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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

更新时间:2004-10-24 18:51:39
作者: 顾准  

  假如说也有哲学的话,无非是征服的哲学。现在,罗马把那时可以征服的世界,全部征服了,征服的哲学没有用了。脑满肠肥的罗马显贵享乐已经享腻了,罗马皇帝安敦倾心於不动心的希腊斯多葛哲学。不久以後,罗马帝国陷入地方军阀争夺皇位的残酷战争之中,显贵们的未来也朝不保夕,至於原来勇敢守法的罗马公民,早已经过Proletariat(最下等级) 这一段经历,完全消失掉了。凡不是奴隶主的,不论是罗马原来公民的後裔,还是被征服的民族,还是奴隶的後代,全都呻吟在罗马的无个性的、无民族性的、无创造性的、昏天黑地的世界主义统治之下。没有未来,没有理想。现世的事情,有人看来,因为已经极度圆满而无复可为;大家把精神寄托到宗教上去,是唯一的出路。这个世界,证明了原罪教义是天经地义的,皈依用他的血救赎我们原罪的主耶稣吧。新宗教就这样不胫而走了。

  

  罗马人,比起希腊人来是蛮族。罗马文明独特的创造唯有法律;其他哲学、科学、文化、宗教、神话全都是希腊搬来的。高度文明的希腊人的精神危机更甚於罗马人,危机也比罗马人来得早。这个文明民族的文明人,在亚历山大征服时已经丧失了城邦的自由,不过还可以随军东征,在新建的希腊化诸帝国中当上一份知识分子当得了的差使。当希腊本土被罗马征服以後,有些“哲学家”被贩到罗马成了奴隶,在罗马显贵的宴会上说一些文法、逻辑、道德的箴言作为寻开心的资料,原来的希腊诸自由城邦当然也成了罗马的行省。基督教的传布於罗马帝国各地,就是首先在希腊语人民中传布的(《新约》的最初文本是希腊文本)。其实,还可以进一步指出,新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是没落的希腊人的宗教,它是犹太教的圣史和希腊思想的混合品。上面所说的,圣保罗的业绩,是《新约》这麽记载的。也许,这里存在着某种确实历史的核心。即使如此,《新约》中圣保罗的许多哲学化的启示,也决不是一个粗鄙的犹太人所胡诌得出来的,他至少得到了许多希腊人信徒的帮忙,才写出了那些东西的。新宗教的教义,因为是希腊思想使之精致化了的,所以它才能在那时候的西方文明世界不胫而走,这是十分明显的事。

  

  新宗教是希腊思想的宗教化,这是西方学者公认的。

  

  附注:这一部分,可以叁阅考茨基:《基督教的起源》,叶启芳译,1955年三联书店就1932年神州国光社第一版修订再版。这本书译得很差,不过大致还可以读懂。

  

  二、希腊思想

  

  1、希腊城邦。

  

  当希腊产生出她的能够作系统而概括的思考的知识分子来的时候,她是处在世界上一切古代文明民族的最独特的环境之中。

  

  希腊文明,也是渊源於从中亚出发的旧大陆最古文明。 (这个文明的一支,西迁到现在的叙利亚、伊拉克一带,成了苏美尔一巴比伦文化;另一支东迁到中国,是中国文明的来源。不过,她的西支,用铁早於中国。) 这个文明,首先繁荣在两河流域或埃及;希腊是经过克里特一迈锡尼文化,继承了这个传统的。希腊人原来是蛮族,他们来到希腊半岛和爱琴海诸岛屿,开始也是务农。然而那里土壤太贫瘠,而爱琴海和东地中海的曲折海岸和多岛而不广阔的海域,使他们很快进入到以通商、航海和手工业为主。很幸运,他们周围是一些丰饶的文明的王国和帝国 (巴比伦、埃及);远处,黑海和地中海两边有蛮族,但也是开化的蛮族(凯尔特、“斯基泰”人、柏柏尔人等) 。既然有如此独特的地理条件,又以商业、航海和手工业为生,他们本民族无需从独立城邦建成统一的民族帝国来抵御外敌,所以,甚至荷马时代的巴息琉斯(部落王)也被民主制度(虽然多半是贵族的寡头政治)所取代了。

  

  这种环境,是埃及、两河流域、波斯、中国、印度所没有的。她们都是大陆国家,她们不能不以牲畜和农耕为主。她们的大陆而非海岛半岛的地理环境,使她们不能不一开始就建成王国或帝国。

  

  2、思考宇宙问题,而不是“史官文化”。

  

  这样,希腊哲学一开始提出来的问题是:

