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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辛亥革命,一个插曲

——绅士宪政主义脉络中的辛亥革命

更新时间:2011-09-20 12:19:20
作者: 秋风 (进入专栏)  

  

  一百多年来的现代史叙述赋予辛亥革命以重大历史意义。这场革命当然具有重大意义,但也许并没有人们所想想、论说的那样重大。本文准备提出的命题是:辛亥革命不过是一场伟大的宪政主运动的一个环节、一个插曲。我把它称之为“绅士宪政主义运动”,其目标是构建现代国民国家(nation-statebuilding)。它构成现代中国历史的第一阶段,始于1895年,终结于1924年。这场持续了二十多年的思想与政治运动,构成准确理解辛亥革命所无法回避的背景和框架。

  

  理解“共治”体制

  

  为准确理解这场绅士宪政主义运动,简单地勾勒一下这场运动之前中国的治理架构。

  按照法家所提供的方案,秦政府致力于消灭思想、学术和社会,儒家思想和儒生组织自然在重点打击对象之列。由此,秦建立了一个没有文化、反文化的治理架构,其统治机器由“吏”组成。吏就是刑吏或称刀笔吏、文法吏。他们唯一的知识就是刑名律令,他们唯一的职责是针对每一个人严酷地执行刑名律令。吏同时也是“师”,此即李斯在焚书令中所说:“欲有学,以吏为师”。简单地说,秦制是一个警察国家。

  如此反人性、反文化、反社会的统治,终究不能长期维持,秦不二世而亡。刘邦推翻秦的暴政统治,但这个暴政造成的思想与社会空白,让新的机统治集团基本上由游民、军人、文法吏组成,它不具备任何制度构建能力,而不得不沿用秦制。如史家所说,汉承秦制,唯一的变化是,政府放松了刑律的执行。此即汉初“黄老之术”的含义所在。

  与民休息的结果是社会的繁荣。但是,宽和的秦制终究还是秦制,皇权的绝对权力只是暂时收敛。一旦社会繁荣,权力就蠢蠢欲动,放纵其无节制的欲望。汉武帝的好大喜功就是秦始皇式权力所保障的。为应付这无度的需求,政府伸手抢夺民间财富,同时,政府也收紧对经济过程的控制,制造了大规模的“国进民退”。为配合这些掠夺财富的活动,皇权也信用酷吏,回到秦制,滥施酷刑。由此导致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汉初短暂的繁荣很快转换成为巨大的统治危机。

  秦制以及宽和的秦制终于走到尽头,儒家发出了“复古更化”的声音。此前,借助于汉初的宽和,儒家获得了发展空间,在教育、文化、进而在社会领域积累了力量,从而发动了一场天道宪政主义的“更化”事业。其理论的主要表达者是春秋公羊学大师董仲舒。他非常简练地描述了汉儒所向往的治理结构:“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第二》)。

  儒者这一理想在相当程度上变成了现实。汉武帝部分接受董仲舒的主张,实行更化。其关键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当时语境中,“罢黜百家”就是罢黜支持秦制的法家,和面对秦制无所作为的黄老之术。儒者要抽空秦制的价值和观念基础,完全废弃秦制。皇权当然不愿彻底退让。双方角力的结果是形成妥协,形成儒家士大夫与皇权共治之治理体制。汉承袭自秦的治理架构发生了相当重大的变化,绝对主义的皇权制被终结。

  这一共治体制的哲学表达是道统、学统高于政统,而在治理架构上,至少体现为三项制度:

  第一,借助于“独尊儒术”的制度安排,接受过儒家教育的士人大规模进入政府,改变了以文法吏为主体的秦制之政府形态,而建立起钱穆先生所说的“士人政府”。

  儒家士人的心态和行为模式,与组成战国时代王权制政府和秦之皇权制政府的“吏”,大为不同。后者不加反思地执行国王、皇帝的命令,是权力自上而下地进行统治的技术性工具。儒家士大夫则通过儒家教育,具有自成体系的价值、信念、理想,以及一套治理理念。他们具有伦理与道德的主体性。

  这样的儒家士人组成的政府与皇权之间,就出现了微妙的分立、对立。后者包括皇帝及依附于他的外戚、宦官、佞幸等人。后世历史上,比如东汉末年、明末,这两者间经常发生分歧,乃至爆发你死我活的激烈冲突。

