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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谈:任免票决制显现党内民主新动态

更新时间:2011-09-22 18:34:15
作者: 半月谈  

  合并后可以提高选人用人的效率;将第二轮推荐权交给基层干部和党员群众,这有利于扩大选人用人的民意基础。提高票决规格,将由常委会票决改为由全委会票决,使全委会重大事项决定权真正落到实处。”王寿林表示,我们可以在不断完善公推票决的基础上,使之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并逐步向其他层级和类别干部选拔任用拓展,向其他地区干部选拔任用推广。

  “当前,当务之急是尽快实现公推票决做法的制度化和长效化,保证结果的公正合理。没有成型制度来规范公推票决,特别是参与主体、评价主体、运作程序以及信息沟通等内容,这种方式很可能会流于形式。”庄德水指出。(检察日报)

  

  票决制的思考

  

  党的十六大报告有这样一句话:“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

  报告里还说,要“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各级决策机关都要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

  我们不妨大胆地说,报告中的上述论断,是对各地在政治体制改革中,特别是对党委在决策中实行票决制的一个总结和归纳。

  

  江泽民的民主“生命论”

  

  其实,“票决制”的做法,早在131年前的巴黎公社就已经采用过。当时由巴黎20个区群众普选出来的86名公社委员,在对公社所有重大事项的决策中,一律采用票决制。作为无产阶级首次执掌政权的民主尝试,这一做法得到马克思的充分肯定。

  建党81年,执政半个多世纪,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通过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对民主的认识越来越明确,理解越来越深刻。对于民主,毛泽东同志曾有过“手段论”的认识局限;邓小平同志通过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对于民主,得出“目的论”的认识;江泽民同志则在面向新世纪的政治宣言中,提出“生命论”的论断(“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

  可以预测,江泽民这一重要论断的提出,将极大地推进党内民主的发展。由毛泽东同志的手段论,到邓小平同志的目的论,再到江泽民同志的“生命论”。随着对党内民主的认识不断深化,党内民主的实践也在逐步深入。

  

  任命干部,谁的意志

  

  现阶段在一些地方实施的“票决制”,实质上就是扩大干部任用决策的民主,让党内更多一些人的意愿、意志能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得以反映和体现。党委任命干部是党管干部的重要一环。按照组织制度的要求,必须经常委会集体讨论决定。

  但由于没有程序上、特别是票决方面的具体要求,在实际过程中往往一经主要领导提名,即就获得通过。常委们虽有一票,却因既难有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也没有充分体现自己意志的条件,由此不但造成了“一把手”或少数人说了算的局面,而且导致了一些被任命干部的“带病上岗”。

  “票决制”就是在党的常委会或全委会内实行一人一票,让常委或委员任命干部时,既有权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又能人人平等地行使自己一票的权力。 这不仅对遏制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用党内民主去促进人民民主,还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投票,以体现自己的权利;票决,以行使赋予的权力,这对于广大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来说,有着充分的理论依据。

  列宁指出,党内民主,就是“党内的一切事务是由全体党员直接或者通过代表,在一律平等和毫无例外的条件下来处理的;并且,党的所有负责人员、所有领导成员、所有机构都是选举产生的,必须向党员报告工作,并可以撤换……要真正民主地决定问题,只召集该组织选出的代表开会还是不够的。必须让该组织的全体党员在选举代表的同时就整个组织所关心的有争议的问题都能人人独立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只有在到会的全体党员公开讨论了这个问题以后,才有可能使每个党员作出自觉而果断的决定。只有以这种决定为依据,代表会议代表的选举才不会成为按亲戚关系、朋友关系或习惯办事的举动,而是‘下层’(即全体党员)自己自觉地确定本身政治行为的举动。”

  但很可惜,列宁的继承者没有将党内民主作风发扬与贯彻下去。

  

  民主实践正在铺开

  

  在中国共产党所走过的81年历程中,曾经历过鼓掌通过、举手投票、记名投票、无记名投票等形式,来表达党员意志,体现党内民主。而以前的投票,主要用于党内的各种选举。而经选举产生的各级党代表、党委委员、常委会委员,却绝少采用票决的形式决定党内的重大问题,致使“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邓选》二卷329页)十年浩劫,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在于党内缺乏科学、合理的“票决制”。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的实践中,深刻认识到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和解决的新的伟大工程。

  1996年1月,经中央政治局同意,尉健行同志在中央纪委六次全会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凡属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的使用,必须经集体讨论作出决定。”接着,又在此后的几次中央纪委全会报告中针对“三重一大”等问题,陆续强调“要规范民主决策程序,健全议事规则”。

  并具体规定:地县党政领导班子正职的拟任人选,分别由省、市“党委常委会提名,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进行无记名投票表决”。这不仅是把地方党委常委会一部分决策权划给全委会的最早改革,而且是“票决制”最具实质意义的重大突破。

  随后,中组部选择海南省、山西省晋中市、陕西省铜川市、四川省眉山市和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等地区作为对拟任人选进行“票决制”的单项改革试点单位。

  目前各地通过积极地开展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

  2001年4-5月,海南省委先后制定了《省委全委会任用市县党政正职表决办法》和《省委全委会闭会期间任用市县党政正职征求意见办法》。《表决办法》出台后,海南省采用省委委员无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共表决干部34名,其中1人未通过。

