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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三)

——其他的悖论现象

更新时间:2011-08-26 20:10:35
作者: 黄宗智 (进入专栏)  

  商品化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增强了小农家庭和村庄社团再生产的能力。

  另一个关于长期结构变迁的不同看法的例子是:太平天国起义后的一百年中,江南地区最突出的结构性变迁是地主势力衰落,导因是政府的压力、税收的提高和租额的徘徊不上。土地租佃制未必象正统的革命模式估计的那样,必定要被佃农积极的阶级革命所摧毁。它也可能只是在长期的结构性变迁下自然崩溃,未必通过农民的革命行动,至少在长江下游地区是如此。[22]

  此外,我们需要把结构与抉择的关系看作既非完全相应又非完全相背的。我们的选择不必限于美国保守派的没有人民支持的党或中国的阶级革命浪潮的两种观点。真正的问题是:结构与抉择如何相互作用?

  把结构和抉择看作既分开又相互作用是一重要进步。这使我们把二者间的联系看作是一过程,而不是预定的结论。在裴宜理关于淮北地区革命运动的研究中,[23] 长期的生态不稳定和共产党的组织活动两个因素得到暂时的协调,体现在共产党利用农村的自卫组织(联庄会)。在詹姆斯·斯科特的“道义经济”模式中,[24] 传统的村社一贯尊重其成员的道义性“生存权”(例如歉收时地主应减租)。在革命过程中,党组织和农民在重建被商品经济和近代政权摧毁的道义经济上找到共同点。再举一个例子,周锡瑞对义和团的研究表明,[25] 农民文化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农民思想和行动上的倾向。

  要真得出新的观点和分析,突破过去几十年在分析概念上的困惑,我们需要大量与以往不同的资料。中国研究革命史的学者主要局限于组织史(党史),部分原因是缺乏它种性质的资料,极少有关于革命运动真正接触到乡村社会时发生状况的资料。[26] 然而,我们现在有可能通过地方档案和当事人(他们的人数正在迅速减少)的回忆获得能够解决问题的微观层面的资料。有的美国学者已在积极从事这样的研究。[27]

  

  * * * *

  

  中国农村的50年代之前经历了六个世纪的私自有制和市场经济,但仍未得到发展,人口的绝大多数仍束缚于糊口水平的种植业生产。中国农村如果退回到50年代以前的经济组织,会面临比以前更大的问题:人口增加了两倍,来自化肥,电泵和机耕等现代化投入的易实现的进步已经都有了,很难想象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发挥它的魔力。

  50年代至70年代的集体化途径也应放弃了。在这一途径下,农作物产出确实上升很快,但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工作日报酬是停滞的。农村人口的大多数停留在仅敷糊口的生活水准。坚持这一途径与退回50年代前一样,也是不合理的。

  那么,出路到底何在?学术研究的第一步应是解释为什么乡村经济在80年代得到蓬勃发展,而在拥有自由市场、私有财产1350至1950年以及计划经济的集体化的50至70年代都没有这种发展?为什么乡、村集体所有制与市场化经济的悖论性混合体却推动了充满活力的乡村工业化?

  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突出点是村、乡起了很大作用。村、乡曾是共产党组织和革命根据地的所在地。通过50年代的集体化,村、乡变成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的基本单位。由于50年代后期以来的极严格的户籍制度,使村、乡下属的人员长期稳定。接着,村、乡又成了水利、公共卫生和教育等大规模运动的基本组织单位,在这些过程中扩大了它们的行政机器。这些变化给予这些组织在农村变迁中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有别于一般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最后,在80年代扩大自主权和市场刺激的双重激励下,它们成为农村工业化的基础单位。它们在中国农村发展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中国出现的这一历史真实是否代表了一条新的农村现代化的道路,一条既不符合古典社会主义,也不符合资本主义单一模式的道路?

  当前的中国史研究中的规范认识危机是全世界历史理论危机的一个部分,这一世界性的历史理论危机是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尖锐对立的终结而出现的。这一局面给了我们一个特殊的机会去突破过去的观念束缚,参加到寻求新理论体系的共同努力中。我们的中国史领域长期借用源自西方经验的模式,试图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把中国历史套入斯密和马克思的古典理论。我们现在的目标应立足于建立中国研究自己的理论体系,并非是退回到旧汉学的排外和孤立状态,而是以创造性的方式把中国的经验与世界其他部分联系起来。

  

  注释:

  [1] 例如,吴承明:《我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内市场》,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第110—121页,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陈春声:《清代乾隆年间广东的米价和米粮贸易》,1984年,中山大学硕士论文;王业键:《18世纪长江三角洲的食品供应和粮价》,载《第二次中国经济史讨论会》(台北)第2卷,1989年版,第423——457页;程洪:《长江三角洲的乡村商品市场,1920—1940,社会与经济的分析》,1990年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论文。更早的、开拓性的研究还有全汉昇和克劳斯:《清中叶的米粮市场贸易》,1975年坎布里奇版。

