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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辛亥百年变局

更新时间:2011-10-06 22:28:24
作者: 傅国涌 (进入专栏)  

  

  在这个寒冷的夜晚,我们围着火炉来聊一个这么大的话题。在这个时代这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因为我们一般都是谈房子、车子,很少来谈一百年,谈革命,谈宏大的历史变迁这样沉重的话题。如果我们的人生当中只有那些轻松的话题,那么必将被那些沉重的东西压死。没有沉重的就没有轻松的东西。我们担负那些沉重的东西是为了让我们真正地生活得轻松。

  这个沉重不是我带来的,而是一百年中国的历史带来的,因为一百年给中国人带来的一切后果都是我们今天在承受着的。我们说房价很高、社会很不公平。我们这个社会有很多的问题,教育的问题、医疗的问题、体制的问题,马路上塞车的问题,这些问题看上去都很具体,都很孤立,似乎是各个方面单一的问题,但是它们在根子上都是有背后的问题,这个背后的问题不是今天产生的,而是一百年来、两百年来、四百年来,甚至更长的一千年来,造成的问题的总和。美国有一个历史学家叫史景迁,他写过一本书在耶鲁大学等大学里作历史教科书,叫《追寻现代中国》,这本书中国大陆也有中译本,但这个中译本只有薄薄的一册,我一开始觉得怎么史景迁写的书这么差,跟我说想象的史景迁不是同一个人。后来我在香港的书店里发现了台湾翻译的《追寻现代中国》,厚厚的三大本,看了那厚厚的三大本才知那薄薄的一小本只是删节后的一小点。因为史景迁的现代中国把起点放在1600年,终点放在2000年,他写了在这四百年中,中国人是怎样摆脱古代一步步走向现代这个过程。他写了1949、文革、1989……但是我们在大陆看不到,因为大陆的一本不会译后面部分,它只译到1911年,后面最重要的、写了两本多的都没有翻译。我看了那三本书,知道史景迁把现代中国的起点放在十七世纪初,也就是满洲人入关前在东北做准备的那个阶段,而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从五四、辛亥以后开始的,他的时间尺度更大。

  这些年来我写过很多关于变与不变的文章,其中有一篇叫《三十年来变与不变》,是2010年2月写的,我在其中提出了这么一个观点:什么是变?什么是不变?首先我要对“变”作一个界定,“变”不仅仅是“突变”、“巨变”,一夜之间的戏剧性变化,那么今天的中国大陆没有发生,甚至海峡对岸的台湾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一次巨变,它也是渐变。也可以是另外一种变法,是“演变”、“渐变”、“缓变”。后者可能更是常态,而巨变、一夜之间的变化不是常态,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渐变、缓变、演变。如果放在1911年10月10日到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下达诏书宣布退位的120天来看,辛亥革命是一次剧变。但是你把它拉到晚清70年,甚至近代中国一百年来看,它的变化是一个过程。就象一棵树被摇倒,中间有一个摇晃的过程,太平天国摇一次,戊戌变法摇一次,八国联军摇一次,立宪运动摇一次,最后辛亥革命摇一次,清王朝这棵树就倒了。所以我说“变”不是一个结果,“变”是一个过程。如果我们把“变”理解为一个过程,我们每一天都处于历史的变化当中,我们每一天都不可能踏进前一天,因为这一天已经过去了,它已成为历史,事实上我们每一天都在经历着变化,都处在深刻的变化当中,问题在于你如何去看这个“变”。这个社会当中有很多不同的人,因为扮演的社会角色不同、所处的社会阶层不同、掌握的社会财富不同,他们占有的社会资源不同、机会不同,对未来的预期也绝不会相同。掌握了既得利益的、大量资源的人一般来说他们不愿意变,他们希望保持不变、停滞的状态是最佳的,因为对他最有利。而处于比较贫穷的状态、比较失落的、比较底层的人希望变,他们希望大的变化给他们带来机会,穷人希望分富人的钱、分富人的地、分富人的财产,中国一贯以来有这样的传统。所以我们才会有一次又一次的农民暴动,一次又一次的改朝换代。但是每一次的改朝换代都只是复制了前朝的轮回,没有本质的变化,因为在制度上没有变化,没有生活方式的变化。一个时代最重要的东西是生活方式,它比制度更加本质。如果一个时代的生活方式变了,制度不能适应这种生活方式,这个制度一定是千疮百孔,一个指头随便一捅就是一个窟窿,很快就会出问题,今天不出问题,明天也会出,事实上每天都在出问题,不断地在出小问题。据统计,晚清最后几年发生的“民变”(就是群体性事件)到处都是,尤其长江中下游各省。我们今天比那个时候多多了。据官方统计,现在每年发生的都在十万起以上。因为中国大陆地方大、人口多,所以十万起的群体性事件看上去似乎也不多,因为洒落在各个角落,我们生活的范围也未必轮到一次,看上去似乎我们还能安静地生活下去。这种环境是一种没有安全感的。普通人不安全,富人也不安全,官员也不安全,人人都觉得未来没有安全感、不可预期。这是晚清时候人们对未来的一种判断。

