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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南马里克:分裂的社会

更新时间:2011-09-08 10:15:26
作者: 柯南•马里克  

  

  吴万伟 译

  

  英国骚乱是穷人的政治反抗吗?柯南•马里克说,不是。骚乱根本不是任何形式的抗议而是反映了英国陷入的另一种贫困:道德贫困。英国已经成为孤立的个人组成的国家。

  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横扫伦敦和英国其他城市的就像来自小说家巴拉德(J. G. Ballard)小说中的场景那样的骚乱和动荡呢?对有些人来说,暴力和蓄意破坏令人想起上世纪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把英国内城搅得天翻地覆的动乱记忆,但实际上两者并没有可比性。在1980年代,英国城市暴动是对大规模失业、严重的种族主义、尤其是警察暴力的反应。暴乱者是有组织的政治运动的一部分,他们意识到自己是参加反对种族主义警察的集体行动。他们奋起抗争是抱着对社会不公的强烈义愤和对社会变革的渴望。

  上星期的骚乱则完全不同。骚乱者没有集体意识,也没有改造社会的愿望,只不过是蓄意破坏的不成熟的、虚无主义者的欲望和掠夺财富的欲望。骚乱并不是任何形式的“抗议”,而是不连贯的愤怒、流氓谋财害命和青少年寻衅滋事的大杂烩。

  1980年的骚乱当然也有掠夺,但这样的掠夺是在和警察及当局的对抗中的偶然行为。在2011年8月,砸了就抢就偷本身就是蓄意破坏的定义。1980年代,住在伦敦的布里克斯顿(Brixton)、托特纳姆(Tottenham)、伯明翰的汉兹沃思(Handsworth)、利物浦的托迪斯(Toxteth)等被动荡破坏的地方的人并不支持骚乱者。他们认识到暴力和破坏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对一个压迫性的体制的必要挑战的一部分。但是今天,骚乱者的最激烈反对来自那些生活在他们所破坏的地区。在这些地区存在人们对肆无忌惮的破坏的真正愤怒。

  左派的许多人虽然谴责骚乱,但是指出他们仍然是抗议贫困和社会排斥的人。犯罪学家约翰•皮兹(John Pitts)教授说,“参与骚乱的许多人可能来自低收入的高失业率的地方,如果不是大多数,至少很多人看不到未来的希望。”许多人,如前伦敦市长肯•利文斯通(Ken Livingstone)已经把骚乱归咎于当今的联合政府采取的缩减公共开支的政策。

  毫无疑问,贫困和失业确实影响了英国很大地区,糟糕的公共开支削减将大大恶化这个问题,如骚乱最初爆发的托特纳姆就是伦敦最贫困的地区,每个注册的工作岗位就有54个申请者来争夺。英国在工资、财富和生活机会上比过去一个世纪的任何时间都更不平等。伦敦骚乱的地区图几乎完全吻合伦敦最贫困的地区。

  但是,很难把骚乱者简单地看作“弱势群体”的成员。这个星期在法庭上出现的首批掠夺者中包括平面设计师、社会工作者、大学助教、房地产代理人、救生员、厨师、邮递员、理发师。骚乱者中的这些人在整体上代表性如何现在仍然还不清楚,但呈现的画面已经说明骚乱决不仅仅是因为失业和贫困。

  骚乱暴露了英国遭遇的第二种贫困,那就是经济贫困之外的道德贫困。这个星期传遍全世界的电视画面显示,一群年轻人假装要帮助在骚乱中受伤的年轻人随意地、冷酷无情地抢劫他,这些画面似乎表达了这些骚乱者的道德缺失。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似乎很少关心自己的社区,也不在乎他们的行为显得多么自我毁灭。这是既脱离自己社区又脱离政治过程的一代人,他们的愤怒和怨愤没有焦点,不觉得有理由应该为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

  政客很快捡起了道德赤字的观点。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告诉议会说,骚乱显示英国社会的“深刻的道德失败”。这是一个得到议会两院两边以及议会中有关暴力的辩论的双方很多其他人呼应的说法。但是,正是这些政客通过他们的社会和经济政策帮助造成了这种道德赤字,现在却想把这个后果归咎于任何人,就是把自己排除在外。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就像骚乱者一样是只顾自己的利己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

  过去30多年不遗余力地推动市场意识形态帮助将社会破碎化,拆散了社会纽带,创造了一个孤立的个人组成的国家。在工人阶级社区,曾经负责将年轻人社会化并传授道德价值观的机构权威,无论是家庭还是工会都遭到了破坏。与此同时,市场意识形态的引入渗透到从教育到卫生到艺术到生活的任何角落,这帮助形成了工具伦理,其中真正重要的只是金钱的价值,更广泛的社会需要和道德考虑都已经被忽略。

  通过持久不断地鼓吹市场法则破坏了社区,腐蚀了社会纽带之后,具有讽刺味道的是,政客们做出的反应是扩张政府,同时责怪穷人。在曾经是家庭、社区和集体机构定义是非的地方,现在国家越来越多地闯进来强行推广这样那样的社会规范,如为孩子们办的公民修养课程,为成年人办的家长学校等。结果,道德逐渐不再被视为人们必须艰难做出的困难选择,不再是在集体环境下必须遵循的规范,而是国家交给你的一整套事先已经定下来的规则。道德不再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了。

  与此同时,政客不去反思他们的社会和经济政策,却越来越多地开始指责穷人本身造成了家庭生活的破裂、社会价值的崩溃、无视他人需要的自私、和猖獗的消费主义思潮。银行家们宽容的同样价值观却被谴责为失业者和穷人的专利。伴随着谴责而来的是压迫,从不断增加的CCTV式监督到惩罚性的劳动福利法规。

  因为右派已经修改了有关道德失败的论述,左派的许多人完全排斥了道德主张。左派大谈特谈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社会和经济影响,却很少谈论它的道德影响。这种选择性的视而不见是非常危险的。道德对左派来说就像它对右派一样重要,虽然出于不同的理由。如果没有道德视野,根本就不可能有不同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视野。道德论述位于我们理解两种区别的核心,一是社会团结以及社会团结的观点,一是虔诚的右派宣称的“我们都在一条船上”的观点。难怪它也是我们理解骚乱的核心。有关经济和社会贫困的问题,有关失业和开支削减的问题与有关道德贫困的问题、有关社会团结崩溃的问题、虚无主义文化兴起的问题密切相关。如果不恢复社会团结的纽带,根本无法迎接大规模失业和实施财政紧缩的挑战。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挑战道德贫困,我们就无法挑战经济贫困。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前进的方式已经被那些勇敢面对骚乱者的人显示出来。在许多社区,当地人在街上巡逻以保护他们的建筑。他们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警察不能或不愿意提供帮助。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社区行动帮助掩盖了政府的公共开支削减,帮助弥补了国家应该提供的服务。但在另外的意义上,这样的行为比卡梅伦的大社会的虚假形式好得多。把问题抓在自己手里,承担起维护自己社区的责任,这些勇敢面对骚乱的人通过重新创造社会团结的纽带走出了解决道德赤字的第一步。

  

  译自:Society without solidarity by Kenan Malik

  http://www.eurozine.com/articles/2011-08-19-malik-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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