  [2] 徐新吾:《鸦片战争前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的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吴承明编:《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第258—322页。

  [3] 吴承明编,上引著作,第18—19页。

  [4] 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5] 费孝通:《中国的小农生活:长江流域乡村生活的实地研究》,纽约1939年版;黄宗智:《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和乡村发展1350—1988》。

  [6] 舒尔茨:《传统农业的转型》,1964年纽黑文版;布兰特,前引著作。

  [7] 侯继明:《经济二元论:中国的实例,1840—1937》,《经济史杂志》1963年第23卷第3期,第277—297页;墨菲:《外来人》,安阿伯1977年版。

  [8] 这方面的许多研究仍处于进行过程之中。其方向可见于罗维1989年关于汉口的研究(《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团,1796——1889》)和布鲁克的《家族继承和文化霸权:宁波的士绅,1368—1911》,载周锡瑞和兰肯编:《中国地方士绅和统治方式》,伯克利和洛杉矶1990年版。当然这一概念也被运用到晚清与民国时期(参见周锡瑞和兰肯,前引著作);罗继1990年的讨论《近代中国的公众领域》,载《近现代中国》第16卷第3期第309——329页。后一时期也许比较适用。哈伯马斯的著作是《公众领域的结构转型》坎布里奇1962、1989年版。

  [9] 哈伯马斯,前引著作。

  [10] 瞿同祖:《传统中国的法律和社会》,巴黎1991年英文版;范德斯帕伦科尔:《清代中国的司法组织:社会学的分析》,伦敦1962、1977年版,伯弟和莫里斯:《中华帝国的法律,以190个清代案件为例》,费城1967年版。

  [11] 伯克斯包姆:《1789至1895年间淡水与新竹案件审理中的民事诉讼程序和实施》,《亚洲经济学报》1967年第30卷第2期第255—279页;孔纳:《清代法律中的作证程序》,1979年康纳尔大学博士论文;阿尔弗德:《砒霜与旧法律:中华帝国晚期刑事法制的重新考虑》,《加利福尼亚法律周刊》1984年第72卷第6期第1180——1256页。

  [12] 马克斯·韦伯:《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坎布里奇1954年版。

  [13] 安格尔:《近代社会的法律:对社会理论的批评》,纽约1976年版;阿尔弗德:《令人费解的西方人:关于罗伯特·安格尔对中国历史的运用和滥用》,《德克萨斯法律周刊》1986年第64卷,第915—975页。

  [14] 孔斐力:《偷窃魂魄者:1768年中国的巫术恐慌》,坎布里奇1990年版。

  [15] 在罗斯基金会(The Luce Foundation)的资助下,关于“中国历史上的民法”的讨论会于1991年8月在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举行。

  [16]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日本东京:北房社1972年版,第207——249页;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3卷,出版同上,第97——136页;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1840——1911》: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3辑:1912——1927,1927——1937》。

  [17] 迈克尔和泰勒:《现代世界的远东》,纽约1956年版。

  [18] 萨尔顿:《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坎布里奇1971年版。

  [19] 霍夫海恩:《断裂的波涛:中国共产党的农民运动,1922——1928》,坎布里奇1977年。

  [20] 迈尔斯和梅则格:《中国研究的阴影:美国现代中国研究的状况》,《华盛顿季刊》1980年第3卷第2期第87-114页。

  [21] 例如陈永发:《创导革命:华东和华中的共产主义运动,1937——1945》,伯克利和洛杉矶1986年版。

  [22] 白凯:《地租、税收与农民的反抗:长江下游地区,1840——1950》,即将出版。

  [23] 斐宜理:《华北的造反者与革命者》,斯坦福1980年版。

  [24] 斯科特:《小农的道义经济:东南亚的叛乱和生计维持》,纽黑文1976年版。马克斯:《华南的农村革命:农民与海丰县历史的创造,1570——1930》,麦迪逊1984年版。

  [25] 周锡瑞:《义和团的起源》,伯克利和洛杉矶1987年版。

  [26] 关于结构与抉择关键的会合点,我们尚无现成的佐证。只有韩丁的《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文献》,纽约1966年版和克鲁克夫妇的《一个中国农村的革命:十里铺》,伦敦1959年版作的人类学实地调查接近于提供了有关党与村庄社会接触时变化经过的情况。对中国学者来讲,政治意识的表述多于史实依据:由于党代表了贫雇农的物质利益,一旦有了“正确路线”的领导,就必然会得到贫雇农的支持。美中学者所能得到的资料限于党干部的总结报告:重点在表述政治观点而非实际状况。连近年来在中国出版的资料集也多属这一类。

  [27] 舒的《政权所及:中国主体政治概述》,斯坦福1988年版,详细讨论了这一模式在学术分析中所起的中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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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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