  

  A、宇宙是什麽组成的?最多的回答是四大元素,地水风火,这和中国的五行阴阳没有什麽不同。但是循这条线往下辩论,问题愈来愈多了。地水风火,没有发展成为“相生相克”,倒是提出了“原子假设”。辩论发展到,宇宙的特点是运动还是静止? 在这点上,有人提出,运动也是静。所谓“飞矢不动”,这就涉及到运动的单位,和运动物体间的相对位置━━再进一步涉及到运动的坐标了;也涉及到一切流变的辩证法思想,涉及到最大最小等等。

  

  B、数学神秘主义。

  

  众所周知的有毕达哥拉斯(Pytagoras) 定理。数学神秘主义中国也有,河图洛书其实是其中纵横诸数之和都有15。不过他们锲而不舍,从这里搞出一整套几何学。又,据说,後来解析几何中的“圆锥曲线”早在亚历山大时代已被发现,这在笛卡儿以前将近2000年。

  

  C、诡辩、修辞、文法学。

  

  希腊人好辩,大概也好打官司,诡辩盛行。诡辩要修辞,由此发展出一整套文法学。我们小时候读英语,一开始就学文法,老来重翻一些文法书,发现其中一些概念都十分抽像而又严谨。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传统,我们文字很美,但是文法学直到《马氏文通》(清·马建忠着)才有专着。

  

  数学神秘主义和文法学,其实都是思考宇宙问题的一种方式。数学是想用数学来解释宇宙的秘密;文法学,考究的是语言结构和规律。人总要有了语言才能有思想,语言就是“道”,就是说明宇宙奥秘的工具。

  

  希腊人并非不关心政治问题。最早的哲学家泰利斯、梭伦也是政治家。梭伦的立法,为後来的希腊人所歌颂。大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土多德都有政治、伦理的专着。然而,思考宇宙问题是他们首先着重的,也是希腊思想的特色。

  

  对比一下中国古代思想,就知道这个特色怎样强调也不为过了。孔子是第一个整理王家与诸侯典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在他以前,识字和文化知识,是“史官”所垄断的,他们所负责管理的文化资料,无不与政治权威有关。第一个在野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自命为继承文武周公的道统,所强调的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目的是要在“衰世”恢复成康之治,所谓“我其为东周乎”。所以,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强调中国文化传统是“史官文化”是一点不错的。这种文化的对像,几乎是唯一的对像,是关於当世的政治权威的问题,而从未“放手发动思想”来考虑宇宙问题。阴阳五行是有的,数学神秘主义也是有的,不过都是服从於政治权威的,没有,从来没有独立出来过。

  

  “从来没有独立出来过”,说过分了。庄周、惠施,有“至大无外,至小无内”之辩;公孙龙说过什麽“白马非马”;总之,战国时代有过百家争鸣,可惜为时太短。即使就是那个战国时代,学术界的祭酒荀况就大声疾呼这样的辩论无裨於治,是奸人的奸辩,应予禁绝,只准谈“礼”。他的徒弟在秦始皇时代就实行了他的主张,只是连他自己也列入了“禁绝”之列。现在还有哲学家在歌颂荀况是唯物主义者,说他论过“名”,即文学中的名词和逻辑学中的概念问题。不过荀况的论名的文章,一开始就说:

  

  “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

  

  然後说他所要论的“名”,是刑名、爵名、文名以外的“散名”。

  

  可见,甚至“名”,政治权威已定之名,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更何况他所以要定“散名”,还是为了“正名定分”。

  

  所以,所谓史官文化者,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於政治权威,绝对不得涉及超过政治权威的宇宙与其他问题的这种文化之谓也。

  

  这就可见希腊思想特色是如何地可贵了。

  

  3、柏拉图的第一原因,理念世界,是基督教的哲学基础。

  

  希腊思想对宇宙的概括,虽然也有“变动不居”的赫拉克利特,但他们的基本观念,是把宇宙看作静止不变的;着手之处,在於概括相似事物的“共相”,把世界的事事物物加以“分类”。自然界中有机界、无机界,动植物等等的类别,就是从希腊开始的。最早的动物学、植物学只是分类学,分类学也做得很仔细,要采集标本,例如植物,要从它们的茎、叶、花、实的特征,分出门、科、属、种、亚种等等。这些都是进化论产生以前“自然学”的传统,这个传统是希腊传下来的。

  

