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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鹏:百年辛亥的回顾、追思与展望

更新时间:2011-10-08 22:33:08
作者: 张海鹏 (进入专栏)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都是好朋友,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未来。

  依据三民主义纲领,孙中山组织推动了多次武装起义,用实际行动来推翻清朝的统治阶级,比如在广东、广西、云南各地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但每次都失败了。孙中山为筹得起义款项,从南洋、美国的华侨那里争取援助,其实20世纪初期的华侨很穷,不像现在的华侨都很有钱,那时他们也都出国不久,创业也很艰难,都是做些挑水、洗衣服、剃头、理发、开小饭馆等工作。很多华侨捐钱给孙中山,他再用募集到的款项在海外买枪炮买武器,然后运回到国内,在国内推动革命发展。黄兴协助孙中山组织了多次武装起义,应该说孙中山发挥了革命中最为核心的作用。

  同盟会是一个非常之松散、非常之松懈的组织,它不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一个团体,我们都知道孙中山是同盟会总理,黄兴是协理,但同盟会内部一些领导成员之间的政见却不完全一样,比如说“三民主义”当中有四句话叫“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当时很多人都同意前两句话“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第二个同意的就是“建立民国”,特别是在海外留学的学生都同意建立民国,第四句话叫做“平均地权”,很多人都不同意,因为他们不懂什么叫“平均地权”。1908年在东京,留学生成立了一个叫共进会的组织,这也是一个反清的组织,共进会就把这四句话改了一个字,变成“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人权”,把“平均地权”改成了“平均人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八个字是属于民族主义,“建立民国”是民权主义,“平均地权”说的是民生主义。“平均地权”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实际上是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因为我们过去的地权土地都是地主所有,而孙中山却提出这个地权的土地要平均,后来新中国成立后搞土改,也是源于这个思想。英国则是靠圈地运动,把农民从土地中赶走,赶到城市里去,让其破产,不得不去做工人,为工业提供后备劳动力。我们解放以后实行土地改革,实际上也是这个目的,但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而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发展农民的集体化,因为光靠小农经济是不能实现现代化的,是不能实现工业化的,这一点毛主席在延安时期就已经讲的很清楚。毛泽东在写给秦邦宪的信中说,革命成功以后,我们不能建立在农业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城市化的基础上,建立在工业化的基础上,才能建立新中国,才能使中国强大起来。但在辛亥革命时期,很多人都不理解也不知道“平均地权”究竟是什么含义,所以在同盟会内部很多人持有不同意见。

  另外,同盟会还发生了分裂。比如说很有名的大知识分子章炳麟,如陶成章,这些人就反对孙中山,在同盟会几次发生“倒孙运动”,内部盛传说孙中山有什么资格做总理,干脆把他拉下来,不让他做总理。孙中山在日本活动的时候,清朝政府给日本政府打了招呼,说不能让孙中山在日本活动,要驱逐孙中山,因为日本政府和清政府之间是有外交关系的,所以日本理所应当地接受了清朝政府这样的要求,将孙中山驱逐出日本,但当时日本政府把事情做得很漂亮。他们以孙中山朋友的名义送他一笔钱,让他离开日本。此事在同盟会内部引起轩然大波。从这些事实就可以看出同盟会是一个很松散松懈的组织。

