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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天瑜:列强对辛亥首义的态度

更新时间:2011-09-23 10:23:28
作者: 冯天瑜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爆发,立即引起列强驻汉口领事馆的高度关注。外报及其新闻记者的反应见仁见智,褒贬各异。而列强政府采取“友清敌民”的态度,都站在清王朝一边,防范、敌视革命党人。因列强在华利益各异,所以它们对待武昌起义的态度也不完全一样。列强之间相互博弈和妥协的结果,是共取“不介入”的中立态度。这与湖北军政府意图示好列强的外交政策也颇有关系:鉴于近代太平天国与义和团被列强绞杀的严重历史教训,革命党人始终避免得罪外国,承诺保护各国在华既得权利和外国人在华生命财产安全。湖北军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外交策略,得到驻汉领事团的理解认可。袁世凯出山后,列强则全部转向“拥袁抑孙”,将袁世凯视作“秩序”的代表。辛亥首义后,列强面对中国政局的急剧变化,不断调整其对华政策,固然与清王朝、民国政府、袁世凯诸方的外交策略不无关系,但归根结蒂,是列强自身谋求在华利益最大化的产物。

  【关键词】辛亥首义列强外交策略利益最大化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暴动,随后夺占湖广会城,使列强大为震惊。首先对事件作出反应的是各国驻汉口领事馆。

  英国、德国、法国、俄国、日本五国在汉口辟有租界,并设立领事馆;美国、葡萄牙、丹麦、荷兰、意大利、瑞典、挪威、比利时、墨西哥九个国家则在汉口设立领事馆、总领事馆。汉口又是华中的重要国际贸易港口,洋人及其机构在此甚多,武昌起义立即引起各国的高度关注。

  

  一、各国驻汉领事及新闻记者对武昌首义的报告

  

  武昌首义爆发次日,即1911年10月11日,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总领事松村贞雄就向日本外务大臣发出“清国革命动乱情报”:

  十月九日下午,在本地俄国租界秘密制造炸弹的革命党员被发现,二人被捕。随即武昌有二十余人被捕。至今晨,道台发出照会表示,因武昌发生暴动,命军舰在江面警戒……十日晚十一点左右,武昌炮兵队一部发起暴动,火烧总督衙门及布政使衙门。总督乘军舰逃往中游。武昌城内,交通断绝,故详情不明。[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外务省记录1门政治6类诸外国内政1项亚细亚》,《关于清国革命动乱的情报》(湖北省之部)第一卷第0105页,聂长顺中译。]

  同一天,英国驻汉口总领事葛福(SirH.Goffe)也向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电告:

  据说在武昌进行的,纯粹是反清运动,战斗还在继续着。今天报纸刊载了起义军统帅所发表的宣言,禁止伤害外国人和骚扰租界区。[1]86

  同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N.Jordan,1852-1925)向外交大臣格雷致电:

  英国驻汉口代总领事报告说:武昌完全处于革命状态,衙门已被焚毁。总督驻在中国巡洋舰上,泊于英国炮舰的后面。他已通知总领事说,他不能保护英租界,并已请求英王陛下船舰阻止起义军渡江前往汉口。[2]1

  从日本、英国驻华外交官给本国外交大臣的电文看,列强对辛亥首义的反应是相当迅速的。而且,朱尔典10月16日致格雷的电文称:“9月30日,英国代总领事根据武昌美国教会的情报,电告清军即将发生兵变。”[2]34可见英、美方面早有关于新军可能起事的情报。

  对一般汉口租界的外国人来说,面对突如其来的革命起义,在最初两天里,很想了解长江对岸这场起义的情景,然而却得不到任何可靠的消息,一名英国记者写道:

  在开始的几天里,事件以惊人的速度一件接一件的发生。追寻事件连续的线索变得非常困难。听不到关于在武昌的外国人的任何消息,城门紧闭着,大火已经烧了两天,这次事件被认为可能发展成为排外运动。人们聚集在土堤上,用望远镜焦急地盯着河面,寻找外国人的踪影。然而直到10月12日早晨才有一艘飘扬着美国国旗的汽轮从武昌送来了美国的海林娜号(Helena)船长克耐坡(Knepper),一些外国人和美国水兵。下午,当海军官员们用蒸汽船载着外国人和来自各基督教会学校的大约150名基督教女孩们沿汉口的土堤行驶时,人们向他们欢呼起来。[3]30