  2001年9月,马鞍山市委常委会首次采用“票决制”,以无记名投票、当场公布结果的方式,表决通过了对两名处级干部的任用。

  2002年4月3日,广东省委召开八届九次全体会议,首次对3名地级市党政正职拟任人选和推荐人选进行了审议和表决。今后广东省新任地级市党政正职的拟任人选和推荐人选,都将按照《新任地级市党政正职人选表决决定试行办法》进行票决。浙江省委在总结台州市椒江区进行“票决制”单项改革试点的基础上,审议通过了《浙江省委全委会任用、推荐重要干部表决办法(试行)》。

  目前,浙江省实行这项制度的有1个地级市、13个县市、区。到目前为止,全省采取票决制任免的干部共有4222名,在讨论过程中被缓议88名,在投票表决中因未超过半数而被否决的有5名。

  从各地贯彻“票决制”情况来看,一是采用“票决制”的主体,为党委全委会或常委会;二是“票决制”的实施对象,主要是“地县党政领导班子正职的拟任人选”;三是一些地方注意将“票决制”与“任前公示制”等改革措施相配套,以完善选人用人机制,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避免选人用人上的失误。

  目前,用“票决制”决策“三重一大”问题,特别是对“重要干部”拟任人选的决定,已为不少地方党的全委会或常委会所采纳。

  但是“票决制”无论在程序上还是在实体上都有不够科学、不尽合理的地方。比如,党委作为“议行合一”的领导机关,“一把手”在“票决制”中的权重应如何体现?如要体现,“一把手”的一票就不能等于普通一票;如不体现,“一把手”顾得了决策时的公平,恐怕就很难顾得上执行中的高效。

  再如,执行机关的组成人员不得在权力机关任职,是保证决策公平、公正的一条定律。尽管常委会把“三重一大”的决策权划给全委会,常委作为执行者又参与全委会的决策,其科学性如何?又如,人代会作为权力机关,其代行机关人大常委会,通常不得从自身选派人员去执行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任职,而党的全委会却经常要决定自身的组成人员到党的执行机关、监督机关任职,其合理性怎样?

  另如,用“票决制”决定拟任人选的产生固然重要,如何在其获得任命后,用“票决制”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督制约或许更重要。还如,目前的“票决制”还是局限于常委或委员的“票决制”,多为自上而下的民主,而非自下而上的民主。如何通过发展党内民主去调动党员的政治热情,如何通过扩大党内民主去落实党员的民主权利。

  一句话,如何积极稳妥地实现党员的“票决制”,使党员对党组织的领导成员有票决的权利,这应该成为新世纪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所必须关注和认真解决的重要问题。

  

  合理配置党内权力非此不可

  

  尽管“票决制”还存在不少亟待完善的地方,但它毕竟是对我们过去严重忽视民主决策的具体补救,是对80年一贯制的“议行合一”党委领导体制认真反思中的初步改革,是对党的全委会与常委会之间权限的粗线条划分。

  笔者认为,“票决制”与“三重一大”一样,都是改革实践的产物。从采用“票决制”的主体看,由常委会向全委会推行已是必然趋势;从“票决制”的适用对象来看,由“重要干部任免”这一“重”,向另外“二重一大”(即重大决策、重要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的使用)发展,则势在必然。

  “票决制”使全委会有事可议,从而摆脱了因名而设的尴尬;“票决制”使全委会有权能行,从而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对常委会形成必要的制约。

  如何在“票决制”中体现常委会向全委会负责的精神,怎样让委员在更多的知情基础上参与决策,如何使“票决制”在任用、追究、罢免等环节都能发挥作用,这些操作层面上的问题固然需要研究和解决。然而,“票决制”更为重要的意义,是对党内决策与执行的权力分解。

  只要不断完善“票决制”,且地方党委在一定时期尚未设立党内执行机关——“书记处”,地方党委常委会就有可能因“票决制”使用的递减和向全委会负责的增加,而成为党内的执行机关;地方党委全委会则会因“票决制”的频繁使用和对重大问题决策地位的提升,而成为党内的权力机关。

  从这个意义上讲,“票决制”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遵循了制度创新的发展趋势,它不仅是改革和完善选人用人机制的需要,而且为科学分解党内权力,合理配置党内权力所必须。

  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五部分“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中明确提出,要“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继续深化改革。在第十部分“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中,强调要“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扩大在县、市进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

  “完善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进一步发挥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作用。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笔者以为,这是中国共产党面向新世纪的政治宣言中最具实质意义的一些重要提法。愿“票决制”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再接再厉,取得更为明显的成效, 在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中,发挥出应有作用。(南风窗,文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 李永忠)

  

  票决制:党内民主的“助推器”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郑重提出:今后将“推行地方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这就在党的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党委票决制的概念。

  

  票决制的提出和实践是对传统党委议决制决策模式的重大超越

  

  党委票决制是党的全委会或常委会在任命干部或决定各级党的重大问题时实行党委委员或常委一人一票,让委员或常委既有权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又能平等地行使自己一票的权力,最后以得票超过法定票数的候选人或方案获得通过,形成决定并当场公布的一种党委决策的制度安排。早在136年前巴黎公社就采用过票决制。马克思曾对公社的这一做法给予充分肯定。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采用鼓掌通过、举手投票、记名投票、无记名投票等形式来表达党员意志、体现党内民主。但由党代表选举产生的党的委员会却很少采用票决的形式决定党的重大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基于发展党内民主的需要,我们党在对“文革”严重背离党的集体领导危害的反思中,分析了党委书记过度集权的决策体制的弊端。

  邓小平尖锐地指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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