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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辛亥革命时期的十八省建国思想及其后果

更新时间:2011-09-06 21:33:37
作者: 张永  

  

  

  提要: 清末革命派中存在着基于狭隘的“民族建国主义”的以在十八行省恢复建立汉族国家为目标的革命建国思想,而视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为可有可无之地,这客观上为日本黑龙会等国外侵华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也导致国内满、蒙、回、藏各族对革命充满疑惧因而产生离心倾向,这使得国家在辛亥革命过程中面临领土分裂和由此引发大规模民族仇杀的巨大危机。但国内各派政治势力大多能够以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为重,终于使江浙一带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取代武汉军政府象征十八省汉族铁血团结的“十八星旗”成为中华民国国旗,标志着五族共和代替了狭隘的汉族立场被确立为国策,这是使国家转危为安的重大决策。南北议和以清帝退位,将其主权及相应的疆域完整移交民国政府而完成,保持了主权和领土的连续性,使得五族共和真正得以实现,避免了国家分裂和大规模民族仇杀的灾难,因此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要在十八行省范围恢复建立汉族国家,而视满、蒙、回、藏等族聚居区域为可有可无之地。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尽人皆知的中国同盟会誓词,但对这八个字的解释却历来并不清晰。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1906年在日本制订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有这样的解释:“一、驱除鞑虏:今之满州,本塞外东胡。昔在明朝,屡为边患。后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据我政府,迫我汉人为其奴隶,……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 二、恢复中华: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敢有为石敬瑭、吴三桂之所为者,天下共击之!”[1]

  

  这个阐释的含糊之处在于没有说清其中的地域概念,历来人们往往把誓词理解为推翻满清政府,在旧政府原有的全部领土范围内建立新国家,但实际上这种理解并不准确。“驱除”并不等于“推翻”,当然也不是“灭绝”,“驱除鞑虏”自然是要把“鞑虏”驱赶到某个地方去,按照明朝开国的旧例,是把异族赶回其祖居之地,就是要把满族赶回满洲,如当年朱元璋把蒙族赶回蒙古草原,这里就含有分裂的意味;“恢复”自然是回到原来的情形,汉族被满清灭国前的情况,也就是明朝末年的汉族居住地区,大致相当于十八行省的范围,因此“恢复中华”主要是在这汉族聚居的十八行省范围恢复建立汉族国家(这个范围没有包括东三省、内外蒙古、新疆和西藏,只相当于当时中国领土的不到一半),而视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为可有可无之地。

  

  “在十八行省恢复建立汉族国家”思想的第一个来源是中国的历史传统。孙中山一向以继承明太祖朱元璋的事业自勉,在1906年《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孙中山说到:“明太祖驱除蒙古,恢复中国,民族革命已经做成……这便是民族的国家、国民的国家、社会的国家皆得完全无缺的治理,这是我汉族四万万人最大的幸福了。”[2]1912年2月12日南北议和成功,清帝刚刚退位,孙中山就决定于15日在南京举行民国统一大典,亲率民国政府各部部长及右都尉以上将校参谒明孝陵,异常隆重地祭祀明太祖朱元璋,祭文中有:“从此中华民国完全统一,邦人诸友,享自由之幸福,永永无已,实维我高皇帝光复大义,有以牖启后人,成兹鸿业。文与全国同胞,至于今日,始敢告无罪于我高皇帝”。[3]以共和国总统的身份,率领整个共和国政府,以如此规格祭祀一位封建王朝皇帝,其追怀崇敬之情可以想见,实际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就是来源于朱元璋讨元檄文中的“驱除胡虏,恢复中华”。

  

  关于恢复建立汉族国家的土地范围,虽然也有不同的说法,但还是以“十八行省”最为普遍接受。孙中山认为这就是汉族的传统疆域:“且支那国土统一已数千年矣,中间虽有离析分崩之变,然为时不久复合为一。近世五六百年,十八省之地几如金瓯之固,从无分裂之虞。”[4]1905年秋与汪精卫谈到军政府时孙中山说:“洎乎成功,则十八省之议会,盾乎其后,军政府即欲专擅,其道无繇。”[5]当时流布最广、影响最大的邹容《革命军》也称:“昔之禹贡九州,今之十八省,是非我皇汉民族,嫡亲同胞,生于斯,长于斯,聚国族于斯之地乎?”[6]武昌起义后,军政府以象征十八省铁血团结的“十八星旗”为国旗,对全国发出的文告也都以“十八省”为号召,详见后文。