  事件初发之际,外人发出的是直观的、现象性的报道。随着事件的推衍,武汉各种外刊的报道愈益具体,并显示其好恶倾向,如对汉口争夺战中清军纵火,外报披露甚详,并且多对清军行径予以谴责,对民军抱同情态度,英文《楚报》(即《华中邮报》)赞民军尤为热烈。但英文《汉口日报》则为清军辩护,11月2日印行的《叛乱》一文,斥革命方为“叛乱”、“叛军”,声称火焚汉口是清军“把叛军从危险据点赶跑的唯一手段”。该文还斥责《华中邮报》“为革命军辩护”不符“中立”立场[4]266~267。可见,外报的反应,见仁见智,褒贬各异,我们不必取一端概全貌。

  

  二、“友清敌民”:列强的初期态度

  

  外国列强的对华外交政策原则,是保护各自既得权益,趁机谋求扩大新的权益。从这一原则出发,在武昌起义之初,外国列强都站在现政权清王朝一边,对革命党人武装起义采取防范、敌视态度。

  早在武昌起义前夕,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曾根据他获得的情报,提醒清朝政府防止革命党人乘机起事。英、美、德三国驻汉口领事,还向湖广总督瑞澂告密。10月3日,当英国驻汉口总领事葛福探悉湖北革命党人准备密谋起事的消息,要求驻华英国海军当局随时准备派舰前来武汉,以便相机采取行动。

  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广总督瑞澂逃入“楚豫”号兵舰,停靠在英国炮舰后面。瑞澂向英国驻汉总领事葛福提出:“要求英王陛下的军舰提供帮助,阻止起义军渡江。”葛福立即向北京的驻华公使朱尔典请示,朱尔典随即请求英驻华海军司令对清廷尽量给予援助。同时瑞澂又派人与德国领事联系,声称武昌起义为“义和团的复活”,要求德国军舰向武昌开炮。德国领事接受了这一要求,停泊于汉口的德国军舰准备炮轰武昌。只是由于在义和团事件后,各列强间的协定规定:凡在中国采取军事行动,必须经各国之间一致同意方可实施,在13日举行的汉口领事团会议上,德国领事主张协助清军镇压起义的提议,因遭法国领事侯耀与担任领事团首席领事的俄国领事敖康夫的反对,未获通过。

  10月13日,湖北军政府照会驻汉英、日等国领事,请其严守中立,不得容留清廷官吏。英、日领事同意,法、俄领事态度暧昧,德领事反对。次日,德副领事还会见瑞澂,要他到德租界办公,以便保护。于是瑞澂将座舰移到德租界靠近德国兵舰处停泊。

  英公使朱尔典还命令汉口英籍邮政司拒绝起义军检查邮件,日本驻汉领事松村贞雄警告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不得占领大冶矿山。修筑京汉铁路的法国工程师则命令将所有机车及车厢调到北方,以免为革命军所用。10月12日,江汉关英籍税务司苏古敦(A.H.Sugden)将海关所有的小火轮都集中在租界江面。武昌起义次日,清第八镇统制张彪带领残部逃到汉口郊区刘家庙,派人到临近的日租界请日人寺西秀武(湖北军事顾问)代为筹划。寺西建议张彪,集合现有两营多兵力,许以重赏,亲自带领,由刘家庙渡江到青山,绕至洪山,乘夜入宾阳门,诈称响应,袭取湖北军政府所在地咨议局。因张彪胆怯,此计未能施行。

  与此同时,各国以保护各自租界和侨民安全为由,纷纷将停泊中国其它港口及驻远东的舰队和陆战队派来汉口。据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亚洲处德尚·德·喇伯第1911年10月17日致法国外交部长信:

  目前扬子江上集结起了一支真正的国际舰队。武汉陷落时,汉口只有五艘炮艇:两艘英国炮艇,“狄斯特尔号”和“南丁格尔号”;一艘德国炮艇,“瓦特兰号”;一艘美国炮艇,“维拉拉博斯号”;以及一艘日本炮艇,“隅田丸”。

  下面是自那以后逆江而上的外国战舰名单:英国:“纽卡斯尔号”,巡洋舰;“卡德缪司号”,同上;“阿拉克丽蒂号”,温斯楼海军上将的快艇,“伍德拉克号”,炮艇;“金沙号”,上游炮艇;“布里托马特号”,炮艇;“布兰布尔号”,同上。日本:“对马岛”,装甲巡洋舰,挂旗舰旗。德国:“伊尔蒂斯号”,炮艇;“水獭号”,巡洋舰;“老虎号”,炮艇;“雅瓜尔号”,同上;“多久号”,鱼雷艇。法国:“戴希德号”,炮艇。除这些舰艇外,尚有:奥地利巡洋舰“弗朗兹·约瑟夫号”;德国装甲巡洋舰“格奈斯努号”;俄国炮艇“曼茹尔号”,目前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以及“迪普莱克斯号”,无疑还有“克莱贝尔号”。