  还有一点就是包括黄兴在内的革命党领导人,在国内组织武装起义并没有一个全盘的战略思想,在如何推翻清朝腐朽统治的问题上,缺乏一个全盘的战略考虑。比如说辛亥革命是以武昌起义为代表的,但是在武昌发动起义,从来就不在孙中山和黄兴的设想之中,对于他们来说,武昌起义的发生是意外的。孙中山组织起义大都在广东沿海、广西沿海和云南沿海。当时孙中山为什么一直坚持在两广和云南的边境地区起义呢?显然是有他对时局的考虑。因为孙中山当时到英国,清朝驻英国公使馆抓他;到日本,日本政府也驱赶他;到越南,法国政府也不留他。到哪里他都站不住,国内根本不能回来,所以他在南洋和美国的活动很多。在南洋那里活动,他可以从南洋的华侨手中募集款项,然后从海外买回弹药,再通过船运送到广东、广西沿海,这样就比较容易取得武器弹药,对于革命显然是有利的。而在内地起义,这些武器弹药就不方便运进来,所以他没有办法。对于革命在哪里起义,1903年的时候革命党人也始终没有一个成熟的想法,当时黄兴表示,要在革命党人分头运动成熟之后再来讨论。黄兴曾设想在湖南起义,未能成功。1907年后,他与孙中山决策的八次起义,都在沿海地区,没有一次安排在长江一带或者两湖地区。黄兴筹备“三•二九”广州起义时,曾于1911年初派谭人凤携款北上,运动湘、鄂等地组织援应,他还在“三•二九”起义前致函加拿大域多利埠致公堂书中报告中说:“此间诸事已着实进行,规划以两粤为主,而江、浙、湘、鄂亦均为布置”。起义失败后,黄兴在致加拿大同志书中所说:“当时以广东为主动,而云南、广西、湖北、湖南、江南、安徽、四川、福建、直隶数省为响应,各处皆有党人在新军中预备反正,拟广东一得手,则以次续起。”可见对于湘鄂这样的地方,黄兴当时并未给予特殊注意。后来宋教仁等觉得在广东、广西起义不一定好,因此他们就提出来在长江流域起义。1911年,上海建立中部同盟会,作为策划在长江流域进行武装起义的一个领导机构,但是长江流域范围太广,横跨的省份较多,究竟在哪里起义合适呢?宋教仁等人也没想出一个主意。

  所以我这里还要说一说武昌起义为什么能够成功。

  武昌起义最大的特点就是武昌的革命党,武昌起义的领导人都是革命党,也都是同盟会成员或者是共进会成员,他们重点是在武昌的新军当中作了组织发动工作。

  当时中国武装力量最强的军队是在北京,由袁世凯所训练的一支叫北洋六镇的军队,这是当时中国最强的武装力量。第二强大的武装力量在武昌,是湖广总督张之洞所训练的一支军队,这支军队有一镇一混成协,这个镇就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师,一个协相当于现在的一个旅,一镇一协完全采用欧洲的军官来训练,用的也是洋枪洋炮,而且汉阳有钢铁厂和兵工厂,在汉阳可以制造枪炮,另外武昌、汉阳还有武器弹药的仓库,这些都是掌握在军人手中,当时这些军人叫做新军。新军和清朝原来的军队是不一样的,清朝本来的军队叫八旗,有满八旗、汉八旗,还有蒙古八旗。清朝正规的军队叫绿营,但是无论是八旗还是绿营也都随着清王朝的腐朽而日益衰落,完全不能打仗。太平天国起义时绿营根本不能打仗,所以后来就产生了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到淮军时代就已经开始使用洋枪,但是操练方式却是旧式的。而新军则是完全新式的军队,是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完全按照现代军队“军、师、旅、团、营”的格式来编制,武器也都是新的,所以叫做新军。1905年,清朝废除了科举考试,很多知识分子没有了出路(那时的知识分子就只能凭科举考试才可以出来做官,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地方绅士,成为一个地方有权势的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选择留洋,去日本、美国和欧洲留学,没有条件去留洋的,也没有条件做官的就选择当兵。中国古人历来说: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所以那时当兵并不是件好事,但知识分子没有出路,只能参加军队。这样一来,军队中加入越来越多的小知识分子,大大提高了新军的文化水平。过去的旧式军队都是农民,不识字,只知道打仗,但新军中的很多士兵都识字,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并且看到了清朝末年朝廷腐败的种种现象,就会产生变革的想法,产生革命的愿望。一些同盟会成员在新军里头做工作,把武昌新军中相当一部分人都组织到革命队伍当中。据统计,1911年1月,武昌革命党人在振武学社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革命组织——文学社。文学社主要在新军士兵和学堂青年学生中发展成员,起义前已达3000多人。此外,新军的士兵有枪,掌握着弹药库,所以他们就弥补了孙中山在沿海起义、在海外买枪买炮再运到内地来的不便缺陷,所以武昌起义就是这样一群革命党人组织发动起来的。

