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蔡禹僧:奥德赛黎明

更新时间:2011-08-11 00:37:31
作者: 蔡禹僧  

  

  

  一

  

  当年轻的黎明重现天际,

  

  垂着玫瑰红的手指,

  

  灰眼睛雅典娜遥望酒蓝色的大海,

  

  瞩目她护佑的奥德修斯······

  

  这是荷马史诗中的经典修辞。当黑夜女神揭去她神秘的面纱,她就陡然间变成了黎明女神,神明永远不死,而黎明女神永远年轻,这就是“年轻的黎明”的意义。关于日出的壮丽以及对生命的礼赞,在东西方是相似的,中国的诗人李白有“日出东方隈,似从地底来,历天又复入西海,六龙所舍安在哉······”,而佛经描述释迦牟尼说法前放大光明,其每一毛孔皆射出无量毫光,使每一微尘都现出其所蕴三千大千世界,恐怕也是从黎明中获得的启示。而佛教中国化之后,中国僧人们更是在大乘佛教崇空的观念中融入峥嵘气象,“大日轮坠虚空”已经是“生生”之易之所(《易经》有“生生之为易”),即“行健”之天-宇宙了。

  

  在宇宙历史中,大爆炸开始后从极高温度逐渐下降,宇宙逐渐从“火凤凰”沦为慢慢黑夜,是为“黑暗时代”,假如有精灵存在,它必定感觉忧愁,因为看不出黑暗的尽头。然而历史理性的想象力是惊人的,核力将分散的能量凝聚为微观结构物,而引力将分散的微观结构物凝结为宏观结构——星体、星系、星系团,其中质量巨大的恒星在引力压缩中遭遇核聚变的反抗,两种力量的博弈结果是恒星被点亮,宛如一盏盏明灯照亮黑暗的街道,燃烧核燃料的恒星照耀宇宙空间,是为宇宙历史的黎明。

  

  正如地球围绕太阳旋转使黑夜与黎明循环往复,人类文明历史亦一黑夜与黎明轮回重演之历史。而这种历史可以形象地表达为斯巴达秩序与雅典秩序的循环——在此两种秩序的博弈中人类文明不断达到更高境界。所谓斯巴达秩序,就是极权主义秩序,个体越是雷同则个体构成之整体越具秩序性;所谓雅典秩序,就是自由主义秩序,个体越是个性鲜明由其所构成之整体越具有秩序性。我们也可以由此区分两种秩序意义之“平等”概念之不同,斯巴达秩序之平等是整齐划一无个性之平等,任何个性表现都是该种平等所不允许的;而雅典秩序则相反,平等乃是个体发挥自我想象力权利的平等,即平等地发挥自我潜能是雅典自由主义秩序所期待的。

  

  

  二

  

  宇宙膨胀期间以雅典自由主义秩序为理想,即宇宙历史中以发展出个性化的个性者为目标,于是有从原子、分子、高分子、原核生物、多细胞生物、直至人类的进化历史,自由度不断增长,是为雅典自由主义秩序之增强;当宇宙历史进入压缩态,将以斯巴达秩序为“理想”,一切个性化都将消失,直至达到斯巴达秩序的极致——物质完全对称性排列,是为“无”。当然,无不是最后终结,无作为对称性极至乃新一轮无中生有之开始,雅典自由主义秩序重新成为宇宙历史之理想。如此无与有将不断轮回,是为超循环宇宙序列。

  

  人类历史超越性重演宇宙历史,正如每个人一生之生存历史皆超越性重演人类进化历史,人类历史亦从斯巴达极权主义秩序至雅典自由主义秩序转化之历史,然而此种转化正如宇宙中一切超循环运动一样乃循环中蕴涵进化,好比音乐旋律在循环中上升,此乃《易经》之复卦与《老子》之“周行而不殆”之谓也。“天”与“人”的同一性使我们意识到,雅典自由主义秩序是宇宙文明的大道,而斯巴达极权主义秩序则不是。在人类社会历史之两种秩序的循环往复中,雅典自由主义的不断降临实为人类历史的黎明。

  

  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失败而告终,是否斯巴达极权主义秩序之胜利?非也。以人类文明历史之发展运用一切表象运动而超越表象故也,老子“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颣[ 11]”即言此。希波战争后,雅典达到了自己文明的高峰,在短短六十年时间里,雅典城邦所创造了自己的文明奇迹。然而宛如流星划过太空,其光芒万丈的璀璨虽铭记在人类历史记忆中,但毕竟一闪而过,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果是雅典文明的衰落,雅典民主似乎成了历史绝响。古罗马早期虽然也采取了民主形式,然而在一个交通、通讯很不发达的时代,大国民主必定是名不副实的,所以它很快转化为帝国,只有独裁者的雷厉风行能使大国不至于分崩离析——这是历史条件的限制。只有当人类精神发展获得技术进步的支持,欧洲与美国的大国民主便自然地实现了,在两千年的历史段落中,雅典自由主义秩序获得了最终胜利。