  最后,日本第三舰队全体舰只都将在中国水域重新集结。这个舰队新近增加了目前在旅顺港的“达楚达号”巡洋舰和新反鱼雷艇“马基库牧号”。集结在汉口的各国海军力量日前由日本海军司令川岛统一指挥。[5]211~212

  英文《汉口日报》10月12日在《军舰的调动》新闻中,报道列强急调军舰赴汉:

  为了应付革命,调动了所有能够使用的外国舰船。

  略有如下舰只:日本巡洋舰对马号,德国军舰老虎号,英国军舰舶列通麻特号、卡德玛斯号、伯兰伯尔号、金沙号、伍德道克号,美国军舰海伦娜号,分别从镇江、大通、九江等处出发,驭向武汉江面。

  到1911年11月9日,据法国驻华公使馆高拉尔德致陆军部长称:“汉口:约一千名海军士兵和二十多艘战舰。”[5]371

  列强又陆续派陆军到武汉驻扎,其人数统计如下:俄国277人,日本500人,德国100人,美国160人,意大利30人,法国也计划派150人来华。

  

  三、列强差异

  

  因列强在华利益各异,所以它们对待武昌起义的态度也不完全一样。

  (一)日本

  由于地缘政治的原因,日本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最为关心。起义之初,日本政府的状态颇为矛盾:骨子里倾向清王朝,又担心清王朝很难再继续统治下去;反对革命派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但又不愿在革命形势如火如荼、本国民间人士支持参与中国革命的情况下,站在起义军的对立面。基于以上,日本政府“认为应先静观局势的发展一段时期,再考虑采用适当的手段去对付才是明智的”[1]120。于是采取不偏不倚、双方都不得罪的态度。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爆发。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及驻扎军队,在密切关注战局,即时向国内报告的同时,还将租界及在华日人的安全问题视为当务之急。10月11日,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松村贞雄开始向外务大臣报告“清国革命动乱情报”:

  十月九日下午,在本地俄国租界秘密制造炸弹的革命党员被发现,二人被捕。随即,武昌有二十余人被捕。至今晨,道台发出照会表示,因武昌发生暴动,命军舰在江面警戒……。十日晚十一点左右,武昌炮兵队一部发起暴动,火烧总督衙门及布政使衙门。总督乘军舰逃往中游。武昌城内,交通断绝,故详情不明。目下,有“隅田”舰停泊在本地,“对岛”舰当于今、明两日内载司令官到达,对在武昌本邦人,尽力采取保护措施。[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外务省记录1门政治6类诸外国内政1项亚细亚》,《关于清国革命动乱的情报》(湖北省之部)第一卷第0105页,聂长顺中译。]

  松村报告说,在战事初起的惨烈形势下,“在武昌本邦人”的人身及财产安全并未受害。

  11月19日,湖北军政府外交部部长胡瑛在汉口法租界举办晚餐会,招待国内外新闻记者,与会日本记者及通讯员15人。席间,一位列席的日本海军士官起身道:“我虽是海军军人,但作为个人,对革命军怀有满腔同情。”随即举杯祝道:“革命军万岁!”关于此事,驻汉口总领事松村贞雄认为:“本邦人对官、革军两军的态度,万目监视”,故双方皆应谨慎从事,如轻举失措,恐殃及居留民的安全。他写道:

  于官、革两军对峙之今日,本邦记者团公然应邀出席革命军招待会,多少不免有些不慎之诽。(此事)起于万端匆匆之间,无暇预先防止之,本官深怀遗憾。(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外务省记5门军事3类暴动及内乱2项外国》,《本邦人对清国革命军的助一件》第0139页,聂长顺中译。)

  松村于宴会翌日,向记者团发出通告,责备他们的举动有伤官军感情,为“国交上之失策”,希望他们今后在类似的事情上谨慎从事。松村对列席宴会的海军军人也做了调查,得知其中确实有驻扎本地的海军陆战队“主计”参加。对此,松村认为:

  现役军人出席公开宴会,且竟发生如此不合常识之言行,不仅使英国记者心生怀疑之念,而且若在留外国人间传开,不招致官军方面恶感,即属万幸。窃忧虑之。(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外务省记5门军事3类暴动及内乱2项外国》,《本邦人对清国革命军的助一件》第0140页,聂长顺中译。)

  因此,松村提议,对肇事军官予以相应处分。

  在经过一段观察后,日本政府干涉中国政治的野心开始暴露出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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