  超脱政治权威,考究宇宙问题的人,在实验科学未发展到相当水平,还不足以把自然理解成为自然史的时候,不免对宇宙间一切事物的精致、纤巧、井然有序感到惊讶。可是对於这个世界怎麽会形成这种壮丽精巧的总原因,却回答不出个所以然来。这是所谓第一原因,或极因问题。柏拉图直率地归之於某一个全能的神秘力量,这个神秘力量早就有一个候补人:一神教中的上帝。这个上帝原来是一个民族的战神那是无所谓的。把他重新打扮一下,变成超脱的全能的神就行了。就这样,犹太教的耶和华成了基督教的上帝了。

  

  其次,文法学、逻辑学的研究,形而上学的研究,使人们对於使用语言这种工具来进行推理的能力感到惊讶。人本来已经被称为万物之灵了,现在人居然试图对整个宇宙作出解释,这种能力,不是生灭无常的人所能具有的,那是出於神授。

  

  而且,对於这个实在的世界,也作出了神秘的解释。这个实在世界有形形色色的事物,我们把它分成类,每一类给它一个“共名”,来描述这一类事物的“共相”。人们还觉得,具体事物是生灭无常的,“共相”倒是永存的。具体事物,都有缺憾,都不完善,达不到这一类事物应具有的理想水平。“共相”,反倒可以代表这类事物的理想的完善性。玄思的思想家,於是提出,由事物共相组成的世界━━“理念世界”,才是真的世界,而实在的世界却是有缺憾的世界,它不过是这个理念世界的淡淡的影子而已。

  

  这就是柏拉图的“理念世界”。“理念世界”是通过“理性”分析综合实在世界而达到的,这是一种神赋予人的能力,所以理性的渊源应该上溯及於一个全能的超人的力量。一神教的上帝早就是这样一种力量的候补人,这又是基督教与希腊思想的结合点。

  

  第一原因和理性,固然超脱了尘世的政治权威,却不得不寄托於一个超人的力量,对於古代人来说,这是无可厚非的。古代只是人掌握自然的开始,古代人还远没有今天的人那样征服自然的自信。古代人观察自然基本上只凭生理器官,没有今天那麽有力的观察工具(从望远镜到反应堆等等)。古代变革自然只凭简单工具,它只能观察到是在顺应自然,而不会具有变革自然的自信,这都不足为怪。那麽超尘世权威而拜倒在超人力量前面也就不可避免的了。这也就是希腊思想一基督教把上帝视为真(“真、美、善”之一)的体现者,视为全知全能的力量的原因。这固然是神秘主义,可是它比之把尘世的政治权威视为至高无上,禁止谈论“礼法”之外的一切东西,确实大大有助於科学的发展。

  

  中世纪,甚至直到现代,理性主义(即所谓“哲学上的唯理论一派”)者曾经大大有助於科学的发展,而理性主义者则总是把真的最终原因归之於上帝,把“理性”的威力上溯於上帝 (注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三人一致赞许过的狄慈根的《辩证法》,全篇大谈上帝,我读了,既感厌恶,又不理解。到後来,懂得一切理性主义者都把理性归到上帝那里,或没有上帝的上帝那里,才懂得这并不奇怪。)。

  

  理性主义者的贡献,多半在数学和逻辑学、天文学方面。解析几何的发明者笛卡儿是17世纪的人;莱布尼茨是微积分的发明者,是18世纪的人;他们都是理性主义者,都把理性的力量归结为上帝的威力。数学和逻辑学不是直接掌握自然的实验科学本身,然而它们是实验科学的不可缺少的工具。基督教固然阻碍了这方面的研究(例如某些教皇之所为),然而,既然它的前提是“真善”,它的存在本身就是鼓励这方面的研究。事实上,确实有许多科学家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们研究的目的,是想要证明上帝哩。

  

  这是“史官文化”所能做到的吗? “史官文化”固然杜绝了宗教发展的道路,可是它也同时杜绝了无关於“礼法”的一切学问的发展的道路。倡导史官文化的人,只看到宗教是迷信,他们不知道基督教的上帝是哲学化了上帝,是真的化身。不知道正因为中国史官文化占统治,所以中国没有数学,没有逻辑学。

  

  4、柏拉图的“灵魂不灭”━━“善恶果报”要求有一个上帝。

  

  正如赫胥黎在《进化论与伦理学》(即《天演论》)中所指出的,人类一个迷惑不解的问题是祸福无常,是善人得不到好的果报,恶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善恶果报的问题,打动了愚夫愚妇的心灵,也打动了哲学家的心灵。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里就倡导一种恶人下地狱、善人上天堂的想像。恐怕这不是他的创造发明,不过是当代普通人对此想法的集中表现而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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