  

  在古罗马人尚武而残暴的精神趣味之后,是基督教精神的降临,人类历史学一般将中世纪视作漫长的黑夜,而基督宗教则是黑暗野蛮的象征。其实这种看法有失偏颇,理性的描述应该是——基督宗教伴随着人类度过了自己的慢慢黑夜。甚至在古希腊世界中,忍让与宽容也不是人们奉行的美德,报复的逻辑更为普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是英雄主义的主题,否则希腊诸城邦就绝不会为了异邦人抢走自己的美女海伦而大动干戈;而在希腊英雄们返回故乡后,报复的逻辑继续演绎,联军统帅阿伽门农的妻子与淫夫合谋杀死了阿伽门农,起因于阿伽门农以其女儿献祭;而奥德修斯为了青年们追逐他妻子的缘故,竟然残忍地进行了一场大屠杀,而他对于青年们的亡魂毫无恐惧,让仆人们擦干地上的血迹,奥德修斯与妻子安然入睡。我们在希腊英雄主义中看到了两个有待发展的精神元素,对正义的渴望与复仇主义,应该说二者具有统一性,没有对正义的渴望就不会有复仇、没有复仇则正义也不会在世界中实现自己,故曰渴望正义与复仇行为乃是历史理性推动人类精神发展的契机。然而如果无节制地发展,则渴望正义而引发的复仇行为就会变成正义的反面——恐怖主义。孔子说,“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矣【 22】”——这种对于人类精神世界的敏锐洞察在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皆颇缺乏。不过我们在基督宗教中看到了区别于古希腊与古罗马精神的崭新的内容,提倡“爱人如己”是耶稣精神中最可宝贵的观念,它极大地提升了人类的尊严,只有在与古罗马人沉湎于观赏角斗士死亡的兴趣之对比中,才能见出基督宗教的伟大。

  

  精神固然是内在的,不过精神的发展实在要与外在的形式相匹配——我指的是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需要与人类精神的发展相一致。如果野蛮与专制是黑夜,那么民主就是黎明。正如欧洲文明视古希腊为自己文明的源头,民主的复兴最早也是从欧洲开始的。然而雅典城邦民主在复兴之初,便显现出截然不同的模式:一种模式是英国大宪章运动,一种模式是法国大革命。前者以与民主相称的理性形式实现民主,后者以比专制更专制的方式推翻专制以建立“民主”。在对历史的回溯中不难发现,前者作为没有鲜血的民主更有生命力——美国的大国民主根植于英国民主(虽然自由女神雕像是法国人的作品),而法国大革命作为鲜血换来的“民主”必定走到民主的反面而需要更多鲜血来洗刷“民主”身上的血污,结果民主运动成为持续的动乱。

  

  二十世纪末,冷战结束后,美国欲将自己的民主理念输出到全世界,与共产主义的“输出革命”的失败相比,美国的输出民主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而目前中东-北非地区的“阿拉伯之春”运动也无不与美国的支持相关。美国并非希望爆发大规模动乱,而是希望通过“可控的小规模动乱”推动民主。美国参与北约的利比亚战争何以名曰“奥德赛黎明”?奥德修斯返回家乡是以屠杀从求婚者手里夺回了自己的家园,美国的“民主黎明”是否也意味着阿拉伯地区发生一系列屠杀呢?

  

  

  三

  

  阿拉伯世界的一度迅速扩张给予世界的恐怖似仅次于匈人(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匈人”即“匈奴人”)与蒙古人给予世界的恐怖,故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认为“宗教与恐怖乃是阿拉伯人的原则【 33】”。这种认识甚至可以在伊斯兰教的兴起中获得佐证,因为与释迦牟尼、耶稣、孔子相比,穆罕默德不仅晚出,而且他既是教主、又是军事领袖,宗教以武力贯彻虽然在欧洲宗教战争中亦不乏先例,然而佛教、基督宗教、儒家学说的开山者毕竟都是纯粹精神者,他们是人类精神世界的“王”、而非人间帝王,而穆罕默德则“文武双全”,他是政教合一的领袖。宗教信仰如果不是出于精神自觉,而是出于宗教势力对人身安全的威胁,那么此种关于“真理”的宗教也就不可避免地沾染恐怖主义。吉本曾复述一位意大利历史家的记述,当初那位烧毁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的阿拉伯人哈里发奥姆鲁(Omar)曾宣称,凡是图书馆里的书籍中的内容与《古兰经》重复的,在《古兰经》里已经有了,而凡是在《古兰经》里没有的,都是错误的,而无论这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都是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里的书籍不值得继续保存的充足理由。如果记述是真确的,那么说明那位哈里发关于最高存在者的理解存在误会——把上帝作了太狭隘的理解。

