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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告别辛亥革命

更新时间:2011-09-21 14:14:02
作者: 李泽厚 (进入专栏)  

  像蔡元培。

  到“五四”这一代就转过来了,因为代表旧势力的王朝已经垮掉了。

  马国川:五四一代就是新的东西占主流了。但是随着时代的转变,激进的思想开始增多。

  李泽厚:是啊,到第三代知识分子,就是大革命的一代了。其实,第一代就开始激进,孙中山就是第一代知识分子。

  马国川:激进的思想越来越成为一个主流,这种激进也是有它的合理性的。二十世纪里,中国差不多有四分之三的时间都是在革命。

  李泽厚:而且革命成为一个神圣的口号,革命就是好的。在以前,中国最大的犯罪就是“反革命”,反革命一定是最坏的。革命被神圣化了。其实,革命不是那么神圣的。我们现在反对革命,就是反对神圣化“革命”。我提出的“告别革命”,就是要告别辛亥革命。

  马国川:有些人批评说,80年代您是思想启蒙的导师,而后来您越来越趋于保守了。您提出“告别革命”,在有些人看来,就成为了一个守旧者。

  李泽厚:我本人是革命的参加者,我有资格“告别革命”。四十年代我在湖南参加学生运动,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在军警林立戒备森严中,我曾经把鞋底纳起来里面夹着的是油印的毛泽东的文告。万一被人怀疑抓起来,命都可能保不住了。所以我曾经对我的学生说,不怕死有什么了不起,我就不怕死。

  马国川:当年您参加革命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被某些人鼓动和煽动的。

  李泽厚:我是自己选择的,我的基本理论都是自觉选定,不是别人灌输的。我是比较顽固的。我有很多观点,现在还是认为不需要改变。

  马克思的理论信徒很多,真正得到马克思思想的是社会民主党,伯恩斯坦们所讲的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一开始就被排出去了。所以中国接触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是马列主义。不过,尽管被人骂,直到现在我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经济基础是最重要的,经济是前提,但不是经济决定一切。我提出社会发展的四顺序: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这被一些人骂得一塌糊涂。我在美国和一些大学者争论,他们批评我是“经济决定论”。因为我把政治民主摆在最后面,把经济发展摆在第一条。我认为,其他是软道理,只有经济发展是硬道理。这是马克思的影响,谁也改变不了我。

  马国川:对于马克思的革命理论,您有了新的认识。

  李泽厚:是的,对革命的认识,我的确改变了。当年我崇拜的是激情和理想,抱着建设一个真正的民主新中国的信念。真正对革命的动摇是在“文革”期间,“文革”时候我对革命的信念彻底动摇了。我发现,“文革”不就是法国大革命吗?为什么一定要革命呢?革命为什么一定就是好的、就是正确的呢?于是开始了对革命的怀疑。

  马国川:实际上,您对革命的怀疑是在文革期间完成的,到世纪末提出“告别革命”。

  李泽厚:在八十年代后期我也讲过类似的意思。那是在广州,我说:辛亥革命不一定成功,戊戌变法不一定失败。当时有报纸登出来了。到1995年正式提出“告别革命”,并不是偶然出来的,不是随便讲这么一句。

  马国川:那本书是1995年出版的,世纪末,正好是对20世纪的一个回顾。

  李泽厚:那本书的副标题就是“回顾20世纪”。《告别革命》这个标题是我起的,原来的标题不是。我记得那天开车回去,在路上突然想起刘再复有一本书叫做《放逐诸神》,两个书名正好做个对仗。

  马国川:对今天的中国来说,您的“告别革命”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现在主流仍然在鼓吹革命是神圣的。

  李泽厚:国内外都有人批判我的观点。有些人根本没看书,有些人是没有看懂。有些人说,共产党是靠革命起家的,你反对革命就是反对共产党。这其实没有什么道理。如果现在再发生革命,是革谁的命?我认为,再革命更麻烦,现在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取代现在的执政党。我还是坚信,有政府比没有政府要好得多。最坏的政府也比没有政府好,长期的无政府状态是最可怕的。20年前我就说了这话。

  有些人反对我的“告别革命”,我就反问,现在革命怎么“革”法?上山打游击、城市大暴动,还是哄抢企业家的财产?这样革命就会成功?不,我看会彻底失败。

  马国川:我同意您的看法。但总觉得您这种理性的冷静,有冰冷的感觉。

  李泽厚:情感上难以接受吧?理性和情绪比较,理性比较可靠,情绪是最不可靠的。80年代末就是如此。当时我就批评“激情有余,理性不足”,其实是针对当时的,这有文可查,可惜没人注意。当时的人们有两个问题,一是情绪左右思想,二是缺乏具体思维。要革命却不想如何具体革,也讲不出来,结果是空洞的口号,只有发泄情绪的意义。应该吸取历史的教训。

  有人说,革命容易,改良却难。革命其实并不容易,而改良则的确更难。梁启超当年是为了改良而讲革命,今天我讲告别革命是为了能够慢慢改良,现在革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关键就是怎么样推动执政者进一步改革。我还是注重经济力量的影响和推动,现在就应该大声疾呼落实“非公经济三十六条”,让民营经济有一个大发展,使得官员不得不改革。以经济发展推动政治制度逐步地改变,比较可靠。同时,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也尽力而为。如果这样,还是很有希望的。

  

  马国川 & 李泽厚采访时间:2011年8月17日下午 采访地点:北京东城区李泽厚寓所

  来源: 《信睿》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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