  1911年9月,文学社和共进会两个组织开会商讨起义事宜,选举了起义的总指挥、副总指挥,军事上和政治上负责的人都做了一些设计。这时候武昌起义发生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四川大规模的保路运动。保路运动声势汹涌,四川总督打死了几十个请愿的人,清政府派军队去四川镇压保路运动,而这支军队恰恰就是一支武昌的军队,这支军队里有很多士兵都参加了革命党,所以这个时候武昌的革命党人就感到有些紧张,如果继续把军队外调,军队就会被分散,就会缺乏组织。虽然他们是革命党人但还是军队的成员,必须服从长官的命令,所以武昌的革命党人就感到是时候发动革命起义了,但是湖北革命士兵的领导人只是同盟会的一般成员,在同盟会的骨干成员中是名不见经传的。在筹备发动起义的时候,他们感到自己的声望不够,派人到香港去请黄兴,还派人到上海去请宋教仁。派到香港的是云南同盟会的吕天民,他是在东京加入同盟会的,与黄兴是熟人。吕天民于9月29日到达香港,却吃了闭门羹,黄兴三天闭门不纳。原来黄兴在三•二九起义失败后,情绪极为低落,住在香港,闭门思过,几乎丧失了再次发动起义的信心。在自责和痛苦中回顾以往的经历,黄兴几乎要放弃当初选择武装起义的基本策略。三天后也就是10月2日,黄兴在知道吕天民来意后,他不相信武昌有条件发动起义。事实上,当时同盟会的领导人都不相信武昌可以发动首义。吕天民反复劝说黄兴并说明武昌起义发生的必然性,黄兴最终相信了武昌起义的真实性,但没有立即到武昌去组织领导。黄兴认为自己在起义的准备工作中什么也没有做,他应该筹一笔钱,可是他自己没有钱,所以他就往南洋、美国写信,请求华侨捐款援助,但是对于当时并不富裕的华侨,筹款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最后黄兴并没有筹到钱,却延误了前往武昌的时间,错过了领导武昌起义的好时机。

  宋教仁也并不相信武昌起义的发生,虽然他主张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面对前来劝说的人,宋教仁借故说在上海还有很多事没有处理完,还要办报纸。我曾统计过,在9-10月之间,宋教仁在《民立报》每天写一篇社论,大约写了30篇社论。做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是很重要,但革命马上要爆发了,是应该继续拿笔杆子还是应该走到前线去,哪一个更为重要?当然是到前线去指挥起义更重要,但是宋教仁始终没有去。

  我们再说孙中山,孙中山也同样没有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他所设计的多次起义中没有一场是设计在武昌发动的,他们设想过武昌配合协助,但始终没有设想过在武昌发动起义。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到了美国的丹佛,到丹佛前,他就收到了黄兴给他发来的电报,电报中就写到武昌要发生起义,但那个时候都是密码电报,不便于破译,所以孙中山在丹佛住下来后,把密码本拿出来翻译黄兴的电报,才知道武昌要起义。他当时认为武昌不能起义,就想立即给黄兴发去电报告诉他要阻拦武昌的起义。可是当时他刚到宾馆,有些疲倦,需要休息一晚上,准备第二天头脑清醒后再给黄兴发电报告诉他阻止起义的理由。但是第二天起来看报纸时,武昌起义的新闻已经刊登在报纸上了。我想说明的是武昌起义并不在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这些同盟会领导者的设计之中,不在他们的战略规划中,这就说明他们没有从全盘战略角度思考哪个地方更适合、哪个地方更有条件开展反清武装起义。

  如果黄兴早一点到武昌,他就可以取得武昌起义的领导权,武昌起义是10月10日,黄兴是在10月初接待武汉来的人,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如果黄兴立即决定奔赴武昌,在10日之内从香港到武昌应该是可以到达的,但是他没有立即去,他在筹钱,结果一分钱也没有筹到。在武昌起义后18天,黄兴才到了武昌,而且是先到上海和宋教仁会合后才一起来的武昌。18天是一个什么概念?我之前讲过,武昌的这些革命党人都不是同盟会中的领导成员,都只是一般的成员,他们感到自己在社会上缺乏号召力和影响力。10月10号起义发动后,他们就找了一个队官(连长)吴兆麟来指挥,这个连长也确实起到了指挥攻打总督署的作用,一晚上就把总督署给打下来了,第二天占领武昌,第三天占领汉口。按照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就成立了湖北军政府,这是一个革命的政府。这些革命党人自觉没有领导经验,于是就找了当时新军协统黎元洪来做都督。黎元洪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清政府军队中的混成协协统(旅长),武昌起义前肯定是反对革命的,但是革命党中的新军对黎元洪却有一个好印象,大家觉得他一副忠厚长者之貌,治军也算有方,平常也比较爱兵,所以革命党人就拥戴他做军政府的都督。可是黎元洪是清政府的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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