  第二,借助于儒术的权威和士人在政府内的资源控制权,儒生共同体也在社会中开始树立治理的权威,从而构成了“社会”,并形成了政府与社会的共治。

  社会不是天然存在的。从春秋末期以后,中国就没有社会。除了政府的强力统治外,人们相互之间没有找到恰当的联合方式。儒生在汉初则开始构造“社会”。首先,儒生自己通过讲学等方式,结成一个既有地方性、也有全国性的学术与政治社团。华夏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意识,主要就是由儒生维系的。理由很简单:他们一直在活动于一个全国性社团中。其次,儒家士大夫在基层社会积极构造家族等社会自主治理组织。西汉以来,家族制度经历过多次变化,最典型者是汉、晋的士族,与宋明清的宗族。但维系家族制度的核心,都是接受过儒家教育的“绅士”。这样的制度让广大的基层社会具有了自我治理的能力。

  至关重要的是,汉武帝以来,皇权承认儒生生存于其中、并发挥领导作用的社会,享有自治性权利,自己则基本上从基层社会退出。因此,儒家主导的社会自主治理乃是“皇权不下县”制度的条件。如果基层社会没有绅士领导的自治,皇权就不可能不下县,因为,人总是需要治理的。

  第三,西汉中期以后,也出现了刑与德、也即刑律与礼俗共同治理的格局。

  秦制是单纯的“刑治”,治理的唯一依据是刑律,执行的工具则是文法吏。这样的刑治类似于现代的警察国家体制。儒家深度进入社会治理架构之后,封建的礼治得以部分地恢复,而在基层社会演化成“礼俗之治”。礼俗中渗透着儒家精神,其规则的生成者、执行者也主要是社会中的儒家士人。这样一套礼俗之治体系,乃是社会自主治理之本。

  因此,从董仲舒-汉武帝以来,刑律与礼俗构成中华法律体系的两个同等重要的部分。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后者的影响更大。社会合作、市场交易的大多数规则、制度,乃是由礼俗调节的。

  综合起来看,共治体制的大框架确实是皇权制,其整体结构则是汉宣帝所说的“霸、王道杂之”。在这其中,皇权带有强烈的非理性、堕落的倾向,自秦以来就是如此。现在,借助儒家的共同治理,理性力量被注入皇权制的治理架构中,从多个方面下手,儒家士大夫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皇权的非理性倾向。因此,相对于秦制,这种体制具有明显的宪政主义成分。

  理解儒家士大夫与皇权的关系,尤其是其中具有理性精神的儒家的精神状况和思想观念,乃是理解董仲舒-汉武帝以来中国历史的关键。共治体制的灵魂是儒家,这构成了中古中国治理制度演进的基本动力。儒家士大夫基于其道德理想主义和治理理念,对皇权治理的现实一直都不满意,并从各个角度寻找改进之道。儒家思想就是因应这一追求优良治理的努力而变化、创新的。而汉以来历朝的一切重要“变法”事业,均发源于儒家士大夫之道德与政治自觉。

  儒家士大夫的道德与政治自觉,同样是清末绅士宪政主义运动的根本动力。

  

  曾国藩之宪政主义革命

  

  几乎所有现代中国历史叙事都强调现代中国与古代中国的断裂。上面对董仲舒-汉武帝以来中国治理架构的简单分析,已足可支持这样一个命题: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是一脉相承的,构建现代国民国家秩序的意向,其实是从遥远的古典中国延伸下来的。

  十九世纪中期,中国被迫与外部世界大规模接触。面对危机,敏锐的儒家士大夫立刻发出了“变法”的呼声。关于这一点,学界已有很多研究,无需赘言。但是,如何变法?一直以来,人们较多地关注观念的变化,尤其是仔细地爬梳了西方观念流入中国的过程。

  西方观念之引入,对于变法事业之展开当然相当重要。但显然,这并非最为重要的因素。变法固然离不开观念的支持,但变法的前提是一种积极的道德与政治意向。同时,现实的变法必然呈现为波及诸多现实力量的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没有意向,人们就不可能寻找新知识;而没有运动,观念就难以变成法度。

  但一直以来,这两者均遭到忽视,人们集中于讨论西方观念的引入。这种研究方法以刺激-回应说为预设,反过来,似乎又在证实刺激-回应说的正确性。过分关注观念的引入,强化了人们关于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断裂的印象,仿佛晚清的大变革都是西方观念的产物。

