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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鹏:百年辛亥的回顾、追思与展望

更新时间:2011-10-08 22:33:08
作者: 张海鹏 (进入专栏)  

  

  嘉宾介绍:张海鹏,男,1939年5月出生于湖北省汉川县。1964年7月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学系。1964年8月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年该所隶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至今未更换工作单位。1979年评定为助理研究员,1985年评定为副研究员,1990年升任研究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历史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孙中山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义和团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主任、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国台办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学术顾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中国近代史》教材编写课题组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特聘一级教授,河南大学研究生院名誉院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副主任、副所长、所长,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副主任。1992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2000、2001、2006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06年获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学术专长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著有《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追求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探索》、《中国近代史研究》、《东厂论史录—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评论与思考》、《张海鹏集》,主编《中国近代史1840-1949》、《中葡关系史资料集》、《中国近代史论著目录1979-2000》、《中国近代通史》(十卷本)、《中国历史学30年》、《台湾简史》等论著和资料集多种,发表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理论方法、中国近代史专题研究和涉及香港、澳门、台湾和中日关系问题的文章百数十篇。

  

  记 者:张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和中国社会科学报的联合采访!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历来十分重视辛亥革命的纪念。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隆重地纪念辛亥革命呢?

  张海鹏:这个问题很有意义。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一次非常伟大的革命,是20世纪中国第一个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是自秦统一以来中国历史最伟大的一次历史性转折。这次革命提出了此前几千年历史当中没有提供的新鲜知识和新情况,所以非常值得纪念。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是站在尊重历史事实的角度来看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历来十分重视辛亥革命的纪念。除了1951年、1971年特殊的原因外,每逢辛亥革命十年纪念,党和国家都要以最高规格举行纪念活动。

  1951年是辛亥革命40周年,那个时候新中国刚刚建立,而且处于抗美援朝的高潮时期,国家的经济也在恢复当中,所以还没有力量来纪念辛亥革命。

  第一次隆重地纪念辛亥革命是在1961年,这一年是辛亥革命50周年,党和国家在北京召开隆重的纪念大会。学术界的纪念活动则以中国史学会为首,郭沫若时任中国史学会会长,副会长是吴玉章、范文澜。考虑到辛亥革命是以武昌起义为代表,武昌起义又发生在湖北,所以中国史学会决定与湖北省社科联合作(李达同志时任湖北省社科联的主席,也是武汉大学的校长,他还是党的“一大”代表),并于1961年10月10号在武昌召开全国性“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这是自辛亥革命发生以来,第一次召开讨论辛亥革命历史的学术会议。

  1971年是国家非常敏感的时期,因为当时正处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而且这年还发生了9.13事件(9月13号林彪叛逃事件),当时形势比较紧张,所以这一年没有召开辛亥革命60周年大会。

  1981年,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也是辛亥革命70周年。党和国家在北京举办了非常高规格的纪念辛亥革命大会。同时中国史学会和湖北省社联在武昌召开了“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这也是辛亥革命发生以来,第一次举办国际学术讨论会。此次国际讨论会邀请了美国、日本、欧洲、俄罗斯各个国家研究辛亥革命历史最好的学者出席。这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次请那么多海外的学者到中国来参加学术讨论会。学术界的看法是:1981年的纪念辛亥革命国际学术讨论会,是辛亥革命历史当中召开的学术会议水平最高的一次。经过“文革”十年的沉寂,到了1981年,许多学者的学术积累都喷发出来,写了很多很好的文章。记得这一年讨论的主题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以这个主题结合辛亥革命的历史进程开展探讨。

  1991年是辛亥革命80周年,党和国家还是在北京召开了最高规格的纪念大会。中国史学会和湖北省社联召开了“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

  2001年是辛亥革命90周年,北京召开了大规模的纪念大会,中国史学会和湖北省社联召开了“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党和国家届时将在北京召开最高规格的纪念辛亥革命的大会。中国史学会和湖北省社科联也将在武汉召开“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本次在武汉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湖北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并以中国史学会、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湖北省社科联、湖北省辛亥革命研究中心4家单位的名义来承办。目前,我们正处在筹办的过程当中,前期的工作都是由中国史学会来组织。

  记 者:张老师,您能不能向我们透露一下今年纪念辛亥革命大会的主题?

  张海鹏:今年大会的主题是“辛亥革命与百年中国”。不仅探讨辛亥革命的历史,同时探讨辛亥革命与百年中国的关系。我个人和刚刚说到的四次会议都有关系,1961年第一次辛亥革命的学术讨论会,我是武汉大学历史系的学生,所以我作为学生代表也参加了会议的开幕式和闭幕式。

  记 者:作为一名学生,您参加了1961年辛亥革命历史讨论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能告诉我们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吗?每一次参会,您是否都会有一些难忘的事?

