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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刚:范式转换与民主协商:争议性公共议题的媒介表达与社会参与

更新时间:2011-08-15 12:09:30
作者: 陈刚  

  彼此之间常常无法共度也不能兼容,而且可能发生严重的冲突,导致某种无可挽回的损失。因此,价值多元论的代表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Berlin)认为,如果试图用某个特定的“善”(good)或价值来统领所有生活的目标,以求得社会世界的和谐与统一,无论这种企图是出于多么良好的意愿或以多么崇高的名义,都是极为不可取的,在一个充满分歧与争议的世界与社会,伯林告诫我们,应当抗拒诱惑,以自由宽容的态度维护与包容多元的价值追求。(刘擎,2005)

  争议性公共议题包含的多面向与内在价值观的多样性,是与文化以及价值多元主义的现实诉求是一致的。大众媒介的这种极化的客观主义思维捷径,在维护自身客观形象以及吸引注意力资源的同时,却限制甚至是绑架了公众对争议的理解与认知,因为作为一种权力资源,大众媒介设定了框架,公民据此讨论公共事务,讨论的质量必然取决于公民所能获知的信息的质量(Tuchman,2008)。“吃什么,补什么”,对公共争议的对立冲突的报道与讨论框架,可能带来对新闻的高关注度,但却让社会缺乏有益信息的滋养,“新闻的主要目标是尽量增强公众对于塑造环境的当前事件和议题的理解,以赋予公众力量”(McManus,2004:8);另一方面,大众媒介思维捷径的影响还体现在对议题的整合和“贴标签”。大众媒介的报道具有议题整合的功能,争议性公共议题通常都有多个子议题,媒体对议题中各子议题数据的高低,会造成不同的观点被突显,关注量高的会产生扩张现象;反之,关注量低的则会缩小或被忽略。格拉斯哥大学媒介研究小组曾经考察“传媒如何报道有精神疾病的人”,通过对传媒样本的研究,他们确认了传媒报道的五个议题:“对别人暴力”、“对自己暴力”、“治疗和恢复”、“对既有精神病定义的批评”以及“出于喜剧目的对精神病形象的运用”。结果,他们发现占主导地位的主题是“对别人暴力”,他们得出结论,关于精神病的传媒报道主要是“心理变态,疯子和狂乱病人”(McCullagh,2005:19)。大众媒介的思维捷径,致使精神疾病人被贴上“心理变态,疯子和狂乱病人”的标签。最后,在市场化等因素的影响下,大众媒介向巨大的媒介市场灌输意见,取代了包含多样性的交流与传播,讨论的范围分散和缩小,臆造信源,意见趋向集中化。这在一定意义上,致使大众媒介在报道与传播争议的过程中,自身也陷入争议(debate)。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争议性公共议题的报道与传播中,公共理性与公众民主参与的忽略、弱化与缺失,不利于甚至是妨碍对公共争议的协商以及决策的公共性与民主化。

  由此,大众媒介对公共争议的报道与传播存在着模式固定化、“赛局游戏”、意见群体之间缺乏对话、泛娱乐化与同质化、去情境化、“伪争议”以及忽视公众利益、缺乏理性引导等现实问题与困境,可以说是与大众媒介这种“去公共性”的思维捷径分不开的。

  

  三、公共争议的公共新闻取向:公共协商的可能性

  

  作为新闻的争议性公共议题,经大众媒介传播后,成为塔奇曼所言的赋予并强化了其“公共性”的特点,成为公众参与讨论的公共事件。在此过程中“大众媒介的角色就很重要,它必须能传达与议题相关的重要观点与信息给公众,以培养公众对公共议题的辨析能力”(Bohman,1996:35)。因此,在争议性公共议题的传播与社会化过程中,大众媒介被赋予了作为信息交流、意见竞争和求同存异功能的载体与平台,在强调参与、平等与对话的传播精神和语境中,作为新闻的争议性公共议题具有“公共新闻”的取向。

