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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惟群:中国文坛——请不要再说

更新时间:2011-09-06 10:56:31
作者: 黄惟群  

  

  这是否也与“统治”文坛的“大”之理念有关?大理论、大评论、大历史、大政治、大文学。彻底抛弃一切的小。这让人不得不怀疑,是否胸中无大之人才会格外爱大?当今文坛,几乎已没文本分析、已没作品论。没人再有兴趣谈谈具体作品好在哪不好在哪,哪个细节起了怎样的作用,哪个形象是靠怎样的细节勾勒出的,谈谈文字技巧的魅力,哪段文字制造了怎样的感觉、达到了怎样的效果,以及效果与局部、整体的关系、与作者的希冀间的差距......太多太多。太多作家想听、读者想听的赏析,太多能给作家、读者带来触动与帮助的提醒,太多文学评论家真正该做的责无旁贷的事。

  中心思想不是不需,而是不能光有。就算小学语文,中心思想前,还得课文分析,分析结构、层次、段落大意,还得做些文字推敲、语言玩味、细节讲解。缺少了这些步骤,凭空获得的中心思想,就算再伟大,也是空中楼阁,没有到达的梯子,有没有关系不大,没有或许更好。没有了那样的空中楼阁,至少抽去了一块可以信口开河的平台,不至增添不必要的扰乱。

  一个优秀评论家,首先应该是一个优秀读者。作为优秀读者,必须具备的是良好的理解能力和良好的感悟能力,阅读作品时,应首先打开的是自己的所有感官,充分并且正确地接受作品中发出的任何一个信号。这样前提下,才对阅读中得到的感觉与自身储存的感觉进行碰撞,进行比较分析辨别。读者的认识起于感觉,是以感觉为基础的。人的感觉是最“原始”、也是最直接、最根本的对事物的反应,是个人思想情感的综合;再高的理论,也离不开最基本的感觉。

  在首先是个优秀读者的前提下,一个优秀评论家,如能了解并且懂得创作、懂得作家的话,他的评论将可能更全面、更准确、更可信、也更精彩。根本来说,作品是作家全控制的产物。作品中,不管大局小局框架细节甚至语言运用,说到底,都是作家的精心设计,是作家有预谋的操纵。只有作家自己最清楚自己的用心,知道自己想达到什么效果,怎么具体制造这个效果。也因此,评论家评论的作品用心如非作家用心,那么,说得再漂亮也不足以信;不说有害,不说误导,起码可说,其存在的价值几近于零。毕竟,评论的准确性不能完全寄托在作家们的歪打正着上。

  不要再说理论了。当今中国文坛真正需要的,不是仅和理论、评论家對話的理论,而是既和作品對話又和作者對話的作品論,特别是今天。理论是灰色的、枯燥的。能对中国文坛起到真正作用的是具体文本分析。也只有具体的文本分析,才能帮助作家看清自己,帮助读者看清作品,我们的评论家也能在实践中检验自己的理论究竟掌握如何、有用无用。

  

  (三)不要再说外国人说了什么

  

  《河岸》写得怎么样?实事求是地说,不怎么样;将之放到苏童的大名下、放到得奖位置、得奖高度上,那就更不怎么样。

  苏童不是没写过好作品,但写得好的不是《河岸》。

  轻了些,浅了些,――只能这么说。

  这轻不是轻盈,而是轻飘;不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而是文学不愿接受之轻。

  这浅,浅在难以勾起我们的记忆、拨动我们的情感、进入我们的心灵;我们的阅读感觉似乎是,连基本的生活常识、经验积累都无需动用,或者说,动用不多。

  人物单薄了些,有点概念化,模式化,少了弹性、张力;文字语言缺少内涵,缺少能够感动我们的、染有作者本人的体味......我们努力了,想靠近,想触摸,哪怕只是感觉其中的跳动。可是,它们在眼皮前掠过,在努力伸出、努力捕捉的指间漂散,就连想让它们掌心稍作片断停留的愿望也难以实现。

  “一滴水机械地孕育另一点水,一秒钟沉闷地复制另一秒钟”――这是书中难得的能让阅读停一停、让阅读觉得存有高明可能的地方。然而――

  一滴水是生不出另一滴水的;而时间则无法复制,过去的每一秒钟都不会回来。――这是常识。

  就算意会,也需提供意会的准确性。写作中的任何一种变化手法,都以准确提取事物的本质为前提,不管这种本质是就整体而言,还是仅就整体中的一点而言。而在已有准确对应的前提下,还要提供被意会的不可取代的妙不可言。离开了不可取代、妙不可言,意会同样不能成立,至少成立价值不足。可这两句话,不仅不合常理,又无实质内涵,且还是可被任意取代、又无可回味的,唯一所有,只是一点花妙,一点平庸的花妙。这样的花妙,小女生洒满香水的笔记本里能见不少。