  对于辛亥革命,一开始我更关注大人物,尤其是革命派的人物。2004年我在写《主角与配角》的时候,关注的是大人物,包括孙中山、袁世凯、黄兴、宋教仁、蔡锷、梁启超、康有为、陶成章、章太炎,这些人都是当时的重量级人物。后来我逐渐发现,光是关注这些人物的作为,还是无法判断当时的历史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我开始留意当时普通人的生活和心态,那个时代,大部分的人是以种地为主要的生活来源,从事工商业的只是社会的小部分,直到1949年我们的工业总产值在经济的比重中大概只占了12%,那时的中国仍是一个农业国,人们还是按照农业文明的生活方式。这个生活方式不仅仅是指私人生活的方式,更重要的是指公共生活的方式。从这一点来看,跟秦始皇时代没有根本上的差别。我们的私人生活方式是已经拥有了手提电脑、无线电话,拥有一切在秦始皇时代所没有的东西,但在非私人生活领域,人们今天所拥有的权利,所享有的公共生活空间跟秦始皇时代的陈胜、吴广、刘邦、项羽是一样的。很遗憾,人们只能跟2000年以前的古人一样生活在马铃薯式的生活当中。马铃薯式的生活是马克思所说的,他说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就象麻袋里的马铃薯,每一个马铃薯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因为马铃薯都是一个一个的,不会融合在一起。孙中山讲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子,还是不够准确,沙子放在一个麻袋里还可以是沙袋,是一个整体。马克思说中国人是一袋马铃薯很准确。马铃薯式的生活方式是说每个人是孤立的,在公共生活当中都等于零,每个人都等于零。这就是中国人千年相续的公共生活方式。

  在一百年前的中国,辛亥那个时代,隆裕太后、摄政王载沣,还有幼儿皇帝宣统,他们面临的情况是社会矛盾积累到了非常严峻的程度,社会变革的呼声非常高涨,社会中最有思想、最有头脑的精英都在要求进行体制变革。历史教科书一般不提这件事,在1909年到1911年的春天,两年不到的时间内,中国曾经发生了四次国会请愿运动。国会请愿运动的推动者是当时的士绅阶级。士绅阶级是当时中国的顶梁柱,是整个社会的精英阶层,是读过书、家里有钱、有地的人。这些人的受教育程度,或是拥有秀才以上的科举功名,或是留学日本回来,或在国内的新式学堂毕业,换句话说都是有学问的新旧读书人。这些人在清朝垮台前的那些年,都追求一种与他们的祖祖辈辈不同的公共生活方式。他们最主要的一个要求就是开国会,把皇帝变成一个虚君,由国会来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他们看到1905年在东北发生的日俄战争,小日本打败了大俄国,这对中国人的刺激特别大。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因为体制问题。俄国是沙皇制,就是帝王集权制,而日本是君主立宪制,明治维新以后确立的君主立宪制,天皇虚位,国会掌权,这样的体制是现代型的,是最有效能,最能动员资源,能够在经济上、社会上促进国家发展的一种体制。他们认为学习日本是最佳的。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中国的读书人——绅士阶层都向朝廷施加压力,要求开国会、实行君主立宪。而朝廷方面事实上已经作出回应。1906年,慈禧太后在离世之前两年,已经下达了一个预备立宪诏书。以往我们常听说慈禧太后的立宪是假的,是为了挽救统治者没落的命运,所以要搞一个假的预备立宪,是为了欺骗中国人民。相隔一百年,我们回过头来看,其实根本不需要去猜测慈禧太后的动机,不需要猜测是真的假的,因为诏书已经颁布了,改革的行动已经展开了。事实上各个省都已经成立了选举产生的议会叫咨议局,就是说地方议会已经成立了。国会虽然没有成立,一个具有国会雏形的资政院也已经成立了。它有一半的代表是由各省咨议局推选出来的,另一半代表由皇帝钦选,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会。但咨议局是选举出来的,参加选举的人口比例虽然很小,只有相当于千分之四的人口具有投票权。为什么只有千分之四呢?这是有原因的,主要的限制条件和受教育程度或财产有关,要有举贡生员以上的科举功名,或在国内外中学堂以上毕业的;在本省地方有不动产5000元以上的营业资本或不动产的,或者在寄居地方有10000元以上营业资本或不动产的。具备这些条件之一的人才可以成为选民。中国人有一个习惯的观念就是钱财不可露白,如果要去登记要这张选票就要承认自己有多少钱,他们宁愿放弃选票也要保住家里的财产安全。真正去登记成为选民的人都是因为受教育的程度这条够得上,参加选举的人数很少,但是选举是真的。1908年各省咨议局议员的选举,选出来的那些人都是当时社会比较认可的精英,平均年龄只有40多岁,大部分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个选举大致上符合当时全世界的选举惯例,我们考察英国、法国、美国的早期选举都有财产和教育程度的不同限制,没有一个国家是一步到位的全民直选,都有一个一步步开放的过程。美国的这个过程经历了将近三百年,英国从1215年《大宪章》到妇女拥有选举权、被选举权,也经历了漫长的600多年。当时的中国能有这样一种技术性安排来逐步开放民主选举,让中国人有可能尝试一种新的公共生活方式,这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可惜我们以往很少留意这样的进步,对其重大意义缺乏足够的认识,我们在关注辛亥革命时也只关注革命党人。

