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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键:结构性通胀与中国的结构性泡沫

更新时间:2011-08-30 13:04:14
作者: 王键  

  在中国的研究生入学考试中,存在着政治科目。而且,在从中学到大学的各个学校中,也存在着一些相应的政治科目。每年下来,大量的课程被讲授,老师事先也会认真备课,在课堂上滔滔不绝地讲述“知识”,学生耐心或不耐心的倾听,大量的教材印刷出版,并且得到购买,最终还会有考卷和对课程的教学评估。一些筛选出的出色的“知识”或“认识”,最终还会得到浓缩和升华,变成更高级的得到专家共同体认可的“经典”。

  然而,在貌似标准生产流水线的这样一套运作模式中,中国的政治考试体系所制造出来的知识,尽管不是100%,但其中至少有80-90%的内容,是“虚假”的精神产品。而这样的案例绝非罕见,在中国的学术期刊以及出版发行体系中,同样存在着大量类似现象。中国的期刊体系是受到政府严格管制的,期刊每年会发表大量学术文章。然而,中国的期刊体系同样早已经异化了。中国的期刊发表论文,并不会是因为这些论文多么精彩,或者是因为专业读者会乐于阅读(实际上读者寥寥,但期刊不会受影响)。而是因为能够给编辑带来现实的利益。在互联网等非传统媒体兴起之后,传统平面媒体的异化特征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和瓦解,然而,在中国有存在着广泛的对互联网的政府管制,像Google、Twitter、Facebook、Youtube等一大批非传统创新模式,在中国全部遭到遏制。最后形成的相应的在国内提供服务的技术镜像(如百度、优酷、人人、微博等),均受到了阉割,而且也满足并热衷于直接从国外Copy改良新技术模式,而缺乏进一步创新的动力和能力。

  在中国,这样的例子是俯拾皆是的。从有形的东西,如食品药品等一般消费品,到公共交通,乃至无形的东西,如知识和精神领域的产品,甚至是博士学位的复制和滥发,全都充斥着大量泡沫。甚至于精神产品的泡沫更加严重,虽然食品药品的严重问题已经为大家所关注,但若同精神产品相比它还不是最严重的。而若追究这种虚假泡沫的根源,它只能是一种结构性的泡沫。

  

  中国为何会充斥结构性泡沫?

  

  在中国大量存在的这种结构性泡沫,其成因显然与欧美是完全不同的。在此,笔者试图简单探讨下产生这种泡沫的深刻根源。众所周知,中国属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国家,此前几度现代化进程都被打断,目前这一次是唯一还算较为顺利的一次。由于中国自古具有的封闭地缘和独特的一元意识形态模式,导致中国人大都习惯于传统的生活方式,而缺乏对于现代社会运行机制和规律的认识。

  笔者再举个例子,《货币战争》这本书一度在国内非常流行。笔者有一次和一位北大同窗好友讨论书中的问题,《货币战争》里有这么一段,大概表述了美联储是家私营机构,而不是国有机构,因此必然是为私利服务的,是邪恶的。笔者就此和这位同窗争执了一番,我问了个问题:为什么央行不能是家私营机构,为什么私营机构就会是邪恶的?开始时同窗好友坚持认为央行必须是国有机构才行,到后来发现这个事不这么简单,说不清楚了。

  那按照我的逻辑,对这个问题大致表述一下:美联储尽管是私营机构,但它的决策是通过很多具有独立性且相互独立的董事来进行的,基本上是这些董事相互制衡的过程。当然,这些董事都是很有实力和背景的强人,但在政治学的理论中,正义同相互制衡是联系在一起。当两个强者相持不下时,第三方的弱者可以因此而受益,因为此时它会变得尤为重要。而假定某一方大权在握掌控一切,因此就会以垄断的方式来表达正义,这是一种非常愚蠢的思维方式。因为一旦丧失制衡,任何人(或者群体)都会因此而肆无忌惮地优先考虑自己利益偏好,而抛弃抽象的对正义的追求。因此,一家机构(如央行)是国有的并不等于它就会代表正义。任何人或者机构,都是可以异化的。

