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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一)

——规范认识的危机

更新时间:2011-08-26 20:05:29
作者: 黄宗智 (进入专栏)  

  

  [编者按]

  黄宗智(philip.C.Huang),美国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主要著作有《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斯坦福1985年版,此书获1986年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和乡村发展:1350——1988年》(斯坦福1990年版,此书获1992年美国亚洲学会勒文森奖)。两书均有中文版。

  本文原载英文版《近现代中国》(Modern China)第17卷第3期,1991年7月。文章发表后在美国理论界、史学界激起很大反响。现经作者同意,特在本刊发表(略有删节)。由于文中提到中国经济社会史上一系列重要的理论问题,如自明清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商品化与发展的问题、自然经济与市场的问题、公民权力与公众领域问题、封建主义问题等等。特别是作者以方法论的高度提出在这些问题研究上的“规范认识危机”和一系列悖论现象,向传统的解释提出挑战。长期以来,这些问题在海内外的学术界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和争论,为了使这种探讨深入下去,我们准备围绕黄宗智教授在这篇论文中提出的这些问题展开讨论,欢迎海内外的学者参加讨论。

  

  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正处于一场规范认识的危机之中。这里指的不仅是以往学术界的各种模式。所谓规范认识指的是那些为各种模式和理论,包括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的,已成为不言自明的信念。这种规范信念对我们研究的影响远大于那些明确标榜的模式和理论。它们才是托马斯·库恩1970年《科学认识革命的结构》中的“规范认识(paradigm)”一词的真正含意。近数十年累积的实证研究动摇了这些信念,导致了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这一危机的发生使大家感到现有理论体系的不足并非通过对立理论间的争论就能解决。大家有一种需要新的不同的东西感觉,但尚未明确地说出需要什么样的i5东西。

  我们应该系统地估量这一危机,并试图探求新的认识,我们不需要倒退到纯粹的考据,或次要问题的探讨,或“纯科学”的技术手段,或极少数人所热衷的政治争论。相反,我们应该把当前的危机看作是反思既有信念和探索新观点的极好机会。

  本文先粗略地回顾中国和西方几代人的学术研究,说明近四十年来学术研究中的一些主要的模式和理论体系。尽管不同辈份、以及大洋两岸存在着种种差异,但各方应用的主要的理论体系实际上具有一系列的共同的基本信念。这些信念一般被认为是不言自明的,无须讨论也不受人注意。学术界的争鸣一般都围绕着各理论体系间的不同点,而不去顾及共同点。然而,数十年累积的实证研究实际上已提示出一系列的与这些信念相悖的现象。规范信念认为不可并存的现象屡屡同时出现。实证研究所发现的悖论现象实际上已经对以往的规范信念提出全面的挑战。本文将列举一些悖论现象,进而分析这些现象所否定的不言自明的规范信念,并探讨如何研究由此产生的新问题的方法。本文无意对以往所有的研究作一综合评述,相反,讨论将限于若干最有代表性的论著,目的在于说明我个人的看法。

  

  一、 中国的学术研究

  

  当代中国的史学研究在50年代开始时认为历代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社会是基本上没有变化的。主导的模式是“封建主义”即与进步的近代资本主义相对立的停滞的旧中国。这一模式的基础是斯大林“五种生产方式”的公式。历史发展必须经过原始社会、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五个阶段。

  在“封建主义”的模式下,研究中国历代王朝史的学者主要研究封建阶级关系,即封建统治阶级通过地租、税收和高利贷形式榨取农民生产者的“剩余价值”。他们的研究成果见于编集了大量记载这些剥削关系的资料集。[1] 一些学者亦将封建经济等同于前商品化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他们认为中国这一生产方式的特点是家庭农业与小手工业的结合,即“男耕女织”。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结合得异常紧密的生产方式,阻碍了手工业从家庭中分离出去而形成集镇作坊,并最终阻碍了资本主义发展。他们收集了种种证据,证明“自然经济”在明清时期占优势,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2]