  “公共新闻”(Public Journalism)作为美国新闻史上“最有组织的、新闻事业的社会运动”,是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被认为是“业界发起,学界助力的一场新闻变革”(Glasser,2010:2)。公共新闻更倾向于是一种立场,主张新闻媒体的角色应由“看门狗”到“公正的参与者”,其值得肯定的是透过民意测验、社会调查和互动等方式对公共意识的肯定。作为新闻的争议性公共议题,其公开性、公共性以及在传播中强调参与、对话与协商的诉求以及价值观与公共新闻的核心理念,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共通性。被认为是“民主的工具”和“一种新闻模式”的“公共新闻,主要包含四点基本价值:1.视为公民、公共事务的潜在参与者,而不是受害者和旁观者;2.帮助政治共同体解决问题而不是仅仅了解问题;3.改善公共讨论的环境而不是看着它恶化;4.帮助改善公共生活(Glasser,2010:4)。在实践中,公共新闻更多地象征为对话、协商的方式或一种理念(idea), 其对重新树立公共意识的一种期望并以此培养公众的思考与认知能力具有重要价值。尽管在新闻实践以及理论研究中,“公共新闻”自身也曾陷入质疑,但其对公共意识的期望以及强调参与、对话与协商的价值观,对当前大众媒介对争议性公共议题的报道与传播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社会冲突理论的研究反复强调,在社会成员内部存在着基本利益与基本原则趋同的情况下,冲突或争议透过协商、调解和仲裁等方式是可以调节的(Dahrendorf,1959),这其中作为社会调节的公共协商机制是重要的方式。公共协商被认为是一种带有特定目标的对话,爱尔兰政治学家Cooke认为,公共协商具有“过程的教育作用”、“过程形成共同体的力量”、“协商程序的公正性”、“协商结果的认识平等”等5个特点和作用(Cooke,2004:43)。

  在20世纪初期的美国,堕胎(abortion)只是一个涉及医疗的议题,而后在大众媒介的参与、组织下演变为延续至今的公众聚焦的、带有社会运动性质的、具有公共新闻特点的公共争议(George,2004)。争议性公共议题传播的“公共新闻”取向,或者说公共争议籍由大众媒介这个平台与渠道,组织社会与公众参与议题的理性讨论与协商,具有外在与内在的双层可能性。外在基础与条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社会转型与变迁。社会转型与变迁是争议性议题产生的最重要的社会性因素与环境。社会转型使社会进一步分层、分化,社会性的冲突与矛盾更易显现,认同上的失落与冲突增多,对其的报道与传播则是这些争议背后的认知与认同上的冲突与协商在大众媒介这个平台中的折射与反映。二是信息公开。信息公开为公共争议进入社会与大众媒介的视野提供了制度及政策的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于2008年5月1日正式实施,信息的公开使许多争议性事实或社会现象由过去被忽略或被屏蔽到现在大量进入媒体和公众的视野。三是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巨大影响力。新媒体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其影响力是对社会的全方位的渗透,这为公共争议的传播提供了基于技术便捷的平台和路径,“新媒体是争议传播与扩散的新渠道,其传播速度与范围都无与伦比”(Burnett,2009:184)。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新媒体经常与一定的“社区”关联,线上线下结合紧密,社会动员能力强,把传播活动延伸至更多环节,而且社会化媒体相对更重视讨论有争议的问题。据美国新媒体研究中心的统计显示,在2010年2月,Social Media(包括blog,twitter,facebook等)关注与讨论的争议性公共议题排序依次为:反堕胎的电视广告(Anti-abortion Ad)、医疗改革(Health Care)、同性恋权利(Gay Rights)、性教育和恐怖主义。[2] Social Media对这些争议性的热点话题不仅比主流媒体更多地关注,而且也更加凸显主体性和多元化。