  其实,这里作者想说的,只是河上生活的单调,沉闷、机械,日复一日,除了水还是水。但是,他不甘心朴素、踏实的写法,想写得玄乎些,不同一般些,读上去文学些,散发些迷人味道。用心不错,但却没能用出感觉,且用在了不该用的地方。花妙是要有本事的,越花妙,精准度要求就越高。这也是不少人喜欢玩弄的手法,看似曲意深隐,实是淡水一勺,妩媚有余,姿质不足,到头来,不过是又一次东施效颦。

  《河岸》除了热衷于再现历史(这个前面已谈很多,不再赘述),还热衷于动用一个概念,即同一个人,因出生的不同而获截然不同的遭遇。

  这主题深吗?打得动人吗?对一个没这样经历、没读过这类作品的读者来说,这主题或许能带来几分不解、几分新奇――或许,但在中国,起码一代,甚至二代、二代以上的人,有过这样的经历这样的生活。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今天都难有兴致回过头去停留在这样的“发现”上。不是他们麻木,而是这样的“发现”表面了些、起码了些,早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们已谈很多,谈得比《河岸》厚实、深入、贴切。而就广义来说,古今中外,表现类似主题的文学作品,实在不能算少。

  很有意思,一次偶然的上网查阅,发现《河岸》竟有几十万个条目,还在香港得了文学大奖。因好奇,点开一些条目抽样观看,一片叫好。然而,让人惊诧不解的是,所有这些条目,一律只是引用了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和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写在《河岸》封底分别为二十四字和七十八字的“荐语”。这几行荐语似乎成了这书被叫好、被授奖的所有理由。就在不久前,这书还乘胜追击,继而勇夺国内“华语文学传媒大奖”。

  就为一个美国小说家、一个美国汉学家的两段荐语,便能引起了如此水涨船高的连锁反应?如果是的话,那真是中国文坛莫大的悲哀。

  我们到底是在读这几行文字中的内容、读文字中传达的审美力、判断力,还是在读文字后的“美国小说家”和“哈佛大学教授”?是在读他们写的推荐还是在读写推荐的他们?他们说好说坏对我们就这么重要?我们自己的鉴赏、自己的判断呢?我们自己的自信、自己的骄傲呢?我们从事文学事业,是因为我们自己具有从事文学的能力,而不是因为我们善于察言观色、善于借用别人的头脑。

  似又应了那句形象精彩的话:“一犬吠形、百犬吠声”。能吠就好,能跟着吠就好,吠得比它犬响就好,甚至不关心那吠形的一犬到底看到了什么。

  不妨看看这两段荐语。

  苏童近乎病态的狂想曲,仿佛穿着黑漆的外衣,任性而优雅。

  ——小说家(美)约翰×厄普代克

  苏童的世界令人感到不能承受之轻,那样工整精妙,却是从骨子里就掏空了的。在这样的版图上,苏童架构或虚构了一种民族志学。苏童再度证明他是当代小说家中最有魅力的说故事者之一。

  ——哈佛大学教授 王德威

  “病态的狂想曲”、“漆黑的外套”、“任性而优雅”、“不能承受之轻”、“骨子里就掏空了的”――这些话,模棱两可、似是而非、滑进滑出、是褒是贬,是批评还是赞扬,难说,怎么理解都行。至于“虚构了一种民族志学”、“最有魅力的说故事者之一”,如此的泛泛而谈,不看都行,何况还只是“之一”。

  如今,太多名人受到太多撰写数十字荐语的邀请。这样的文字中,太多言不由衷、人情世故、逢场作戏。不说这些文字概不可信,只说这些文字可信度不高,很难当真。

  很抱歉,我们根本没兴趣也没精力去研究约翰×厄普代克和王德威到底说了什么。他们说什么、想怎么说,是他们的权力;不管他们说了什么,他们代表的都只能是他们自己。他们真要诚意觉得此书已好到得奖程度,那么,完全可以认认真真地评上一评,而不是仅写几十字。

  当然,这些都不重要。于我们,重要的是,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就算是上帝,错了也就是错了。

  不会又有人说《河岸》是先锋派代表作吧?希望不会。为一部四不象的作品叫好的最可靠方法,就是称之为先锋派。我们都被叫怕了,叫得提心吊胆、杯弓蛇影、老觉得“狼来了”。

  因土壤的不同、空气的不同、种气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因思维习惯、表达习惯的不同,中国很难摹仿出像样的西方先锋作品。何况,摹仿出的作品到底也不过是赝品。不管什么派什么主义,文学,归根结底需要的是传递感觉,是靠传递出的感觉而被评判优劣的。西方先锋作品谢绝繁复、谢绝附疣悬赘的简约、明快、直接了当的表达特点,不是不能传递感觉,而是更集中更强烈地传递感觉。《河岸》的问题恰恰是缺少感觉。

