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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公权:说民主

更新时间:2004-10-25 21:16:57
作者: 萧公权 (进入专栏)  
国际的民主政治承认民族的自决,国家的自主。一切改变他国政治制度的企图都是变相的“帝国主义”。所以要想维持世界和平,必须实行国际民主。用贝文先生的话说,必须就自己的途径,发展政治机构,使人民绝对自由,应用其理智与判断,并且不企图将一制度强迫加诸其他国家。否则一国要强迫推广它所采的制度他国必然起来抗拒,有主义的帝国主义,和传统的帝国主义在内容动机上虽不大不相同,而其引起战争的危险性是相似的。用不民主的手段来推行民主,其结果终是有害于民主的。各国以民主的态度相待,不但可以维持和平并且有利于民主。在十八世纪的晚年美法两国先后完成的民权革命。当时君主专制的国家环立于世界各地,但美法的民主政府(拿破仑当然除外)并不曾企图推翻他国的政府,鼓励他国人民革命,强迫他国人民仿效民主。然而这种民主的精神终于感召了人类,到了二十世纪,民主高潮弥漫世界。只要让人民能够自由选举,他们必然会选择民主,不会选择专制。我们无须决定那一种民主是好的:人民自已会聪明而且正确地选择他们所满意的一种。凡自命民主的政治家必须有这一点信心。

  

   但是有人要问:假如人民根本没有选择的能力,那又怎么办?邪典人民往往愿意出席国民大会。法律上虽有缺席罚金的规定,终久不能提高民主政治的素质。德国人民在一九二三年七月的选举当中,有百分之三十七的选民拥护纳粹党。在一九三二年有百分之三十三,在一九三三年有百分之四十四作同样的选择。德国的国会下院在一九三三年三月间除社会党的议员外一致赞成给与希特拉内阁以独裁的权力。在一九三三年五月更全体一致赞成希特拉内阁的外交政策。德国的独裁政治可以说是人民自己选择的。由此可见人民的自择不一定是民主政治的保障。

  

   这是民主政治一个古老的也是基本的疑难。用另外一个方法来说,这个问题就是:在人民政治程度低落情形之下,如何实现民主政治?

  

   以往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当中,认为这个问题不能解决者颇有其人。中国的孔子曾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韩非子说:“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也。”希腊哲人苏格拉底说:“一个缺乏军事或医药知识的人,纵然被全世界的人民所选举,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军官或医王。”柏拉图鉴于雅典平民政治的缺点在于民众的无知,所以他相信,除非治人者都成为哲人,或哲人取得了大权而成为治人者,人类的痛苦是不能解免的。近代赞成独裁、反对民主的人,虽然有种种不同的议论,他们也都怀疑于人民的政治能力。

  

   近代拥护民主的政治人士虽然放弃了十八世纪民权论者的乐观,承认民众智识的缺乏,但他们相信这个缺点是可以用教育方法补救的。约翰穆勒“普及教育必须先于普及选权”一句话正可代表这个看法。然而提高民智的途径,因各国历史环境不同而有异。近代民主政治的形式,从一方面看,可以说有演进与突变的两式。英国的民主政治发源于十三世纪初年诸侯抗拒王权。经十七世纪两度革命以后二百余年中继续演进,达到今日的地步。这是前一式的典型代表。在演进情形之下,人民的政治经验逐渐养成,人民的政治权利逐渐扩张,所以因民智低下而引起的困难比较不会严重。只要普通的教育能够普及,人民便可做国家的主人翁而胜任愉快。中国的民主政治创于辛亥革命,可以说是突变的一个好例。革命以前的中国人民不但丝毫不曾得着民主政治的经验,甚至普通教育所给与的知识也只少数人能够得着。民智的问题因此比较严重。德国在第一次世界战后建立的民主政治也是由突变而成的。德国的普通教育虽较中国普及,但德人习惯于普鲁士的君主政治、封建阶级、和军国主义,对于魏玛宪法所赋与的民权大多数并不衷心接受。德国的统治阶级、军人、地方,更不训练平民使他们果然能够运用政权。希特拉的成功足以证明民智的问题在德国的历史环境下,也有特殊的严重性。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在缺少民主政治传统的国家里面,培养人民民主习惯的教育工作是十分需要的。

  

   孙中山先生的“训政”办法,便是针对这种需要而设计的。民国二十六年六月一日,国民政府公布施行“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便是这个办法的实施。但从二十年以来,内战外尤,连绵不断。在这十余年中,国民党虽然约法行使中央统治权,而“领导国民行使政权”,但训练国民、筹备自治的工作,未能照指定的步骤前进。在抗日期间,加紧了推动自治及立宪的工作。但照实际的成绩看来,人民政治程度的问题,还不曾充分解决。

  

   苏联革命后的“无产阶级独裁”也可以说是一种训政的办法。它的实际成绩我们虽然难于评定,但其目的在培养共产主义者所认为民主的习惯是显然无疑的。

  

   用训政方法来提高民智,在训政时间,必然是自上而下的民治。这是不得已的办法。凡不得已的办法定然有无可免的困难。民治是人民自治。领导人民去自治,似乎有点近乎矛盾。反对训政办法的人,自然而然地会把它看成独裁的变相。但平心静气看来,训政不一定是独裁,尽可以做主的先驱。关键在乎主持者是否出之以诚,行之得当。具体地说,训政是否民主,要看推行的用意是否在培养人民自动的能力。培养自动能力就是让人民取得主人翁的资格。这样的训政就是民主的准备。假如训政的作用在灌输某一种主义,消除异已的思想,纵然所 的是好主义,消除的是坏思想,总不能由此养成人民的自动能力。这只是纳民于政的企图,不是还政于民的准备。人民很难从这样的训政取得主人翁的资格。拿几个例来说,孙先生的训政主张意在还政于民。苏联无产阶级独裁的训政似乎偏向于纳民于政。人民久惯受某一种排他主义薰陶之后便难于自主。德国人民所以入了纳粹的圈套,正是因为他们受了普鲁士主义过深的训练。只有民主的训政才能促进民主,这像似可笑的同语反复(tautology)而实在是浅显的真理。

  

   国民党推行训政十几年,不曾收到应得的结果,原因固多,而培养自动的努力不及灌输主义的努力,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这多少有点不合于孙先生的原意。近来政府准备在本年实行宪政,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决定。虽然人民的程度不够,他们可以在宪政的新空气中自行训政:从自已想、自己说、自己行的实践生活中养成自主的资格。在互相容忍,互相尊重,互相商讨的政治关系中踏上民主的正轨。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民权民主的理想——也可以循着这个正轨而实现。

  

   我们不能再延误了。只要我们要民主,选定了这种生活方式,踏实做去,我们便会有民主。民主的内容好坏,民主的性质如何,不是空谈主义、高呼口号所能决定,而是要由多数人民的风格、言论、行为来决定。与其谴责他人,不如健全自己。与其攻击不民主的十个人,不如自己做一件合乎民主的事。

  

   真民主的人不需要骂,真不民主的人却不怕挨骂。我们何必说许多动肝火、乏理性、无效用的废话呢?读者也许要问:假民主的人(这与真不民主的人有别)应当怎样对付呢?笔者个人的建议是:用真民主的言行去使得他弄假成真。能投票,就投票;能主张,就主张。凡宪法所赋与的权利都认真合法运用而不轻于放弃。假装民主者的罪恶毕竟比阻挠民主者要小一些。因为假装民主者还给人民以弄假成真的机会。阻挠民主者甚至把这个机会都要加以剥夺,这才是民主最大的敌人。

  

   来源:清华法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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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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