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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秋:晚清:中国人怎样走向世界

更新时间:2011-08-31 20:32:34
作者: 王晓秋  

  

  在21 世纪的今天,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和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中国人走向世界,早已是极为普通平常的事情了。只要看一看北京首都机场的盛况,每天有多少中国代表团出访外国,又有多少中国游客赴海外旅行,便一目了然了。

  可是,当我们把目光回溯到一百多年前的晚清时代,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刚刚被西方列强敲开的时候,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尤其是政府官员,只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而且他们的脚步又是那样蹒跚、踉跄。

  那么,晚清中国人究竟是怎样一步一步地走向世界的呢?他们都是些什么人,通过什么途径走向世界的呢?他们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遇到了什么样的艰难遭遇和曲折故事呢? 本文试图把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历程,大致分为三个时期,简要描述其变化发展的历史轨迹。

  

  一、19世纪40—60年代:华工、洋人雇员和最初的外交使团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实行海禁政策和闭关政策,严格限制中国人出海贸易和旅行。1840年英国发动了鸦片战争,用军舰大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1842年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开放了上海等五个沿海通商口岸,从此外国商人、传教士、外交官、军人、旅行家等等大批涌入中国。但中国人出国却为数很少。

  19世纪40—60年代出国的中国人大致有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被西方殖民者诱拐贩卖的中国契约华工,当时被称为“苦力”或“猪仔”。厦门和澳门一度成为所谓苦力贸易的中心。外国洋行及其雇用的买办、掮客,诱骗华工签订契约搭乘外国轮船出洋,将其贩卖到急需劳工的古巴、美国、秘鲁、澳大利亚等地。据统计,从1847年至1852年,厦门已输出华工8281名;而从1856年至1864年,澳门每年送出的华工约有一两万人。这些华工在被贩运途中和劳动场所遭到非人待遇,被当作奴隶和牲畜一样残酷虐待,死亡和伤残率很高,生活极为悲惨。这与非洲黑奴贸易一样,根本不是正常的国际人员交往。后来还有一些华侨和华工出海来到东南亚各国开垦和移民。

  第二类出洋的中国人是个别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或替西方商人、洋行、外国外交、宗教、文化教育机构团体服务的买办、雇员、翻译。例如福建人林针,受雇于厦门美商,1847年6月到美国,工作一年多后于1849年3月回国,并写了一部《西海纪游草》,是晚清中国人最早的美国游记。书中介绍了自己在美国的见闻,还记录了他在旅美期间援助被英人诱骗到纽约的26名华人打官司回国的故事。又如广东南海文人罗森,寓居香港时认识了英国传教士卫廉士,1854年由其推荐担任美国培理将军远征日本舰队的汉文翻译,随培理舰队到过日本横滨、下田、箱馆等地,参与了日美订约、开埠过程,回国后写了一篇《日本日记》,在香港发表,这是晚清中国人第一部日本游记。还有苏州文人王韬曾受雇于英国传教士在上海开办的墨海书馆,1867年应英国传教士理雅各邀请,赴欧洲访问。王韬曾在英国牛津大学讲演孔孟学说和中英关系, 可以说是晚清第一位在欧洲大学讲坛上宣讲中国文化的中国学者。他还把自己携带的一批中文书籍赠送给大英博物馆。1870年回到香港后,他创办了《循环日报》,还写了《普法战记》。

  第三类是由外国传教士带到西方留学的中国青少年。其中最有名的是1847年被美国传教士、香港马礼逊学堂校长布朗带到美国马萨诸塞州留学读书的容闳、黄宽、黄胜三人。容闳1854年在美国耶鲁大学毕业,成为第一个从美国大学毕业的中国人。后来他又曾带四批中国幼童赴美留学,被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黄宽后来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医科毕业, 成为经过欧洲医科大学正规训练的中国第一位西医。