  这样的范式当然是不正确的。清末真正呈现为社会和政治运动形态的“变法”,其主体乃是具有儒家道德理想主义自觉的绅士群体。这个儒家绅士群体的缔造者是曾国藩。曾国藩对于清末绅士宪政主义运动的兴起,做出了最为重要的贡献。这当然不是说,曾国藩本人发出过宪政主义的呼声,而是说,曾国藩推动了绅士群体的成长,从而为宪政主义的社会和政治运动准备了活动主体。

  满清以人数极少的野蛮部族入主华夏,出于忧惧,实施严厉的殖民统治策略。其中的重点当然是防范儒生,因为满人深知,儒生乃是社会组织之核心,要消灭有组织的反抗,就必须消灭“士”气。明末士人尚有结社议政的风气,满人入关后,陆续立卧碑于各省儒学,禁止士人上书建言、结社订盟、自行刊刻文字。清廷也大规模制造文字狱,也是为了震慑儒生,禁止其议政、参政。

  乾嘉汉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它是儒学之歧出,因为,汉学基本上放弃了《大学》所说儒家之基本规划,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因而,乾嘉时代,学术看来相当繁荣,但儒家士气之低落,却为秦以来所罕见。可以说,一直到咸同之际,儒生普遍没有道德自觉,没有政治主体性意识。因而,清朝出中期,不存在共治体制,士大夫与皇权间关系严重失衡。此段历史实为华夏历史之歧出。

  洪杨之变严重地动摇了这一殖民统治大厦。满人的腐朽无能于此暴露无遗,此一治理空虚境况,让儒家绅士趁势崛起,而曾国藩为其中开天辟地者。此前,曾国藩已深切意识到“士”气低落所导致的治理的普遍败坏。为解决此一问题,他转向复兴宋明心性之学的事业。由此,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精神在暗中滋长,并逐渐影响及于士人小圈子,形成了一场较为隐蔽的道德觉醒运动。

  洪杨乱起,曾国藩的政治主体意识立刻觉醒,奋起而救世。曾国藩也发布《讨粤匪檄》中,我们可以清楚感受到曾氏的精神结构: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荆。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本部堂奉天子命,统师二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救我被虏之船只,拔出被胁之民人。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是用传檄远近,咸使闻知。倘有血性男子,号召义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倘有仗义仁人,捐银助饷者,千金以内,给予实收部照,千金以上,专折奏请优叙。

  本檄文固然是讨匪之檄,更是儒家士人道德与政治觉醒的召唤令,是绅士的政治动员令。曾国藩主要是对儒生言说的,也诉诸儒生的伦理与政治主体意识。这篇檄文乃是清代历史的转折点。

  这一点,立刻显示出来了:以曾氏为中心而组成的“勇”,全部是由接受过儒家教育、具有一定程度道德理想主义的绅士组织、领导的。曾氏文集也透露,其大兵所到之处,第一件事通常是寻找、召唤绅士,催促其起而行动。可以说,曾国藩创建的军队,从事的事业,其力量在于儒家绅士。

  经过曾国藩的准备,在洪杨之乱中,曾经被残酷压制了一百年的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精神再度登场。这种精神既渗透于部分官员中,也渗透于基层绅士中。借助于这些儒家士大夫,曾国藩平定内乱,取得胜利。随着这一胜利,儒家绅士在基层社会的权威完整地树立起来。

  这样,洪杨乱定后,满清不得不退回京城,绅士开始全面主导基层社会。即便在京城,自称“奴才”的满人政府宣告解体,政府大体回归传统的士人政府。由此,满清苦心维系的殖民统治架构崩溃,而这也让满清王朝重回华夏历史之正轨,因为此时,儒家士大夫与皇权共治的体制基本上恢复了。这才是华夏治理之正统。“同治”年号其实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同治中兴”的深层含义恐怕就是传统共治体制之中兴。

  可以说,至此,儒家士大夫已经相当顺利地完成了一次从政治上“驱逐鞑虏”的事业。曾氏此举不仅拯救了中国,也拯救了满人。已获得共同治理之主体资格的儒家士大夫,不惮于承认满人在文化和政治上的正当性。因为,此时的满人皇族已不再是外来的殖民者,而是脱去种族敏感性的权威与秩序的象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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