  另一方面,促使和驱动争议性公共议题公共协商与讨论的内在可能性主要表现为:现代社会公民意识的增强,“参与式社会”的形成和大众媒介自身公共性(publicity)的生长。现代社会,对社会中群体或个体而言,社会的转型与变迁,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其变化之一就是公众的参与和协商意识大为提高。公众的参与和协商意识的增强,形成了“参与式社会”(Participatory Society)的现代社会即“社会中的个体成员,能够积极地参与决定他或她自身的命运。这是一个讨论的社会,学习的社会,试验的社会和发展中的社会”(Altschull,1990:56)。公民意识的增强与公民社会的成长,使公众透过参与关乎社会问题、公共利益等议题与现象,表现作为社会个体与成员的积极性和主体性。大众媒介公共性的增长,是现代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现代社会沟通的基本路径与方式。英国社会学家汤姆森认为“作为公共领域,现代大众媒介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在于它开放了一个平等、开放和自由的公共对话空间,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透明度’(visibility)这种公共性”(Thompson,1995)。潘忠党教授在《传播与社会学刊》2008年第6期的序言中对现代大众媒介的公共性及体现进行了研究,认为传媒的公共性为“传媒作为社会公器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形成与表达的实践逻辑”,“其公共性体现为,传媒服务的对象是公众,传媒服务的平台和话语公开,传媒的使用和运作公正”等几个方面(潘忠党,2008)。

  在中国,近年一些争议性的公共议题,如“取消‘五一黄金周’好不好”、“先跑(范跑跑)教师事件”以及早期标本性的“孙志刚事件”等,透过大众媒介的报道、参与以及意见的交流与协商,有效地提高了议题的公共能见度,对议题最后的走向以及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与修改等都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在西方,透过大众媒介对一些争议性的议题进行公共协商被认为是大众媒介与社会系统互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美国,20世纪80年代关于IQ争议的媒体报道就直接影响了公共政策的制定(Snyderman,1990)。这方面另一个典型的事例是近年关于“基因专利权”(Gene Patents)这一公共争议的报道。美国学者Caulfield透过研究发现,施政者通过对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媒体报道的调查与统计,收集各方意见,供公共讨论与协商,以保护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与权益, 推动了政策的议程(Caulfield,2007)。

  

  四、民主协商与社会参与:争议性公共议题传播的范式转换与期待

  

  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争议的社会,而且具有泛争议的趋势。在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争议性议题一直都是大众媒介聚焦和报道的重要主题与领域。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争议性议题的内容及涉及的议题主要是以社会现象、社会思潮以及传统道德为主,如“大学生救掏粪工值不值”、“上学是否有用”等等。在进入新世纪后,争议涉及的主题渗透到各个领域,“教育类10大争议新闻”、“经济类10大争议新闻”、“医疗卫生类10大争议新闻”等频繁出现在新闻媒体上。争议与冲突的再现、社会参与以及公共协商等都需要甚至是离不开“不可爱的新闻界”,更为重要的是“大众媒介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键连接,这一角色使大众媒介强烈地影响着政府和社会在公共问题及其解决方案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Howlett, 2006:102)。

  争议性公共议题的“公共新闻”取向与公共协商的可能性,在一定意义上,保障了公众及社会对这些公共议题的参与以及在公共决策过程中的主体性。与冲突对立范式的报道能吸引受众的眼球和注意力相比,对话、协商范式的报道与传播则能够激发公众的参与兴趣。公共争议的传播范式由“去公共性”的冲突对立范式向强调公众参与的民主协商范式的转换,强调新闻报道从冲突转为建构,需要大众媒介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原则和理念,Isaiah Berli认为“对于各种观点、社会运动、人们的所作所为,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应该考虑它们对谁有利,谁获益最多。这些并非愚蠢的问题”(刘擎,2005)。在此基础上,大众媒介需要从公众的利益出发,不扮演“法官”的角色,发掘最详细的事实,动员社会参与,吸收多元化的社会资源,给予参与的相关主体以充分的表达、讨论的机会,保证其话语权,不回避争议,呈现多元的论证及证据,使报道内容更具辩证性。去标签化(delabeling)以期超越传统的冲突框架,走向公共协商,透过多元价值的协商与交流,培养公众对分歧的包容与理解以及对公共议题的思辨能力,进而界定争议背后的客观问题。

  在实践中,关于大众媒介究竟该如何处置和报道公共争议的讨论中,一些研究者在关注相关问题时从各自的视角进行了一定的探索(Neuman,(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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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传媒报告》(China Media Report)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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