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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洪其:地方“三公”经费公开已没有回头路

更新时间:2011-09-17 11:51:27
作者: 潘洪其  

  

  在九十多个中央部门近期陆续公布“三公”经费之后,地方政府“三公”经费公开却没有跟上步伐,目前仅有北京、上海、陕西等少数省级政府公开了“三公”经费。有关专家认为,在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下,地方政府的公车使用和公务招待费可能普遍较高,这使一些地方政府在“三公”经费公开上出现了畏难情绪。

  实际上,在“三公”经费公开方面出现畏难情绪,既非始自今日,也非仅因公车使用和公务招待费较高。最初,当舆论要求将财政预算中的“三公”经费先予以公开时,不少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就条件反射似的产生了畏难情绪,它们不约而同地抛出一个理由,称“三公”经费与不同部门和具体项目挂在一起,涉及事项过于复杂和分散,预算编制上很难单列,统计起来难度太大,很难做到全面准确,公开没有实际意义。

  然而,中央连续几年大力推动压缩“三公”经费工作,每年压缩下来的数字都向社会公布,这其实从根本上否定了“三公”经费在预算上很难单列、统计难度太大的说法。尽管有关部门的畏难情绪仍然挥之不去,但它们再也拿不出拒绝公开“三公”经费的正当理由了。

  如西谚所言,“上帝拼命要掩盖的,就是世人迫切想知道的”,一些地方政府在“三公”经费公开上存在严重的畏难情绪,主要是担心自己在“三公”经费预算管理上的诸多问题暴露于天下,因而必欲以“三公”经费封闭运行的方式加以“掩盖”。

  长期以来,不少地方的预算管理粗放而混乱,特别是涉及“三公”经费的项目,要么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账”,无法清晰完整地体现在预算表中,要么含有不正当甚至违法犯罪的运作,不敢正式体现在预算表中。鉴于“三公”开支是最容易滋生腐败和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领域,国务院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公开“三公”经费,就是选择这个十分敏感的改革支点,促使政府“三公”开支规范化、集约化,倒逼政府预算管理进一步公开透明、科学合理。

  一些地方政府对“三公”经费公开工作百般畏难,反弹剧烈,恰恰说明这项工作戳到了它们的“最痛处”。地方政府“拼命要掩盖”,由此形成公布“三公”支出的阻力越大,公众有针对性地施加的压力就应随之加大;公众不断推动政府“三公”开支和财政预算的规范化、集约化改革,才能使政府在“三公”经费公开和财政预算全面公开上积聚新的自信,产生新的动力。

  此外,一些地方政府的畏难情绪,还缘于对舆论“得寸进尺的批评”的某种担心,唯恐不断加码的舆论压力令自己不堪承受。如某市财政局一名官员曾在一个重要场合抱怨说:预算公开越公开越不讨好,无论公开到哪个程度,媒体都能“鸡蛋里挑骨头”,真不知怎样才能让媒体满意?他的抱怨中明显带有一种畏难情绪,值得认真对待和研究。

  在改革年代,任何改革措施都难免受到舆论的关注和批评,因为改革越是深入,可供舆论批评的地方就越多,在公众对改革的预期与改革的实际进展之间,永远会存在着一定的距离。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后,舆论要求按照政府信息公开的规定,尽快实行政府预算公开;政府预算公开起步之后,舆论又提出预算公开应当充分、彻底,“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特别要公开政府最敏感、社会最为关切的“三公”支出费用;等到九十多个中央部门和北京、上海等少数省级政府公开“三公”经费后,舆论又提出了更高的标准,要求“三公”预算支出公开应当具体、细化,不能只是一个大而化之的“粗线条”。

  可以设想,如果不久以后,政府预算公开中“三公”支出及其他项目支出都做到了足够具体、细化,舆论仍然会提出新的问题,会设定新的更高的标准,比如对其中某项支出是否合理提出尖锐质疑,或者对某个项目的绩效和影响穷追不舍……

  地方政府在“三公”经费公开上出现的畏难情绪,最终都需要地方政府通过预算公开的实际工作来排解。从根本上讲,国务院的三令五申也好,社会舆论持续施加压力也罢,都是为了推动政府预算不断提高规范化、合理化水平——随着政府预算规范化、合理化水平不断提高,政府推行预算公开的动力也将不断增强。政府部门应当善待舆论“得寸进尺的批评”,无论有多大的畏难情绪,“三公”经费公开和政府预算全面公开改革都要坚定前行,而不能走上“闭门预算”的回头路。来源: 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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