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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一)

——规范认识的危机

更新时间:2011-08-26 20:05:29
作者: 黄宗智 (进入专栏)  

  它直截了当地以“市场”代替了旧有的“西方冲击”。不象“帝国主义”概念带有种种政治现实和含意,“市场”可以被视作纯粹是良好的客观现象:只要市场得以运行,它会赋予中国象西方那样的发展。这个“真理”见证于种种“事实”:国际市场刺激了中国的工农业发展,直至20世纪30年代。市场的冲击不象以往研究所讲的那样仅限于沿海通商口岸,而是实际上深入到中国的农村和内地,带来了广泛的发展。[14] 照这一观点来讲,中国的不幸在于市场推动的发展被战争、灾荒和革命等畸变所打断。

  

  四、 一个规范认识

  

  尽管中国与西方的学术研究有着种种不同,但两者明显有许多共同点。认为中国历史基本上无变化的一些学者均受到强调中国传统本身有着明显变化的一些学者的挑战。中国经济是个前商品化的、本质上停滞的经济的主张受到了认为中国经济是高度商品化、蓬勃发展的经济的主张的挑战。两个学术派别均把停滞与前商品化经济相联系,把近代化等同于商品化。中国的“封建主义论”学派之所以认为封建经济是停滞的,是因为把它等同于前商品化的自然经济。与“资本主义萌芽论”学派一样,他们也认为商品化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与此类似,西方“传统中国论”学派认为明清经济基本上没有商品化。例如何炳棣1959年的人口著作基本上无视商品化,珀金斯1969年对明清农业的研究[15] 也把低水平商品化作为一贯前提。而威廉·罗维1984、1989年的著作以“近代早期”模式对过去的著作提出挑战,则从种种蓬勃商品化的证据出发。

  商品化会导致近代化的构想是贯穿“封建主义论”与“资本主义萌芽论”模式,“传统中国论”与“近代早期中国论”模式的规范信念的一个例证。它贯穿了大洋两岸学术界的两代人,也贯穿了斯密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

  这样的信念一般不为学者讨论。学术界所注意的主要是不同理论、模式间的争论方面。于是我们争论明清商品化的程度、或是帝国主义和阶级革命的是非功过。然而我们不去注意那些共同的认识,认为那是再明白不过的了,乃致无须再加以讨论。

  正是这样的信念,我称之为规范信念。当前学术界往往过分简单地把规范认识这一词等同于有影响的模式。这一用法其实抹煞了这个概念的分析力量。若用于存在着众多模式的社会科学领域,尤其如此。本文把规范认识性的信念定义为不同的或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的、不言自明的信念。这样的信念比起任何明白表达的模式和理论来,有着更广泛、更微妙的影响。它们的影响不仅在于引导我们去想什么,更在于不想什么。

  于是,我所指的规范认识的危机并非针对某一理论或模式,并非针对学术界的这一代或那一代,亦非针对中国模式或西方的学术研究。把当前中国史研究中的危机解释为老一代研究的衰微,或认为只发生在中国,并意味着斯密理论战胜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误解了这个危机的真实含意。当两个理论体系长期地各以对方来为自己下定义时,一方的危机便足以提醒我们去考虑是否是双方的共同危机。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要从两代人和两种表面对立的模式和理论体系的共同危机的角度来解释。

  

  五、 多重悖论现象

  

  我认为在过去实证研究积累的基础上所证明的一系列悖论现象已经使我们领域的规范信念濒于分崩的边缘。悖论现象指的是那些被现有的规范信念认定有此无彼的对立现象在事实上的同时出现。悖论现象对那些信念的挑战首先在于相悖现象各方的存在的确实性。例如:商品化和经济不发展这对相悖的现象确实并存。在更深的层次,悖论现象则对既有的因果观念提出怀疑:商品化是否必定会导致经济发展?明清时期蓬勃的、持久的商品化与糊口农业长期持续的事实,反悖于“资本主义萌芽”和“近代早期中国”模式的断言,也反悖于“自然经济”和“传统中国”模式和认定,这一对悖论现象向为所有模式共同认可的“商品化必然导致近代化”的不言自明的规范信念发难。

