话说,革命党成功以后不能一直是革命组织,必须转变。

  华商报:该怎么评价这种革命党人的这些失误?或者说,是什么导致了这些失误?

  袁伟时:辛亥革命后,有关经验没有被正确总结,一再宣称要革命,革命以后还是要革命!没有总结为什么法治制度不能确立,民主选举制度不能确立。很明显,《临时约法》是民国初年政局变乱的一个根源,因为当时《临时约法》没有规定解散议会的权力。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三权本来应该互相制约,而当时国会是在革命派支配下,那个国会很腐败,议员受贿成风,发展到登峰造极就是曹锟贿选,根本就不好好干活,十几年连宪法都没制定出来,直到曹锟要当大总统了,才匆忙通过。

  华商报:也有人说还有个原因是没有充分发动工农?

  袁伟时:这个论点很荒唐。当时,工农是怎么组织起来的?受历史条件限制,当时工农的主要组织形式是帮会。所谓民间武装,有些是绿林好汉,有些是当地自卫团、保安团。这些组织很多土匪气很重,到处杀人、抢劫、奸淫;有的报复剿匪的武装力量,杀人很残忍,当街生劏,挖取心肝炒来吃;当时的报纸白纸黑字记载得很清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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