  张海鹏:对于会议开幕式、闭幕式的具体内容我已经不太记得了,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见到了当时历史学界最著名的学者,包括吴玉章、范文澜、吕振羽、吴晗(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白寿彝、黎澍等。会后,武汉大学还专门邀请范文澜、吕振羽和吴晗到学校作报告,我当时是担任记录,事后把他们的报告整理成文,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平时经常看这些著名学者的文章,但是没有办法见到他们本人,通过这次会议能真正见到本人,听他们讲话,是非常难忘的。

  1981年的70周年大会,我也参加了。当时开会要有个简报组,要做会议简报,现在没有了。那时我担任简报组的副组长,武汉师范学院冯天瑜任组长,要在当晚把会场上的各种讨论情况写成简报,每天写到半夜。后来听到日本京都大学教授狭间直澍(也是我的好朋友)跟我讲:“我参加武汉会议的最大收获就是一摞简报。这个是在其他会议上看不到的,可以永远留作纪念。”

  中国史学会对每次的学术讨论会都非常重视,所以在每次讨论会前,都要对国内学者的论文进行评审。1991年开始我就作为评审组的成员,参加论文的评审,同时我也为1991年武汉会议写了文章 ,但是会议期间我在莫斯科访问不在武汉,会议的前期准备工作以及论文的审核我都参加了。

  2001年会议的准备工作和会议我也都参加了。2001年的大会,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那个时候李铁映同志是中国社科院的院长,会前我们请他出席武汉的大会,他说他没有时间,同意给武汉的大会写个致辞。我起草了致辞,后来又请院党组办公室修订。李铁映同志不能来武汉,指定我代表他在大会上作致辞,所以2001年的开幕式上由我来代表他宣读给大会的致辞。

  今年10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就是由我主持筹备的,我们在今年8月8日至12日就已完成了论文的审评工作,差不多收到了265篇国内的论文,最终评出104篇,这几天正在给这些论文的作者发邀请函,正式邀请他们参加会议。

  上面谈到的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关于辛亥革命的一个政治纪念和学术纪念的历史过程。可以这么说,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国内是没有这样专门的纪念活动,所以纪念辛亥革命和宣传辛亥革命是从政治的角度和学术的角度同时进行,这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一个创新。

  记 者:张老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几次大会的见证者。您刚才总结了历次会议以及会议中的一些成就和令您难忘的事情,带我们回顾了历史。接下来能否请您对辛亥革命的性质作一个概括性描述?

  张海鹏:辛亥革命的性质问题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现在国内外有不同的见解、不同的认识。我们历来认为辛亥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换一个说法就是民族民主革命。所谓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是因为首先要推翻封建制度,反封建就是一种民主。欧洲也是这样,推翻封建就是民主,而在中国推翻封建制度,推翻封建皇帝就是民主。当然,仅推翻封建是不够的,推翻封建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共和的国家、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而且还要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中国的资产阶级。这是辛亥革命最基本的一面。这些我们可以从孙中山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后的大量文章和演讲里面看出来,为什么要发动辛亥革命?发动辛亥革命是干什么?是要建立共和制度、建立共和国。所谓共和国就是不要皇帝,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干什么?是要发展资本主义。这就是定义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基本的要素。

  按照唯物史观的看法,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是历史的进步,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当我们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候,是对辛亥革命的一个很高的评价。在这一点上,我们和国外的学者、和台湾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有些国外学者不一定赞同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们认为辛亥革命是反满革命。因为辛亥革命期间确实有大量的反满文字、反满宣传。还有一些国外的学者认为辛亥革命是反对外国人的革命,他们是把满族人当成外国人,这样的看法是错误的。台湾学者也不同意“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说法,他们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全民革命。关于这点我可以给你们讲一个很有名的故事:1981年我们国家刚刚结束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1982年4月美国的北美亚洲学会召开年会,有专门一场是来讨论辛亥革命70周年的。会议的组织者邀请海峡两岸学者出席。30年前,海峡两岸的学者不可能见面(过去见面都是在海外,我们不可能去台湾,他们也不可能来大陆),这次年会,台湾方面派出了以秦孝仪为团长的代表团(秦孝仪时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秦先生去世以前,做过蒋介石的秘书,辞去党史会主任委员后,还做过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所以秦孝仪在国民党中是个很重要的人物。大陆方面派出的是以胡绳为团长的代表团,胡绳当时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两个代表团旗鼓相当,一个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一个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地位是相当的。很有意思的是,他们分别从台北和北京坐飞机到旧金山,到旧金山以后他们乘同一架飞机去了芝加哥,上飞机后才发现。据说秦孝仪先生在出发以前,跟他们的代表团成员交代:见到了大陆的学者不能握手、不能笑,要严肃、要绷着脸。可是我们的代表团在飞机上遇到他们,就跟他们打招呼,他们不理睬。到了芝加哥的会议场上,因为辛亥革命的性质问题发生了争议。台湾方面发言的是张玉法,大陆发言人是当时的华中师范大学教授章开沅。张玉法认为辛亥革命是全民革命,章开沅认为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两个人在会上的讨论引起了新闻媒体的关注,特别是台湾的媒体报纸普遍地作了报道,同时也对大陆学者的发言有一些曲解,所以在回国以后章开沅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在《近代史研究》发表,回应台湾学者和台湾媒体。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金冲及在文章中写过他在台湾见到张玉法后跟他讨论辛亥革命的性质问题。张玉法说:你们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那么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孙中山、黄兴,哪个是资产阶级呢?都不是!既然他们都不是资产阶级,那你怎么能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呢? 金冲及讲:我们把辛亥革命定义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因为辛亥革命的目的是要推翻皇帝制度,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不是说辛亥革命的领导人都是资本家。你们说辛亥革命是全民革命,那你们的辛亥革命是为全民服务吗?哪一个全民享受到辛亥革命的利益了呢?张玉法说:哦!你这样说我理解了!

  我在这里要补充几句话:我们从世界历史上看,欧美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人都不是资本家出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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