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袁伟时:寻找历史的脉络

——答华商报记者杨鹏

更新时间:2011-10-10 13:45:37
作者: 袁伟时 (进入专栏)  

  再充分发动工农,全国变成一个大屠场。当时的民间武装,工农结合就是这个水平,再发动就会天下大乱。

  华商报:民国初期也在尝试转变,比如制定宪法,但似乎没有多大作用。

  袁伟时:制定宪法,需要各方共同商议,各方都能接受,才有办法施行。但国民党控制下的国会制定了一个“天坛宪法”,完全脱离实际,没有通过最后的立法手续,不能生效。《临时约法》本身漏洞百出,不能规范各方的行动,国会胡作非为的时候,行政根本无能为力。而行政权之间,总统府和国务院还有“府院之争”,也没有办法解决。因为《临时约法》本身规定就非常含糊。

  华商报:民初宪政试验,对于我们这个民族可能也是前无古人的一条路?

  袁伟时:问题是,那时世界上已经有经验,民主已经是世界范围内逐步推行的制度,你还走错路!而且,当时这些人大都是留学生,知道现代政治是怎么回事。这种情况下,还能站在中国传统的角度讲“前无古人”吗?其实已经有大量的先行者,但不是中国的古人,国外有大量经验你就不吸收,这个是不能原谅的。

  华商报:说辛亥革命,不能不提及袁世凯,现在也有人总结认为如何处理与袁世凯这样实力派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当时革命党人的一个重要政治课题?

  袁伟时:袁世凯是清末新政的主要支柱之一,这点是没疑义的。即使在辛亥革命以后,第一,他不是“窃国”,因为是通过合法程序当选的临时大总统和正式大总统。第二,他最初也做过很多工作,也想尊重原有的政治架构,但国民党一直在企图立即用选票和其他方法,将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夺回来。比如制订《临时约法》把袁世凯手脚给捆起来。孙中山当临时大总统实行总统制。袁世凯当选第二届临时大总统,立即制定《临时约法》改为内阁制,用革命派控制的临时参议院将权力夺回来。这等于把袁世凯架空,袁世凯当然不干了。

  华商报:曾是清末新政的积极推行者,算是体制内进步力量,但袁世凯让人记住的更多是“称帝”中的那个丑角形象。

  袁伟时:袁世凯的主要错误,集中起来就是在“称帝”这点。他也践踏民主,也不遵守法治。但他基本的错误,是将三权分立架构给摧毁了,将国会这条线给摧毁了,这是很大的错误。

  华商报:那又怎么评价袁世凯的政治对手孙中山?

  袁伟时:可以分两个阶段看。辛亥革命前,孙中山作为革命的先行者有很大功劳。一方面,他作为革命旗帜,革命领袖人物,提出一套理论,这方面起到很大作用;另一方面是筹款,有人计算过,以孙中山为主筹集的经费有58万银元左右,40%花在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后,他犯了好多错误,主要是发动三次战争,现在看来都是有问题的:第一,二次革命;第二是袁世凯死后发动护法战争。护法战争本身不合法,800国会议员他只拉了200多人,不够法定人数,所谓护法并没有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上。而当时国会确实有很大问题。比如,一战,中国是应该参战的,参战才能收回我们的利益和主权,但孙中山、国民党坚决反对参战。背后他接受了德国人的钱,发动护法战争,拉拢海军程璧光率领舰队南下,都用的这个钱。这个有确实的史料,德国外交部有档案,另外蒋介石日记也有。第三,就是北伐战争。他接受了苏俄的支持,接受苏联给钱、给枪,给军事顾问。实践的结果,是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党国体制”,变为蒋介石的独裁专制。你说这样的战争对还是不对?

  华商报:历史人物,大都存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局限性。

  袁伟时:特别他本身还有接受中国专制传统的一方面。1914年,他草拟一份《中华革命党章程》,里面要求所有党员宣誓“服从文一人”,要党员无条件服从个人,相当大一部分人不愿意接受这条,结果造成国民党分裂。中华革命党本来就是小众的小团体,到后来袁世凯称帝时,它起到的作用非常小,反袁的旗帜掌握在进步党手上,蔡锷、梁启超才是旗手。到国民党改组以后,党内很不民主,有反对意见的都开除,一大帮人,有些是国民党元老,然后在党章写上: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总理有最后决定权。就是一个人能推翻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这个凡有民主意识的人是不可能接受的。所以,不要神化某个领导人、某个领袖,否则不能正确总结历史经验。

  华商报:孙中山有句广为流传的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

  袁伟时:他的继续努力,就是想搞武装,搞北伐,要动刀动枪将权力夺回来。

  华商报:可以说,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革命史,虽然革命总有它的道理和理由,但作为改造社会的一种手段,“革命”不能被频繁使用。这可能也是清末民初这一段历史留下来的启示?