  

  偶而也有“十九省”的提法,不过影响不大,比如章太炎也是主张要收复汉族故土,不过可能是追溯到了汉代班超、班勇在西域的事迹,把新疆也算进来成为十九省,似乎忘记了新疆到晚清才成为行省:“自渝关而外,东三省者,为满洲之分地;自渝关而内,十九行省者,为汉人之分地。满洲尝盗吾汉土以为己有,而吾汉人于满洲之土未尝有所侵攘焉。今日逐满,亦犹田园居宅为他人所割据,而据旧时之契约界碑,以收复吾所故有而已。”[7]实际上“满洲之土”已经有大量的汉族迁入“侵攘”,但章太炎作为一个南方人似乎并不太清楚。

  

  要之,革命派中流行的思想,是并不把满蒙等少数民族区域当作中国固有的领土,所以在革命后建立新国家时可有可无。1908年《民报》文章“仇一姓不仇一族论”中批判满清政府时称:“甲午之役,括吾民之膏血以赎其长白山之故巢,亦既无赖极矣。”[8]这等于否认辽东半岛是需要保全的中国领土。1908年《民报》章太炎“排满平议”中有:“若满洲政府自知不直,退守旧封,以复靺鞨金源之迹,凡我汉族,当与满洲何怨?以神州之奥博,地邑民居,殷繁至矣,益之东方三省,愈泯棼不可理。若以汉人治汉,满人治满,地稍迫削,而政治易以精严”,[9]认为从中国版图把少数民族区域分割出去,更加利于建立良好的政治秩序上,对双方都有好处。

  

  

  

  “在十八行省恢复建立汉族国家”思想的另一个来源是欧洲从十九世纪开始日益发达的所谓“民族建国主义”理论,即认为民族独立建国至为正大,在民族国家竞争的世界里,惟有单一民族的国家才能强固有力,否则必然分崩离析,这种思想在《江苏》、《浙江潮》、《民报》等当时著名的革命派刊物上广为宣扬,影响很大。1903年《江苏》“新政府之建设”一文中有:“试一翻近世史,二三百年来此等惊天动地之大风潮,龙拏虎掷之大活剧,连篇累牍纷陈眼帘,何一非民族主义所激荡所演出者耶!盖自‘两民族必不能并立于一政府统治下’之精理既发明,欧洲之政局乃大变动,而所谓民族建国主义者磅礴膨胀不可消磨。”[10]

  

  当时革命派中甚至有非民族的国家不算国家的论断,1903年《浙江潮》“民族主义论”一文阐发颇为透辟,严厉批判合众多民族为一大帝国的思想:“非民族的国家,不得谓之国。……集多数人民,以公同之力之志意,向公同之目的,发公同之行为者,则曰国。而置一国于此,其内容则键结无数之异族焉,其思想不同,其语言不同,其风俗习惯不同。因此四者,而利害乃相驰焉,而感情乃相背焉,而欲键而结之,而出于公同,无已则以政府之威压力。虽然,自古及今,有不亡之国者矣,未有不亡之政府者也。及政府之能力衰,而民族的反拨性起。吾证之于远,则罗马是也。彼虽能键无数民族于一国下,然一时而已,不转瞬而亡也。吾证之于近,则蒙古是也。彼能并欧亚二大族而统一之,然泡影焉。”[11]清王朝的广阔疆域是在康熙、乾隆之世,由“十全武功”的征伐奠定,由上面的思想推论,大清国当然也不得谓之国,自然也难免解体的命运,革命创建的新国家当然也不可能完整继承清帝国的版图。

  

  明确提出在“十八省”“建民族的国家”的,是1903年《江苏》“政体进化论”一文:“如吾前所举民主政体成立之四因,吾国实有其三焉:(一)十八省得天然之地势,远胜美之十三州,以地理论可独立而民主也;……(三)同胞四亿万,同文同风同利害,群策群力何事不成,以民族论尤可独立而为民主也。……二十世纪中,必现出一完全无缺之民族的共和国耳!……以我民族建我新国,全权在我……呜呼!建民族之国家,立共和之宪章,凡我同胞,其矢斯志。”[12]

  