  第四类出洋的中国人则是由外国人士带领前往西方游历访问的少数中国官员。例如,1866年,清政府海关总税务英国人赫德要请假回国结婚,总理衙门便派遣前山西襄陵县知县斌椿与其子广英以及凤仪、德明、彦慧等三名同文馆学生,随赫德赴欧洲观光游历。他们在英、法、荷、德等九国游历了七个月后归国,这是晚清中国官员走出国门、游历海外的第一次尝试。他们所写的游记,如《乘槎笔记》、《航海述奇》等,记录了晚清官员对欧洲最初的见闻。还有1868年的蒲安臣使团。这是清政府向海外派遣的第一个肩负外交使命的正式外交使团,却偏偏要请一位外国人即刚卸任的美国公使蒲安臣来率领,并授予他“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的头衔。为了维护面子和平衡列强关系,使团成员还包括两名清政府总理衙门的章京志刚、孙家谷,以及一名英国人柏卓安和一名法国人德善。使团1868年2月出发,1870年10月回国,历时两年八个月,访问了欧美11个国家。使团基本上被美国人蒲安臣操纵了领导权,他四处包揽交涉、谈判,甚至擅自与外国缔约,而中国使臣几乎成了点缀品和观光客。近代中国政府第一个外交使团竟然由外国人率领和控制,使这次走向世界的行动被抹上了屈辱的色彩。但是蒲安臣使团毕竟跨出了中国外交走向世界、迈向国际社会的第一步。使团里的中国官员也通过出访大开眼界,接触了新事物、新思想,这可以从他们的游记,如志刚的《初使泰西记》、孙家谷的《使西述略》、张德彝的《欧美环游记》等书中看出来。

  

  二、19世纪70—90年代:驻外使节、游历官员与官派留学生

  

  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开始向外国派遣外交使节、独立的游历考察官员和官费留学生,中国人由完全被动到逐渐主动地走向世界。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列强通过《北京条约》取得公使驻京权利。西方国家陆续派遣公使驻华,并在北京开设公使馆,在上海等地开设领事馆。而清政府直到70年代才开始派遣赴外使臣。最早在1870年派遣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为出使法国特使、钦差大臣,其使命只是为“天津教案”向法国道歉。1875年任命的出使英国钦差大臣郭嵩焘,最初的使命也是为了“马嘉理案件”赴英国道歉,然后才转为长驻英国的晚清第一位驻外公使。当时中国官员均以出洋为“畏途”、“苦差”,郭嵩焘开始也以年老多病请辞,经慈禧太后亲自召见,劝他“须为国家任此艰苦”,这才勉强接受。出国后,郭嵩焘认真考察和分析西方国情和现状,在日记和报告中对西方文明有些肯定的描述, 不料竟遭到顽固保守派士大夫的群起攻击。尤其是驻英副使刘锡鸿还打小报告诬告郭嵩焘“崇洋媚外”、“有失国体”,甚至有“私通洋人之嫌”,最后任期未满就被清政府调回,他写的《使西纪程》一书也被禁止发行并毁版。这位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先行者, 最后落得悲剧性下场。自1877年至1878年,清政府陆续在英、法、德、日、美等国开设了驻外使馆,派遣了驻外使团,还在旧金山、古巴、新加坡等地开设了领事馆。早期的中国外交官群体为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认识世界起了重要作用,如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黄遵宪等人都撰写了许多考察研究外国的报告、日记和著作。

  19世纪70—80年代,清政府还主动派出一些官员独立地出洋考察、游历和调查。例如1874年清政府派出陈兰彬、容闳等官员专程到美洲古巴和秘鲁调查华工受虐待状况,力图维护华工权益。1876年派遣浙海关文案李圭与海关洋员一起前往美国费城参观世界博览会。李圭从上海出发,途经日本,渡太平洋到美国,再横渡大西洋到欧洲,最后经地中海、红海、印度洋又回到上海。他写了一部《环游地球新录》,不仅记录了费城世博会及各国见闻,而且以亲身经历证明了“地球确实是圆的”。1879年官员徐建寅受北洋大臣李鸿章派遣到欧洲订购铁甲舰,同时考察了各国工厂。他写的《欧游杂录》是中国官员第一次对欧洲近代工业进行深入考察的珍贵记录。这个时期地方大员也开始派员出国游历考察,如1878年四川总督丁宝桢派江西贡生黄楙材游历考察缅甸、印度等国。1879年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沈葆桢派遣道员王之春赴日本,名义上是观光游历,实际上还负有对日本调查侦察的任务。他回国后写了《东瀛录》,书中还附有日本地图。1886年两广总督派记名总兵王荣和等游历南洋群岛,考察华侨状况。