  袁伟时:社会转型,成本最低的是逐步改革,革命是不得已而为之。民众有革命权但那是最后手段。不要沉迷于革命,不然社会转型的代价太大。革命不是正常的社会进步方式,暴力是不正常的现象。

  

  (三)

  

  华商报:清末以来一直的主题是救亡图存。鸦片战争后,中国已经身不由己地被拖入世界发展的大潮中了。

  袁伟时:从鸦片战争算起,已经一百多年了,这一历史阶段的核心问题就是,要不要学西方,要不要接受现代文化或者现代文明,然后是怎样吸收现代文明。基本上就这两点。鸦片战争以来170年一直在辩论这个问题。清末鸦片战争后60年花在这上面,到了人民共和国成立又有30年,170年中间有90年是在辩论要不要接受现代文明,剩下80年,是怎么学西方的问题,清政府学了10年,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在抗战前学了27年,一共37年。抗战八年,内战三年,去了11年。共产党也有30多年学习西方,接受现代文明。

  华商报:但当时思想领域的碰撞似乎还是集中在小众层面,对于底层百姓影响不大,与民众有点脱节?而不像美国建国之初那样大规模启蒙底层民众,就像至今被津津乐道的《联邦党人文集》。

  袁伟时:基础不同。美国老百姓的文化基本来自英国文化,而中国从精英和民众全部都要接受新的东西,在制度领域用新的文化代替传统文化。大体上说,90年的辩论中,不断有人把现代文明说成西方文明,利用民族主义作为旗帜来抵抗现代文明。

  华商报:辛亥革命也是一个启蒙的进程。今天看来,为什么在长时间的辩论中似乎没有真正达成共识?

  袁伟时:这个不奇怪。精英阶层在分化,民众也分化。民众要求稳定,要求改革但又要求秩序。精英阶层分化很厉害,反对接受现代文明那股势力就用爱国主义装潢实际上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来迷惑大家。加上中国人一向有两个思想包袱:一个是文明古国,老子“祖上”原来很辉煌的;另一个,中国人是深受外国侵略压迫的弱者,是受苦受难的民族。这两个包袱压住了中国人,使得中国人不能冷静地去想:我怎样接受现代文明?

  华商报:这是为什么?

  袁伟时:一个社会的思想走向,受精英阶层的影响很大。这种情况下,辩论很重要,精英阶层的辩论会影响到整个社会民众的行动。这个时候说什么话,一定要有所选择。这个很重要。我认为,在精英阶层或者中产阶层,多数人比较冷静,那些极端的东西不是被太多人所接受。

  华商报:总体上说,社会在辩论中前进。都说是理越辩越明,还存在哪些需要继续辩论的方面?

  袁伟时:中国启蒙的方向在于,必须将大量现代文明的基本常识在民众当中普及。要承认我们现在还是一个知识、思想文化的“洼地”,还要吸收现代文明。现代文明是东西方文明的结晶,是人类优秀文明汇合起来形成的,我们还是要吸收这些东西,让那些常识性的东西在中国进一步普及、落实。比如,私有财产不能侵犯,有矛盾打官司不打架,官员要受到监督,这在我们还是个问题。

  华商报:现今艺术圈、文化圈正流行、泛滥着一种娱乐历史、消费历史乃至虚假的历史主义的风气。作为历史学者,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你觉得国人到底应该遵循一个什么样的历史观?

  袁伟时:过去大家对历史都不太清楚,现在历史知识大普及,而且大家各讲各的,不完全按照一个调子。那就是还原历史。在这个多元的努力下,人人都有凭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言,在比较里面,大家会知道,哦,历史原来是这样子的。这个很好。当然,人对历史的认识总有个过程。除了历史教科书的正统观点,现在通过影视剧来了解历史,甚至相信影视剧也无所谓,公众接触、阅读下去,混乱产生疑问,进而追寻真相,慢慢就能在比较里面学会自己判断、理解真相。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44924.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