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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劫》:口述建构的历史

更新时间:2004-10-31 19:13:12
作者: 王炎  

  还是在这间前纳粹经营的酒吧里,“询问者”朗兹曼好奇地询问这位年近花甲的老板,啤酒的日销量多少、每升的单价和营业利润怎样,这位前纳粹吞吞吐吐,欲言又止。这段场景立刻使人想到德里达引述的那位法籍犹太人扬凯列维奇的愤怒:

  

  当有罪者通过“经济奇迹”而变得丰衣足食、脑满肠肥时,宽恕就是一种阴险的玩笑。不,宽恕不是为着公猪和它们的母猪。宽恕在死亡集中营中死亡。8

  

  扬凯列维奇的怒不可遏和朗兹曼的穷追不舍都使对纳粹的宽恕不再可能,但是,德里达这位解构主义犹太裔法国人对宽恕的理解,与前两位同胞有很大的不同。这并不是说德里达与他们的看法相反,认为可以宽恕德国纳粹;而是说他对宽恕或不宽恕到底意味着什么,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和独到的见解。

  

  四、

  

  德里达在北大演讲时首先发问:在受难者已经不在场(如被屠杀了)的情况下,谁有权要求犯罪者“请求宽恕”?谁有权代替不在场的受害者给予宽恕或拒绝宽恕?法律上“反人类罪”的不受时效约束,与不可宽恕有关吗?扬凯列维奇的所谓的“宽恕已在集中营中死亡”,或不可补救的罪行与宽恕是怎样的关系?宽恕等于遗忘吗?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困难的,因为人们面对的现实是:那些有权要求宽恕的受害者已经不可能站出来发言;人的死亡不可能有任何办法补救;法律上的惩罚不可能抵消灭绝屠杀的滔天大罪;时间无情地流逝着,人们的记忆被时间之流不断地冲刷着,屠犹问题如何“了断”?德里达深深地意识到屠杀的那段过去与当下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任何当下的“行动”,都不可能把过去带入到今天。任何一个犹太人,都不能以全部受害者的名义给予宽恕或不宽恕,甚至不能要求纳粹请求宽恕;因为任何补偿或惩罚都不足以补救屠犹的罪行,所以接受悔罪、改正、认错而同意宽恕,不过是以算计来玷污宽恕,这种所谓宽恕实际上赠与,真正的宽恕是无条件的;因为过去已经不可能通过任何当下现实的手段,被带来到当下,所以宽恕根本不可能存在。最可怕的是遗忘,德里达认为遗忘与罪恶类似,无论是在不可能的宽恕或无情的惩罚之后,遗忘都是最可悲的,遗忘是一个民族对自己存在本身的忘却。

  

  在与北大的座谈中,有人问起《浩劫》的导演朗兹曼,他对阿伦特和德里达的观点看法如何。朗兹曼对这两位犹太裔思想家嗤之以鼻,特别声明对阿伦特的“有毒”思想居然会传入中国,而感到吃惊和气愤。不难看出,他与德里达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要在“行动”上跨越过去与当下之间的鸿沟,即通过在现实中的司法和政治手段来补救那“无法修复的”过去。朗兹曼以犹太受害者的名义,利用一切手段,要求第三帝国的同谋者悔罪,而忘了只有受害的个体有这个权利,虽然这种权利已经随个体生命的逝去而永远无法实现。他用影像和对话力图将屠犹建构成一个普遍的、非事件性的或先事件性的超历史——整个西方历史就是一部反犹史,而这种话语建构的目标,是要实现屠犹叙事的排他性和唯一性,因而可以在现实国际政治层面,转化成一种关乎所有人命运的普遍形式。在座谈中,朗兹曼一方面称类似屠犹的种族灭绝发生在所有国家,并且现在仍在进行之中,中国也不例外(有观众问他所谓在中国有类似屠犹的事件指什么时,他立刻矢口否认自己说过这样的话),同时又将另一个民族的浩劫——南京大屠杀贬损为“历史的偶然事件”,以便维护屠犹叙事不可比拟的唯一性。这种将屠犹叙事神圣化的倾向,并不始于朗兹曼,好莱坞是这方面的大师。好莱坞竟然可以将屠犹的历史与娱乐有机地结合起来,各种屠犹题材的影片如《钢琴师》、《辛德勒的名单》、《美丽人生》、《撒谎的雅各布》、《纽伦堡大审判》、《安妮的日记》等等不计其数,不用说还有大量同类题材的电视连续剧,铺天盖地地充斥着中国影视市场。甚至中国影片如《红樱桃》,也对二战犹太人命运的题材跃跃欲试。不夸张地说,我们很多中国人是看着屠犹影片长大的,它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电影类型。我们对各种二战犹太苦难的文学叙事形式,耳熟能详,可是,为什么我们就不会讲述自己的过去和苦难?难道只有“现实问题”对我们才有意义?难道我们已满足于对自己痛苦记忆的单一而粗糙的表达,而不去深究叙述的各种可能性?

  

  一个曾被全副武装的异族军人,一次性屠杀了几十万手无寸铁平民的民族,一个自己的妇女曾被强征为随军妓女的民族,忘却就等于犯罪!

  

  注释略,来源:世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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