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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昌清: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创新基础理论

更新时间:2011-10-04 10:38:14
作者: 柳昌清  

  之所以要“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就是因为在“五种社会形态说”及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中,找不到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子。按照“五种社会形态说”,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各个方面都比资本主义优越:公有制比私有制优越,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优越,所以,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办法就是要不断增加公有制所占的比例,提高公有制的形式,扩大计划经济的覆盖面,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在“五种社会形态说”的理论框架内,一争论就必然要否定改革开放,否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是一个在没有基础理论指导(可以说是突破、“违背”传统基础理论)的情况下摸索的过程,结果却走出了一条正确的“中国道路”。 看不见路时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我们过了“河”(最起码是快要看见“河”对面了),就要瞻前顾后、左顾右盼,看清楚我们实际上走的是哪条路?

  

  右的思想理论是因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失去解释力和指导性以后,现代西方自由民主理论乘虚而入形成的。在“两个基本点”上,“左”的和右的思想理论各执一端:前者只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后者只坚持改革开放。必须通过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创新把两个基本点统一到一种学说中。

  

  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稳定,必须以人们对现有社会制度和未来社会发展趋势的共同认识为基础。如果人们对社会的认识混乱,甚至分化为对立的派别,将会对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形成潜在的威胁。

  

  四、基础理论创新的必要性和途径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包括在实践上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包括在应用理论层次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包括创建(创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基础理论。要区分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只针对某一时期或某一国家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属于基础理论,而马恩的多国革命同时胜利论、列宁的一国革命首先胜利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属于应用理论。应用理论的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和发展)不能代替基础理论的创新。相反,由于基础理论的创新滞后,应用理论失去基础理论的论证和支撑,影响到人们对其正确理解和接受,影响到在实践中的全面落实。例如,在“五种社会形态说”的理论基础上,就无法正确理解邓小平关于什么“不是”社会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许多论述,理解“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 44]“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55]的确切含义。再例如,只有在对中华文明的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有了明确认识的基础上,才能够深刻理解“三个代表”的重要性,才能够明确怎样全面落实科学发展。在基础理论问题上,同样需要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需要通过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

  

  实现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是一项巨大的理论工程。许多人认识不到这一工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有一种忽视基础理论(科学)的短视文化意识。这种意识只重视与当前实践有密切关系的理论问题,重视理论目前的有用性,忽视理论长久的科学性;喜欢“开药方”的理论,不喜欢“病理学”、“药理学”、“生理学”等理论。结果导致在中国古代,只产生和传承下来政治伦理的“治论”,而没有形成认识社会的社会科学。到了近现代,陷入落后挨打的境地,不得不到西方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如果以实践为限制,不形成和发展认识性理论(科学),就会使民族和国家的理论思维逐渐萎缩,完成不了大的突破和创新;反过来使实践也受到限制,完成不了大的突破和创新。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要把我们民族和国家的理论思维水平从应用理论层次提升到基础理论层次,这是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文明复兴的关键一环。

  

  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到全面落实科学发展,有一个很重要的中间环节,这就是创建适合中国国情的、严密的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用以教育学生和各级领导干部,并普及到大众中去,形成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共识和系统、严密的科学指导,指导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科学发展离不开科学。自然科学可以引进,但哲学社会科学由于社会结构、历史文化不同,只能借鉴,不能照搬。要在明确中华文明的特征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的基础上,创立与现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不同的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而要明确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及其他文明的不同特征,就需要研究文明类型。要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也需要研究文明类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具有双重规定性的概念。这个概念有两个规定性:一个是“中国特色”,一个是“社会主义”。在这两个规定性中,究竟以哪个规定性为主?如果说是以“社会主义”为主,“中国特色”只是对社会主义的修饰,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传统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的模式。如果以“中国特色”为主,那么,这里的“社会主义”就要用“中国特色”来规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可以不是传统社会主义的模式了。从实践结果看,沿市场化改革道路走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不是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模式了。

  

  其次,“中国特色”是什么含义?是指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和文化落后的一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指有几千年文明传统的一面。显然,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和文化落后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共有的情况,不能作为“中国特色”;只有后一方面才可以作为“中国特色”。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国几千年文明与其他文明有什么不同?这就需要研究文明类型。

  

  从过去在“五种社会形态说”的理论框架内研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转向突破“五种社会形态说”的局限,从历史和现实的事实出发,研究文明类型及中华文明的特征;在明确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不同特征的基础上,再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关系——这就是实现基础理论创新的必要途径。[ 66]

  