  今天我们来看辛亥革命,最大的问题就是许多历史事实都还没有搞清楚,今天急迫的事情就是要重建历史叙事。因为以往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几乎是革命党人单方面书写的,这样的辛亥革命史是不完整的,它只呈现了一个侧面,可能有夸张、有虚构,自我表扬的成分很大,由国民党人书写的辛亥革命史,和后来由自称继承了孙中山遗志的共产党人书写的辛亥革命史都是不完整的,因为它只说出了他们经历的那一面。今天看辛亥革命,如果只看革命党人提供的单方面事实是不够的,因为它完全地排斥了当时的中产阶层、绅士阶层、官员阶层、新兴的工商业阶层对那个时代的贡献,它只强调了革命党的贡献。其实,辛亥革命是一次有限革命。它的有限性就表现在它的局限上,以前我们总认为局限是个贬义词,其实局限是个中性词。有限革命在我看来比无限革命要美好,因为它是有节制的,破坏性不强。而中国社会经历了一而再、再而三的破坏,最不缺少的就是破坏性的天才,从陈胜、吴广、项羽、刘邦、黄巢、李自成、朱元璋,一直到洪秀全,一个比一个破坏性强。洪秀全只占了一个小县城永安,就分封诸王,老婆就有36个,打进南京,光是旗人至少杀了二万多人,六朝古都的文物古迹遭到严重毁坏,诸子百家、历代书籍都遭禁止、焚毁。这样的破坏性天才,中国几千年来都不缺,给中国带来的毁灭也是巨大的。中国缺的是建设性的人,像张謇、卢作孚这些建设性的人都是很有限的,他们能做的也是很有限、很局部。辛亥革命的有限,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把革命无限扩大到社会层面,没有把整个社会结构打得粉碎,它停留在政治革命的范畴里面。它只要达到一个目标,就是改变政治制度,换句话说就是改变中国人的政治生活方式,要把皇帝拉下马,换成共和制,这就是它的目标。达到这个目标,革命就可以不再往下。革命停止在1912年2月12日,因为这一天皇帝诏曰:要退位了,中国变成共和了。政治制度改变了,革命的目标就达到了。这个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如何产生的,靠的是有节制的讨价还价,妥协、对话、相互让步,靠的不是暴力,更不是大打出手、血流成河,不是把整个社会砸烂了重新来过,最后达成一个双方都不是最满意,但都可以勉强接受的结果。南北和谈的结果是清廷退位,由袁世凯来做总统,革命党人结束南京临时政府。这个结果双方都不满意,妥协的结果是谁也没有绝对的决定权,都要受到对方的制约。按照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往往会觉得很不过瘾,对于妥协产生的、没有绝对权威的、没有绝对权力的安排往往是不满意的,这样的结果太令人遗憾了。但恰恰是这种遗憾有可能能给中国人带来一种新的生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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