  综上,可以看出革命派中存在着以在汉族聚居的十八行省恢复建立汉族国家的革命建国思想,对于满、蒙、回、藏等族聚居区,则认为在新国家中可有可无,偏激一点的甚至认为没有更好。当然,受狭隘的“民族建国主义”影响较深的只是革命派中的一部分人,而且即使是这部分人后来在立宪派的舆论攻势之下,也不得不把这种对于国人来说过于激烈的主张隐藏起来。立宪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一贯反对革命派的种族革命学说,以为满汉早已融合,革命必遭瓜分,特别是杨度1907年在《中国新报》上发表的“中国新报叙”一文,论述民族革命必然引起国家分裂,至少可能分裂为汉、蒙、回、藏四国,分裂则必然遭列强瓜分以至于亡国,[13]颇能言之成理,迫使革命派不得不正面回答。《民报》相继发表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汪东“革命今势论”等文章,加上前一年发表的汪精卫“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算是对立宪派的回答。然而,汪精卫完全以美英“门户开放”政策立论,回避了民族分裂问题;章太炎、汪东则一相情愿地认为蒙、回、藏各族发展程度不足以自立,畏惧列强则必然依附中国,回避了由激烈民族主义对各族的冲击而产生的离心倾向;总之,革命派的回答说服力不强,似乎只是表面上的应付,内心深处仍是以为少数民族区域的去留是次要问题,不必在革命胜利之前重点加以考虑。

  

  二、狭隘的“民族建国主义”为日本黑龙会等侵华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

  

  日本黑龙会1901年2月3日成立,其宗旨是:“回顾东亚的大局和帝国的天职,为实行兴隆东亚的经纶,挫折西力东渐之势,目前的急务是先与俄国开战,在东亚将其击退,把满洲、蒙古、西伯利亚连成一片,建设经营大陆的基础。”[14]黑龙会的创建者和领袖是内田良平。

  

  从黑龙会的宗旨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凶恶的侵华组织,其目标是先击退1900年庚子之变中出兵侵占我国东北三省的俄国势力,进而吞并东北三省、蒙古和俄国的西伯利亚,这一地区有著名的大河黑龙江,所以定会名为“黑龙会”。黑龙会通过公开的舆论鼓吹和私下游说高级军政官员,对推动日俄战争的爆发起到了重要作用,日俄战争的结果终于使日本侵华势力侵入我国东北。值得一提的是,黑龙会的领袖内田良平1894年就曾经建立“天佑侠”组织,深入到朝鲜东学党起义军中,对推动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起过一定的作用,可以说是日本对外侵略的急先锋。

  

  然而就是这个凶恶的侵华组织黑龙会以及它的领袖内田良平,却与中国同盟会以及孙中山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合作关系。内田良平1898年就通过宫崎寅藏与孙中山相识,1900年到新加坡帮助孙中山组织广东惠州起义。1905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再到日本,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中国同盟会成立筹备会就是于7月30日在东京内田良平家中召开的,会上内田良平正式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不久当时的黑龙会会员后来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灵魂北一辉也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内田良平在《日本之亚细亚》一书中提到孙中山1906年以来曾对日本朝野人士游说,以中国革命后在长城以南建国,满蒙让给日本,作为日本援助中国革命的报酬。[15]1912年2月初南北议和成功的前夕,孙中山、黄兴通过森恪与日本政界元老井上馨、山县有朋等商谈由日本提供给革命党一千万到二千万日元的援助,换取中国以某种形式把东三省让与日本,由于2月12日南北议和成功,这一意向无形打消。实际上,由于当时国际、国内巨大的反对力量,这一意向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但孙中山、黄兴曾有这样的意图,经由日本学者久保田文次、藤井升三和中国学者俞辛焞的考证,应该是确实的。[16]

  

  孙中山是伟大的爱国者,中国同盟会是伟大的爱国团体,这是没有疑问的,那么何以孙中山和同盟会与日本一部分侵华势力能够形成如此密切的关系呢?有些学者难以理解这一点,曾经竭力加以辩驳,但黑龙会是公开的政治团体,以黑龙江命名,有各种公开出版物宣扬其侵略主张,内田良平更是通过著述不遗余力地宣传他的侵略思想,如果说孙中山和同盟会不了解内田良平与黑龙会的侵略立场,那就过分牵强了。既然了解其立场,而又过从甚密,必然要对合作的基础和条件达成某种共识,这与同一时期康有为坚决拒绝与孙中山见面形成鲜明对比。那么,要和以并吞满蒙为根本目标的黑龙会达成合作的共识,除了出让满蒙还可能有什么合作条件呢?

  

   实际上,孙中山和革命派中的一部分人,虽然是坚定的爱国者,但仍然不免有其思想和认识上的局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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