  实际上,就央行的问题而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陈建奇研究员,在2011上半年曾发表过“谁在为中国央行买单”一文。在文中,陈建奇指出了中国央行在面临巨额外汇占款对冲压力时的隐形消化手段:央行利用政策工具,将风险转嫁给下面各级垄断银行,而这些银行又利用各自的垄断优势,将风险进一步分散给再无更多选择权的客户。总之,陈建奇认为,“为应对外汇占款对冲压力,央行采取央行票据、存款准备金、及财政存款等多样化手段,虽然换来了货币政策操作空间,但却以巨额冲销隐性成本为代价。存款性金融机构及社会公众承担了大规模的对冲成本。对冲成本随着无休止的冲销如滚雪球式爆炸性增长,将显著影响社会福利。”

  由此可见,中国的绝大多数民众,还局限于传统生活和思维方式之中,很容易将囿于小圈子和血缘或地域的生活方式和经验视为具有普适性的社会规则和真理。在大多数人的眼中,制度和规则建设的问题与己无关,轻易就遭忽视。尤其宏观到庞大的国家机器层面,绝大多数中国人更是容易把社会孝道等中国内部长期形成的做人规矩同普适的客观规律相混淆,只认富国强兵的道理,却看不到这架庞大机器强大到一定程度之后,可能会带来的副作用和巨大破坏性。

  

  中国不能解决问题

  

  在美国的金融危机之后,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也紧随而至。全世界开始弥漫出一派“西方终结”的论调,而中国不但崛起,“中国救世论”也愈发流行起来。甚至很多中国人也开始洋洋得意,愈加狂妄自大起来。

  但实际上,正如上文所表述的,中国自身的结构性泡沫问题都难以解决。这一方面源于在中国存在的特殊结构性失衡问题。鉴于这种无法改良的结构性缺陷,“拉动内需”或“技术创新”都是短期之内根本无法实现的政策目标。“拉动内需”拉了半天,最后买来卖去的交易方大都是结构性缺陷的受益者,而这些群体只是中国的极少数人,最后造成的虚假财富分配和超发货币,也大都流入了政府财政或极少数人的口袋。在这种模式下,尽管也存在着结构性通胀,但与欧美等国不同,受益者并不是大多数国民。相反,大多数国民的福利还会因此而受损。至于“技术创新”,前文已经表述过,在中国确实存在着大量的“创新”行为,但这种创新行为与欧美传统的对于技术创新的界定非常不同,它更像是一种泡沫。在实际中,中国进行的大量技术创新行为,最后也被异化了,创新变成了口号。中国的技术创新往往也并非是客户导向的,它最后起的效果,只是把客户的利润挪到自己腰包里,但所创造出的生活方式,却是泡沫化的,甚至是带毒的。在短期内,这样的创新行为可以是相当有效的,让别人无法抵挡无力进行竞争。然而若从长期的尺度来看,这种行为无异于惯于依赖于毒品的慢性自杀,终将自毁长城。

  而且,抛开具体的政策目标不谈,就中国的社会基础而言,前文已说过:中国的绝大多数民众都未能有效接纳现代化的意识思维和世界观,而且中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拥有多达14亿的民众。尽管在中国可能存在着民众的思想意识问题,但这一局面又在短期之内是任何人、势力和国家都无法使其迅速改观的。中国的这一状况,同此前崛起的英美德日苏等国都完全不同,与人口同样多达10亿的印度也很不同。这是中国和全世界都必须面对客观现实。而这也就意味着,在中国形成的这样一种结构性失衡局面,它是有一定的稳固社会基础的(笔者在这并非是从某种保守主义的观点出发,来鼓吹负面现象的合理性,而是分析问题的客观性和基础)。也就是说,中国的泡沫虽然不好,虽然带毒虽然有害,但它们的存在却又有其合理性。

  笔者以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若还有如此之多的人鼓吹“中国救世论”,那一定是搞错了方向。现实的情况,恐怕根本不是“中国拯救世界”,而是“谁能拯救中国”的问题。当前,经过加入WTO后的持续增长,也伴随着欧美市场需求的转型,中国的经济已经越来越逼近拐点。持续超发的货币,越来越严重的通胀,日趋为难的央行调控决策(此外还有尚未到来的人口老龄化和移民容纳能力等诸多社会矛盾问题),这一切也许早已向众多“中国救世论”的粉丝泄露出完全相反却不愿为他们察觉的秘密:中国不能解决问题,中国本身就是问题。

  

  作者简介:王键,毕业于北京大学,在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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