  1887年清政府还通过考试,从中央六部中下级官员(如郎中、员外郎、主事)中选拔钦点了十二名海外游历使,分别派赴亚、欧、南北美洲二十多个国家,进行了为期两年的、以调查研究外国情况为主要任务的海外游历考察。海外游历使们最远到达了南美洲的智利、巴西等国,其路程之远及所到国家之多,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游历使们所取得的外国调查研究的成果也是空前的。其中仅兵部郎中傅云龙一人就撰写了游历日本、美国、加拿大、古巴、秘鲁、巴西等国的调查报告和游记、纪游诗等共达110卷之多。可惜这批海外游历使回国后却没有被重用,也没有让他们在外交事务上发挥作用,他们的外国调查研究成果也被束之高阁、未受重视,以至这样一次走向世界的举动,竟然渐渐被历史所埋没和遗忘。

  这个时期清政府开始向海外派遣官费留学生。最早是官派幼童留美。1871年,在容闳的建议下,曾国藩和李鸿章联名奏请派幼童赴美留学,获清廷批准。上海设立出洋肆业局招生,从1872年至1875年先后分四批派遣120名10—16岁幼童赴美国留学。他们被分散安排在美国居民家中住宿,在美国的中学毕业后,陆续有五十多人考入耶鲁、哈佛、哥伦比亚等美国大学学习。留美幼童在美国学习勤奋,生活丰富多彩,同时思想、习俗也渐渐发生变化,如见了官员不愿下跪,要求穿西装,剪辫子,进出教堂等,因此被守旧顽固派攻击为“适异忘本,目无师长”,要求将留美学生赶快撤回。加上当时美国出现排华风潮,清政府在1881年决定将留美幼童全部撤回,以至幼童留美计划半途而废,令人遗憾!这些留美学生回国后不少人成为清末民初中国政界、军界、外交界、科技界和教育界的著名人物,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贡献。如主持修建京张铁路、被誉为“中国工程师之父”的詹天佑,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清华学堂校长唐国安,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等。

  1877年至1897年,清政府又先后派遣了四批共八十多名学生留学欧洲,主要是英国和法国。因为这些学生大多是从福州船政学堂学生中选拔的,赴欧主要是学习海军的造船和驾驶专业, 故史称留欧船政学生。这些学生回国后成为中国早期海军造船工业的骨干,为中国近代海军的创立、发展和工业化做出了贡献。晚清北洋舰队的主要将领、舰长如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林永升等都是留欧船政学生,并都在甲午战争中英勇为国捐躯。还有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民国初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严复,当年也是官派留学英国的船政学生。1896年清政府还选派了唐宝锷等十三名学生赴日本留学,这是中国第一批官派留日学生。

  值得注意的还有1896年李鸿章的出洋。当时清廷派大学士李鸿章为特命头等钦差大臣,出席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他负有“联俄拒日”的使命,与俄国政府签订了《中俄密约》,还应邀访问了德、法、英、美、加等国,会见了各国元首和政要,如英国女皇维多利亚、德国首相俾斯麦、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等。李鸿章使团是19世纪清政府派出的最高级别外交使团,此行共历时190天,水陆行程九万里,是晚清历史上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件大事。

  

  三、20世纪初:赴日留学、考察与五大臣出洋

  

  1895年甲午战争后,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强烈要求向西方与日本学习,通过改革或革命救亡图存。因此在20世纪初出现了一个赴日本留学和考察的热潮,成为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第三个时期的新特色。当时清末新政急需人才,清政府实行提倡、鼓励官费、自费并举赴日留学的政策。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后,出洋留学也成了知识分子的重要出路。而且日本政府采取主动吸引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加上赴日留学路途近、交通方便、费用省、文字习俗相似等因素,留日形成热潮。1901年留日学生有二百多人,1903年增到一千三百多人,1904年二千四百多人,1905—1906年猛增到八千多人,达到最高潮。大批中国青年学生争先恐后涌向日本留学,有的甚至夫妻、父子全家赴日。后来因中日双方的限制政策、国内教育的逐渐普及,以及欧美国家也积极招收中国留学生,留日热才逐渐降温,1908—1909年减到五千多人。1911年辛亥革命后,许多留日学生回国投身革命。与19世纪清政府派往欧美的官费留学生大多学习理工和海军不同,20世纪初以自费生为主的留日学生学习的专业非常广泛,从政法、文史、军事、外语、师范到理工、农医、商业以及音乐、美术、体育等等,而其中以学政法和陆军为最热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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