  再说几句余华和他的《兄弟》。

  已有太多人太多文章谈过这本书。称为“群起而攻之”也不为过。如此“群起”绝非偶然,可说是种忍无可忍的积累。这书激起的是中国文坛第一次对咄咄逼人、张牙舞爪的先锋派的集体反弹。长期来,先锋作家评论家们的嚷嚷统治着中国文坛。他们中的一些人确实很有才,但是,一来他们的才能发挥还不成熟,二来,他们的才能本身就是片面的、局限的、极端的。而正因如此,他们的囔嚷特别尖利、霸道。这些人中,余华算是最成功的。因太成功,这位先锋英雄雄心勃勃,想要扩大战绩,想统吃,想对中国文学舞台进行全盘占领。于是,他漏馅了。他向现实主义写作进军的大作《兄弟》,让人震惊地、不敢相信地看到,原来他是如此的浅显、粗俗,不管写作能力还是对人、对事的理解、认识、感悟能力以及抽象、概括能力,都足已让略通现实主义写作的人对之投以轻蔑一瞥。先锋派写作可以蒙人、可以护短、可以天花乱坠无凭无据地自我解释自我吹嘘,可以云山雾罩地把人说得云里雾里,可以因自己的不懂不通而把人说得不懂不通,但现实主义不行,现实主义写作纵有再多有待改进,有一点却很过硬:不管是谁,只要沾上,其才能高低,便一目了然。现实主义写作是有切实对照物的,是可被切实对照的。

  《兄弟》风波过去已四五年。然而,近来又有文章为之大声叫好。如果这些叫好确是自己的认识,自己的感觉,也不失为好事,正常事,各抒己见,百花齐放,文坛之所需。但问题是,这样的文章一说,说出的又是外国:外国人说了什么,这书在外国受到如何的欢迎,外国的华裔汉学家、中文翻译家说《兄弟》写出了如何的“大历史”。

  这书真在外国很受欢迎?究竟是怎样的欢迎?什么人在欢迎?有无统计资料、具体内容?如今这样一个炒作时代,每天都被煞费苦心地制造出那么多假新闻,我们不得不为此多生一个心眼,怀疑一下。

  又是“大历史”。“外国人”说话越说越像中国话。不知这书是怎样写出大历史的、写出了怎样的大历史?还想请教一下的是:这书也算写出大历史的话,那么还有哪本书没有写出大历史?!

  我们国人中的一些,一碰到外国人就容易信任过头,而转过身来,则老想到拿他们吓人。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外国人说的话,被圣人圣旨一般提及。这里的外国人指的是“外国文人”,主要是外国大学工作的汉学家,特别是华裔汉学家。

  不知大家是否清楚,海外大学中,中文是不被重视的。几乎所有海外大学都没中文系,最多只有一个中文研究室,其承担的只是不达中国初中语文程度的基本教育,而肩负这样教育工作的,正是我们称为的汉学家。哈佛大学也不例外,那里只有东方文学系,没有中文系。“东方”,太大了。至于那里的中文学生有多少,学的是什么,已达怎样层次,稍微花些时间,是不难查清楚的。

  不少汉学家在中国发光发热体现生命的价值,很好。应该说,他们中的一些,确有成就,值得尊敬。但是,一个不得不说的事实:就整体而言,他们很难让同样身在海外、真正懂文学、具有自负资本的中国文人产生靠近兴趣,除非为了文学外的原因。

  顺便说一下,大学是教授基础知识的地方,不是培养作家、评论家的地方。作家、评论家,除了基础知识,还需个人天赋,而在两者皆具的前提下,还要加上人生阅历,加上社会生活的跌打滚爬中完成的对人对事的理解、感悟、判断能力。除了学人,他们更重要的是社会中人。至于一个人究竟有无洞察力、有无见解、天赋,等等,完全是个人的努力结果,与这人的职务、单位、国界毫无关系。哈佛大学教授和民办中学老师,同样可能说出聪明、愚蠢相等的话。下学而上达、上学而下达,如此例子,我们还不同样屡见不鲜?

  外国也有各种不同的人,也有喜欢起哄、立志以起哄夺人眼球的人,也不乏附庸风雅、滥竽充数之辈。

  先锋艺术席卷地球之时,不是曾有一台钢琴演奏会,演奏者琴前默坐,从头到尾不碰一键,结果是,台下掌声迭起,交口称好,谓之先锋派。

  不是曾有一个艺术家,收集世上各种各样女人用过的各种各样月经带,而后进行世界循环展出,结果是,赢得那么多对他领导潮流的先锋概念掏心掏肺乃至咬牙切齿的赞扬?!

  不要再说外国人说了什么,不要再把外国人说的都当真理。

  说说自己说了什么,说说自己看到了什么,感到了什么,扎扎实实地说,说出个一二三四子丑寅卯,如果还没学会,那就学会了再说。无论如何,读者的耐心,是用来等待听我们自己说了什么,而不是听我们说我们知道别人说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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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化纵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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