  早在50年代,上述模式已受到研究“资本主义萌芽”的学者的非难。这些学者认为,明清时期决非是停滞的,而充满着资本主义预兆的种种变迁,与西方国家的经历类似。一些研究者致力于收集明清商业扩展的资料,对当时的商品经济作出系统估计,以证明国内市场的形成,认为这标志着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另外的研究侧重于封建生产关系的松弛和衰落(尤其是土地租佃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尤其是雇佣劳动关系)。[3]

  “资本主义萌芽论”的最初提出者并未关注到经济发展,他们认为一时阐明了商品化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就不言而喻了。然而随着80年代改革时的意识形态由“生产关系”转而重视“生产力”(包括技术、资源利用、生产率等等),新一代学者转向直接探讨经济发展。他们的主要代表尤其强调长江三角洲的新作物品种和肥料的应用。[4]

  “资本主义萌芽论”虽然成功地冲击了“封建王朝因袭不变”的旧观点,但无论在老一代学者还是80年代培养出来的新一代学者之中,它均未能广泛地为人们所接受。在西欧历史上,由于19世纪出现了工业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把这之前的三四个世纪称作资本主义萌芽或向资本主义过渡是有道理的。然而中国的19世纪并无资本主义发展,有什么道理把这之前的时期称作资本主义萌芽呢?再者,经济的相对落后使中国受害于帝国主义。鉴于这一事实,把明清时期等同于近代早期的英国到底有什么意义?

  “资本主义萌芽论”学派企图从西方入侵打断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为由来解释这个问题。于是,19世纪中国经济的落后归罪于帝国主义,而不是自身的停滞趋势。这一说法虽很符合反帝情绪,却难以令人信服。西方的经济影响直到19世纪末仍是很有限的,而中国经济自数百年前的所谓“萌芽”从来未显示出自己发展资本主义的动向。19世纪中国经济落后的事实重新证明了先前的封建主义与自然经济的研究至少是部分正确的。

  “封建主义论”和“资本主义萌芽论”的相持不下使中国的青年学者对两者都抱有怀疑,甚至不屑于再引用前辈们的这些模式。有的全盘搬来西方的一个又一个的时髦方法,进一步扩大了代沟,这一情况本身就反映了中国学术界的规范认识危机。

  

  二、 西方的学术研究

  

  西方的学术研究虽然比较多样化,它的主要内容却出人意外地与中国的研究相似。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学术界同样持有传统中国在本质上是无变化的观点。当然,这里不再是“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模式,而是源自近代化理论的“传统”中国与“近代”中国的对立模式。研究的重点不是“封建”中国的阶级关系,而是“传统”制度与意识形态。在社会、经济领域则强调人口对停滞经济的压力。[5] 然而,研究的基本概念是中国在与西方接触之前是停滞的,或仅在“传统范围”内变化,这与中国同行的见解基本一致。

  如果清代在本质上是无变化的,那推动质变的力量只能来自外部,于是简单地归结为“西方的冲击”与“中国的反应”。[6] 在这个“哈佛学派”倡导的“冲击——反应”模式之下,一些重要的著作阐述了西方在中国的出现及中国反应。[7] 但是这一观点在60年代后期受到挑战;先是政治性的攻击,“西方的冲击”被认为是为帝国主义和美国干涉越南辩护,[8] 继而在史实上受到论证明清之际发生重大变化的学者的批评。

  后一倾向在近年来形成一个新概念,中国在受到西方影响前数百年的时期被称为“近代早期”,如同在西欧发生的那样。与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论”一样,这一观点的出发点是明清经济的大规范商品化。有的学者更进而把这一观点延伸到社会、政治领域中。[9]

  就象“资本主义萌芽论”学者那样,“近代早期论”学者动摇了过去的“传统中国论”及其派生的“冲击——反应”模式。他们的实证性批评比激进学者对费正清的政治批评有效。然而,就象“资本主义萌芽论”一样,这个新的理论也因同样的原因而难以被普遍接受。如果自17、8世纪至19世纪后半叶的中国那么象近代早期的西方,为什么在随后的世纪中中国的变迁这么不同?我们如何看待帝国主义和20世纪的革命?一个可能的论点是帝国主义促进了以前就已在内部产生的早期近代化。但是真是那样的话,又如何看待共产主义革命的发生,难道它只是对近代化的一种偏离?另一个可能的论点是帝国主义使中国脱离了近代化的正常途径而导致了革命。目前“近代早期论”的学者尚未提出一个在逻辑上与他们的论点一致的关于帝国主义与中国革命的有说服力的观点。