  解决贫富分化过快、腐败愈演愈烈等问题,不能否定改革开放,而是要在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共同点和不同点以后,根据现代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及中国社会的特征,进一步深化改革,从源头上堵住利用国家权力和资源发财致富的路子,实现社会公正,减缓贫富分化,遏制腐败愈演愈烈的势头。[ 77]同时在基础理论创新过程中,剔除传统理论中“左”的、不符合实际的成分,这样就解除了传统“左”的思想理论的威胁。

  

  只有完成基础理论的创新,创立了能够与西方自由民主理论相抗争的马克思主义新学说,才能够减轻西方对我国的理论渗透和舆论压力,消除右的思想理论的威胁。

  

  五、文明类型研究所完成的突破和创新

  

  文明类型研究继续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的研究工作,借鉴汤因比、亨廷顿等西方学者对世界不同文明的研究成果,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找到了不同文明内在机制上主导性整合要素的差异。主导性整合要素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文明类型。在世界现存主要文明中,西方文明是经济主导型文明,中华文明是政治主导型文明,印度文明是宗教主导型文明,伊斯兰文明是“宗教/政治”(教政合一)主导型文明,日本文明是“宗教/政治/经济”(民族主义宗教精神与政治、经济一体化)主导型文明,俄罗斯文明和拉美文明是处于发展变化中的文明,非洲文明是正在形成中的文明。

  

  文明类型研究根据客观的历史事实,变“单线发展”为“多线互动”,把原始社会以后人类社会的发展看成是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按文明类型沿不同道路前进并且又有相互影响和推动的历史。人类所经历的社会形态是多样的,但都不能超越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这样就使理论与实际更加一致,更符合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在经济主导型文明中,由于资产的占有在社会生活中起支配作用,所以,其社会的发展,就以资产(包括劳动力)的构成方式不同为标志,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大的社会形态和发展阶段(与马克思的原意基本一致)。

  

  在政治主导型文明中,由于政治权力在社会生活中起支配作用,所以,其社会的发展,就以政治权力的构成方式不同为标志,经历了宗法社会、专制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大的发展阶段(与许多学者的观点一致或接近)。宗法社会是在氏族社会的基本关系没有被打破的条件下,通过权力逐渐由公化私的蜕变而形成的,统治阶级(同时也是剥削阶级)是一个或几个宗族,而被统治者是其他的宗族、氏族甚至部落,在社会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是宗法统治阶级;在专制社会,政治权力集中于皇帝,皇帝委任各级各类官员来管理国家,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是皇帝及官僚统治阶级;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政治权力由专制走向民主、由为私转向为公,但政治和政治权力在社会整合中仍然起主导作用。

  

  中国的宗法社会与西方的奴隶社会、中国的专制社会与西方的封建社会、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与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大体上处于同一社会发展阶段。

  

  宗教主导性文明的社会发展,在进入文明社会后,一般要经历这样三个阶段和三种社会形态:一教社会—→多教(派)社会—→泛教(派)社会。“宗教/政治”主导型文明和“宗教/政治/经济”主导型文明所经历的社会阶段和社会形态,也相应具有复合性的特征。

  

  六、文明类型学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解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构想的代替资本主义并比它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还没有出现,资本主义还能容纳新的生产力;当然,我们也不否定资本主义必然要被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代替的预言),而是政治主导型文明(社会)中,用来代替专制制度的社会制度。它的优越性也体现在比专制制度优越。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它与经济主导型文明(社会)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在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上处于大体相同的阶段,要在这一社会阶段完成资本主义已经完成和正在完成的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任务;在其他文明的发展方面也是一样。说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能意味着我们还处于比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还要低、文明程度还要低的阶段,所以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如果我们的“社会主义”是马恩所构想的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那么,就像高一的学生文化水平比初三的学生高一样,我们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就应当比资本主义高级阶段的水平高。现实中却不是这样。只能说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并不是用来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它与资本主义处于同一历史阶段。

  

  十三大政治报告在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下定义时,也明确提出: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可以看成是马恩所设想的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则是与资本主义处于同一历史阶段(商品经济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邓小平后来强调:“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 88]这个提法也符合邓小平的思想。

  

  建国开始,我国基本上是从苏联照搬过来的传统社会主义的制度和观念。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所完成的突破,就是“走自己的道路”,开始了由传统社会主义向现代中华文明的转变,不再固守传统社会主义的观念和目标,而是以加快现代中华文明(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和发展(包括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标;同时,继续坚持政治主导的优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国“摸着石头过河”,回到了政治主导型文明的正确发展道路。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就是现代政党制政治主导型文明,其基本特点是:一心为公、为民的执政党的领导;国家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政治/伦理/科学”型的文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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