  但是,实证研究提示出的悖论现象与它们否定的规范信念,一般没有在论著中清晰地披露出来。学者们通常不会讨论未诉诸文字的潜意识信念,即使想讨论的人又可能认为道理过于明显而不必加以讨论。于是这些实际上已为事实所否定的规范信念继续影响人们的思想,尽管许多人已久有怀疑之心。本文的一个主要意图就是列举一系列实证研究已经披露的悖论现象,进而揭示被这些现象所否定的“不言自明”的信念。

  

  注释:

  [1]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1840——1911),1957年北京三联版;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1911——1927)和《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1927——1937),1957年北京三联版;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1955年北京科学出版社版。

  [2] 参见黎澍:《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考察》,载《历史研究》1956年第4期。这方面最出色的研究有徐新吾1981年的《鸦片战争前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的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江苏人民出版社版)及1990年的《中国自然经济的分解》[载吴承明编:《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版)]徐的研究始于50年代,但在80年代之前一直未出版。

  [3] 关于明清商业发展的杰出研究见吴承明的《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一书(1985年北京版)。关于生产关系变动的研究见李文治等的《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

  [4] 李伯重:《明清时期江南水稻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中国农史》1984年第1期,第24—27页;

  李伯重:《桑争稻田与明清江南农业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中国历史》1985年第1期,第1—12页;李伯重:《明清江南农业资源的合理运用》,《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第150—163页。

  [5] 这方面研究的杰出代表作有何炳棣的《中国人口研究》(1959年坎布里奇版)。此书通过对明清人口变化的估测,企图证明马尔萨斯式的人口压力学说。在1700—1850年的“人口爆炸”时期,消费人口的增长超出了农业生产,从而形成了中国近代农村危机的背景。

  [6]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1958年坎布里奇版;费正清等:《东亚:近代的变革》,1965年波士顿版。

  [7] 芮玛丽:《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一战:同治中兴,1862—1874》,1957年斯坦福版;费维恺:《中国的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与官办企业》,1958年坎布里奇版。

  [8] 见《关心政治的亚洲研究学者简报》,此刊专门针对既有的理论模式,尤其见帕克1969年在该刊第2卷第1期上的文章《言辞的背后:美国的中国观察家的职业性政治立场与观点》以及费正清在同卷第3期(1970年4—6月)上的答复。库恩1984年的《对中国历史的发现: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纽约版)对论战双方加以综述,尤其对费正清的冲击—反应以及传统—近代化模式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评。

  [9] 罗维:《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1984年斯坦福版;罗维:《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团,1796—1889》,1989年斯坦福版,韩素瑞和罗斯基:《18世纪的中国社会》,981年纽黑文版。

  [10] 亚当·斯密:《国富论》,1775——1776原版,1776年伦敦第4版。

  [11] 参见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957年北京三联版和利比特:《中国的土地改革与经济发展》,1974年纽约版;对照何炳棣的《中国人口研究》及艾尔温的《中国过去的形式》(1973年斯坦福版)。拙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1985年斯坦福版)第14—18页对这方面的争论作了概括性论述。

  [12] 芮玛丽,前引著作;费维恺,前引著作。

  [13] 邓伯格:《外国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载珀金斯:编《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的近代经济》,1975年斯坦福版,第19—47而;墨菲《外来人》,1977年安阿伯版。

  [14] 罗斯基:《战前中国的经济增长》,1989年,伯克利和洛杉矶版:布兰特:《商品化与企业发展:华中与华东,19世纪70年代—20世纪30年代》,1989年纽约版。周锡瑞对布兰特一书的评论,待刊于《经济史学报》,参见迈尔斯:《中国小农经济:河北与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1970年坎布里奇版。科大卫的《中国解放前的农村经济》(1989年香港牛津大学版)较为合理地认为积极作用仍限于出口农业地区。

  [15] 帕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1368——1968》,1969年芝加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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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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