  学术界于是陷入了当前的理论困境:“停滞的传统的中国”的旧观念及其派生的“冲击——反应”模式已不再具有影响力,而“近代早期中国”的新观念尚不足以成为支配性的模式。其间,中国史研究领域采用了似乎中立的“中华帝国晚期”来称呼明清时期,尽管此词过分强调了皇权在中国历史整体中的作用。

  

  三、 两个理论

  

  中国学术的主要模式源自马克思的古典理论。“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范畴均出自马克思对西欧,尤其是对英国的分析。资本主义萌芽论则是中国特殊的模式。如果中国在帝国主义入侵之前是单纯的封建社会,那么就必须肯定西方帝国主义为中国带来了近代化,但这是任何爱国的中国人所不能接受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公式解决了这一问题:在西方帝国主义到来之前,中国已开始了自己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西方帝国主义打断了这一进程,使中国沦为“半殖民主义”。如此,资本主义萌芽模式协调了斯大林的五种生产方式的公式(以及列宁的帝国主义学说)和基于民族立场的反帝情绪。

  在另一方面,尽管没有普遍的认可,也很少明白的表示,西方学术的主导模式主要得自两个理论:先是马尔萨斯,后是亚当·斯密。一开始,停滞的“传统中国”被看作是一个其资源受到马尔萨斯式的人口压力困扰的社会。这一看法是建立在传统中国是前商品化的社会的假设之上的。后来,明清普遍商品化的史实得到证明,马尔萨斯式的观点便受到亚当·斯密理论的诘难。

  斯密的设想是由市场推动的资本主义发展。自由贸易会促进专业化、竞争、更新、高效率,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积累的发展。在城乡商品交换的推动下,城乡会进入螺旋形的现代化发展。[10] 这一设想相当程度地在英国得到体现,从而赋于其有力的史实证据。这一设想也得到了现代经济学界论说的支持:它们多以抽象、简单化了的斯密理论出发。

  明清时期果真出现了斯密所想象的那种发展,便不会存在人口过剩的问题。劳动力会象其他生产要素一样根据自由竞争市场的逻辑而达到最合理的使用。这样,马尔萨斯理论便为斯密理论取代而形成了“近代早期”模式。

  中国与西方学者争论的焦点首先是中国经济落后的原因是封建阶级关系还是人口压力。中国学者认为中国经济中的资本形成受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阻碍,封建统治阶级盘剥直接生产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并用于自己的奢侈消费而不投资于生产。西方学者则认为资本的形成是为人口压力所阻碍,人口压力减少了消费之余的剩余。[11] 争论也涉及了究竟是通过社会革命,还是通过人口控制(以及其他改革)来使中国摆脱落后,走向近代化。

  然而,在“近代早期中国”模式向“传统中国”模式的挑战中,以及“资本主义萌芽”模式对“封建主义”模式的批评中,争论的焦点转移了。在反对“传统中国”和封建“自然经济”模式时,“近代早期论”与“资本主义萌芽论”是站在同一边的。问题的焦点变为:明清经济到底是已经呈现出近代早期发展(或资本主义萌芽)的高度整合的市场经济,还是仍然处于前商品化时期的、本质上停滞的,处于人口压力重负下的经济?

  至于帝国主义问题,中国的“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萌芽”两个模式当然都强调帝国主义的破坏性作用。“封建主义”学派强调帝国主义如何使封建剥削关系进一步重化,而“资本主义萌芽”学派突出了帝国主义如何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

  在西方,首先是用“冲击——反应”模式出来反驳上述观点。例如有的学者争辩说,中国“近代化的失败”的原因不在于西方的破坏性冲击,而在于中国传统的顽固存在。[12] 随后,有的学者转用斯密的模式:随着西方影响而来的国际贸易和外国投资的扩展是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如果中国经济反倒失败于近代化,其原因不是西方的影响太强,而是太弱,仅限于沿海通商口岸。[13]

  这一观点最后归结为新近的公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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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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