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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从“工具理性批判”到“功能理性批判”

——批判理论的一个重要转向

更新时间:2011-08-29 21:18:54
作者: 金陵  
即交往理性概念。所谓交往理性,是指内在于交往行动的理性结构。交往行动指的是至少两个有说话与行动的能力的人之间发生的语言理解和沟通过程,以及通过这种理解和沟通来协调他们各自的行动计划的过程。交往行动区别于“目的性行动”、“规范性行动”和“戏剧性行动”。目的性行动主要涉及主客体关系,规范性行动主要涉及主体间关系,戏剧性行动主要涉及主体与自身的关系。相比之下,交往行动同时涉及这三种关系:交往的主体之间在彼此交流对话的过程中,同时面对着客观世界(客体)、社会世界(其他主体)和自我世界(内心体验)。一个合理的交往者,也就是能够进行合理交往的人,应该是能够把几个世界区分开来的人,以及把对应于这三个世界的三个有效性主张——真实、正当和真诚——区分开来的人。相应地,一个合理的交往过程,是发生在已经具有这些能力的人们之间的过程,是这些人们通过这种交往而获得学习新的东西、相互理解各自观点和愿望,并协调各自行动的过程。

   另一方面,哈贝马斯把工具理性当作是交往理性这个全方位的理性概念的内在向度之一。工具理性体现了交往者对于客观世界(而不是社会世界和自我世界)的一种态度。把这种态度从其他态度中分化出来,有助于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人们就各自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经验、知识和计划进行沟通,也是整个交往行动的重要内容。所以,工具理性并不内在地就是一种压制人的东西、破坏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东西。作为交往理性的一个环节,它有自身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同时又受到理性的其他环节的制约。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出了毛病,并不在于工具理性本身,而在于工具理性越出了自己的界限。工具理性的发展是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成果,但它逐渐脱离了理性——也就是交往理性——的其它环节,独立出来,越来越膨胀,甚至反过来压制理性的其它环节,取得了至高无上的霸权地位。要克服这种局面,并不要求全盘放弃工具理性,而是要让它回到它自己的合法范围内——用它来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用它来提高我们的社会行动的效率。但是,在处理这些工具性、技术性问题的时候,切不可忘记我们还有其它问题要解决,还有其它价值要尊重。

  

   三、 从行动合理性过渡到系统合理性:“工具理性批判”变为“功能理性批判”  

  

   交往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分别对应于交往行动和工具——目的行动。从哲学上讲,这两种理性观都属于“行动合理性”概念的范畴,也就是说都只涉及哪种行动是合理的、哪种行动是不合理的问题。这样的概念如果要成为社会批判的工具,有一个严重的局限性,那就是把人看作是完全具有自主性的行动主体,或者说把社会简单地看作就是由人的活动所构成的,而没有看到社会结构对人的制约,没有看到人不仅构成社会,也在很大程度上由社会所构成。把这样的行动合理性范畴作为社会批判的工具,与那种把社会罪恶归结为社会上某些个人和群体的道德罪恶,有着明显的相似性。在很大程度上,它意味着把被解释项当作了解释项。

   在这种情况下,哈贝马斯要求从“行动合理性”的概念转变为“系统合理性”的概念。在他看来,现代社会出了问题的地方不在于人们老是从工具合理性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指导行动,而在于现代社会的组织结构使得人们不能不这样做。错误的不是工具合理性行动本身,要提高行动效率,当然要使我们的行动遵守工具理性。错误的也不仅仅是现代社会的人们老是只考虑手段、效率、成功,而不考虑其它价值,因为人们这样做往往是不得已而为之,或者说是不知不觉地这样做的、习惯成自然地这样做的。于是就要解释: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在社会的客观结构、系统方面出现了哪些变化,使得人们非这样做不行?

   哈贝马斯从自己的交往行动理论出发,把社会的进化过程看作是一个“生活世界合理化”过程,而生活世界的合理化过程,就是作为生活世界之基础的交往行动的几个向度在社会层面上的分化过程。这种分化的最重要结果,是从生活世界中分化出了一个专门从事工具性行动的领域,那就是哈贝马斯所谓的“系统”,其中又进一步分化为经济子系统和行政子系统。这两个系统从生活世界当中分化出来,一方面是因为这种分化具备了可能性——生活世界的合理化达到了一定程度;另一方面是因为这种分化具备了必要性——改造自然、组织社会,都涉及许多工具性的、技术性的问题,撇开其他考虑而专门考虑工具-技术性效率,对于解决这些问题有着明显的优势。这样,工具性行动的合理性就变成了工具性系统的合理性。在这种系统当中,行动不能不具有工具理性的取向,而不再是行动者个人的行动取向问题。一句话,出了问题的不再是行动者个体的意向,而是社会系统的功能。卢卡奇、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等人的工具理性批判必须上升到功能理性批判的高度。

   哈贝马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的“功能理性批判”的核心,是他的所谓“系统对于生活世界的内部殖民化”的命题。工具-目的行动系统的出现,就像工具-目的行动一样,本身并没有什么东西是内在地非常糟糕的。成问题的并不是工具-目的系统本身,而是这种系统在整个社会当中所占据的位置。在哈贝马斯看来,西方现代性的问题就出在系统从生活世界中分离出来以后,逐渐脱离了生活世界的规范,并在很大程度上反过来影响生活世界,把生活世界变成金钱(经济系统)和权力(行政系统)支配的领域。西方现代化过程很大程度上是与海外市场的开拓、海外殖民地的建立相伴随的。哈贝马斯指出,就在这个“外部殖民化”过程的同时,西方本土也发生着一场殖民化,那就是经济系统(主要在19世纪)和行政系统(主要在20世纪)对生活世界(文化、道德、家庭、教育等等领域)的殖民化。哈贝马斯的主要著作《交往行动理论》的第二卷的副标题是“生活世界和系统:对功能主义理性的批判”。在该卷的最后部分,哈贝马斯用自己在自己的“功能理性批判”框架中对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人物的“工具理性批判”的六个主题进行了重新诠释,清楚地表明了这两种批判之间的连续性和不同点。

  

   注释: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3-44、47-48页。

     3、4、5、6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89、147-148、249、156、162页。

     7 Horkheimer.EclipseofReason.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47.p.40.

     8霍克海默:《霍克海默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第49页。

     9霍克海默:《批判理论》,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4-5页。

     10、11、12、13、14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175、3、31-32、150页。

     15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年,第378-4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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