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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二)

——没有发展的商品化

更新时间:2011-08-26 20:07:36
作者: 黄宗智 (进入专栏)  

  1350——1988》,1990[]年斯坦福版。

  [6] 帕金斯,前引著作。

  [7] 帕金斯和优素福:《中国的乡村发展》,1984年巴尔的摩版。

  [8] 迄今有关中国工业发展的最好研究是吴承明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1990年人民出版社版)。参照刘大中和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 国民收入和经济发展,1933——1939》,1965年普林斯顿版;罗斯基:《战前的中国经济增长》,1989年伯克利和洛杉矶版。

  [9] 吴承明:《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内市场》,《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第110—121页;徐新吾:《中国自然经济的分解》,载吴承明编:《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黄宗智:《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和乡村发展,1350—1988》。

  [10] 罗斯基在前引著作中和布兰特在《商品化与农业发展:华中与华东19世纪70年代—20世纪30年代》(1989年纽约版)中,试图修正刘大中和叶孔嘉(前引著作)以及帕金斯(前引著作)的广泛为人们接受的估计,认为本世纪30年代前的几十年中乡村有显著的发展,我在最近的书中(上引著作,第137—143页),详细讨论了罗斯基的论据,在此不加赘述,周锡瑞在他的评述中也讨论了布兰特的论据。目前没有理由否定刘大中、叶孔嘉和帕金斯原先的估计,即生产的增长仅勉强赶上人口的扩展。罗斯基声称在1914/18至1931/36年间的近20年中,人均产出每年增长0.5%至0.8%(前引著作第281、329页)。即使如此,全期间累计增长不过15%至16%,这样的幅度不足以改变小农生产仅处糊口水平的整体状况。这样规模的变化也很容易用过密化来解释:通过每年投入更多的工作日来增加年产出和年收入,但同时实际生产率和单位工作日收益却在缩减。从乡村发展的观点来看,重要的年代是本世纪80年代(见后面的讨论),在只及罗斯基提及的一半时间中(10年)却有了15—16倍于罗斯基的增长速度。那样幅度的变化正好说明了两种现象的不同:一是通过资本化(即增加单位劳动力的投资)而来的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另一是通过密集化而来的过密性增长。

  [11] 迈尔斯:《中国小农经济:河北与山东的农业发展,1800—1949》,1979年坎布里奇版;罗斯基:《战前的中国经济增长》;布兰特,前引著作。

  [12] 甚至在吴承明编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中也含蓄地保留了这一论点。

  [13] 侯继明:《外国投资和中国经济发展,1840——1937》,1965年坎布里奇版:艾尔温,前引著作;邓伯格,前引著作。

  [14] 即“involution”。拙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文版1986年)译为“内卷化”,现改用“过密化”。

  [15] 为把我的过密化区别于过去的马尔萨斯的论点,我应指出我的分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博塞拉普1965年的《农业增长条件:人口压力下农村变化的经济学》(芝加哥版)。博塞拉普把马尔萨斯的观点颠倒过来:马尔萨斯把食物生产看成是独立因素,在人口压力下供不应求;而博塞拉普则把人口看作独立因素,推动食物生产。博塞拉普认为人口增长推动了种植业的密集化,尤其是通过提高种植频度,由25年一熟的林木火种制到5年一熟的灌木火种制,到一年一熟和一年数熟制。我在博塞拉普的框架上增加了这样的概念:在固定的技术条件下劳动密集化的过程是有极限的。长江三角洲在南宋时已接近其极限。在明清时期出现的主要是过密化,劳动边际报酬的递减,而不是收入与劳动投入同步增长的单线的密集化。我还增加了这样的概念;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商品化农业生产是过密化的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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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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