  

  然而说阿拉伯精神全是恐怖——显然是不对的,由于非洲地理气候的作用,非洲沙漠地区的人们容易为激情所驱使,当伊斯兰教激发其阿拉伯人对宗教的狂热激情,他们认为为了维护伊斯兰教而与异教徒战斗而死乃是进入天堂的最佳途径之一,他们对于犯罪的不以为然与好客的无节制一样都与险恶的地理环境相关。而阿拉伯人的精神世界还有其智性一面——我以为看一个民族是否开化的一个最直接方式就是看该民族是否产生了智者形象,实际上阿拉伯人的确不乏智者,智者的形象是前额宽阔、银白的胡须和深邃的目光,其手持的书籍并非一定是《古兰经》,而可能是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人的著作。与当年匈人铁骑以征服杀戮为生活方式、并且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可称道的文化遗产不同,阿拉伯人处在环地中海文明圈有着更高的文化趣味,阿拉伯世界一度成为西方文明的“拯救者”:正是阿拉伯人对古希腊文明的无比热爱——这种热爱表现为对古希腊经典的翻译浪潮——才为欧洲保存了古希腊的文明种子,没有这种保存,就难以想象欧洲中世纪后的文艺复兴运动,所以欧洲世界是在要感谢阿拉伯世界,由于文艺复兴运动对于欧洲科学文明的至关重要性,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阿拉伯世界则没有现代欧洲文明。

  

  而恐怖主义作为极端主义其近代源头乃是欧洲文明的“成果”。正如斯巴达并非在古希腊文明之外,与欧洲民主复兴相伴随的乃是极权主义的复兴,而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与古典极权主义(帝王极权主义)的区别表现在——以民主的名义实现远比古典极权主义更为强烈的专制,是为现代极权主义。现代极权主义的理论基础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切苦难都来自邪恶种族与邪恶阶级——犹太人与富裕资本者的无情盘剥,因此要实现彻底的民主就是杀灭犹太人与资产者,这个世界只有穷人最纯洁,他们是世界的拯救者,建立一个由广泛穷人专制的国家,人民政府对个人实现高度集团化管理、平均分配生活用品,人类就会迎来地上天堂,即一劳永逸地实现彻底的民主;相比之下,一切资产阶级议会民主都是虚假的、不彻底的,因此是需要消灭的落后制度。——这种异想天开的极端主义已经被二十世纪的“地上天国”国家之人民大众的普遍饥荒与统治集团内部的血腥倾轧证明是背离人性的。而这种“天真”的“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理论”在苏俄与东方蔓延造成极大的动乱与持续的红色恐怖主义——其源头正在欧洲,马克思并非凭空构想出马克思主义,他的穷人拯救世界说固然受了摩尔、圣西门等人的直接启发,不过其渊源乃是《圣经》的“选民说”——上帝与以色列人约定立以色列人作伟大的选民拯救世界,只不过他把以色列人置换成了无产阶级。有西方人指着马克思与本·拉登的大胡子说,从马克思到本·拉登反映了欧洲极端主义到阿拉伯极端主义的转换,甚至本·拉登的面容显得更善良和腼腆一些,事实也的确如此,现代恐怖主义比红色恐怖主义给世界造成了少得多的危害,“胡子”在中国北方一般是对打家劫舍强盗的称号,正合乎他二人的身份,虽然二者有教主与实践家的不同。

  

  现代恐怖主义的确有阿拉伯的“文明遗产”因素,同时也有欧洲“文明成果”的波及,正如阿拉伯当初对欧洲文明发展不可替代的作用,阿拉伯世界中的恐怖主义自有其历史合理性所在。既然地球上的地理环境在一个并非狭窄的梯度内,那么人类的性情的丰富性也必定与之对应,正如一个阳刚之气的人总可能流露出野蛮的一面,地球上沙漠地区人类的粗狂也就是人类阳刚之气的一种体现,人类固然为共同体,然而不同民族之间还彼此作为环境而存在,文明的发展需要自我封闭中运化,同时还需要险恶环境的激励,人既然非温室植物,那么从古代游牧民族到农耕地区人民的袭扰到恐怖主义对人类的攻击,其作用就不完全是消极的。

  

  从一种超越立场上看,恐怖主义乃至一切背离人性的野蛮行为乃是历史理性的工具。当初非洲酋长将自己的臣民大批地贩卖到英国和美国做奴隶,泛泛而论地说——这的确是不人道的,然而要想在短时间内将欧洲文明数千年累积的成果灌输到黑人的心灵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42999.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