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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大清帝国的两道催命符:倒行逆施其实是最大的错误

更新时间:2011-08-06 16:47:53
作者: 袁伟时 (进入专栏)  

  

  辛亥百年,初夏时节,独坐书房,心潮翻腾,为什么一个历时267年的大帝国那么经不起风浪?自问自答,无遮无拦,只求自己信服。录下要点,公诸同好。

  

  (一)黄花岗:损失惨重的孤注一掷

  

  问:百年前的辛亥,够热闹的。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的黄花岗烈士的壮举以后,前仆后继,终于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帝制,不愧为历史大转折。

  袁:胜利者为自己的统治制造合法性,喜欢夸大自己的功绩。国民党及其追随者书写的历史,水分太多,不足凭信。黄花岗烈士的精神当然值得敬佩;为反对专制制度献身,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但从历史进程看,辛亥革命,黄花岗起义,作用都被夸大了。

  应该如实把辛亥革命看成是多种因素汇合的产物。1911年11月15日出版的《东方杂志》发表了该刊主编杜亚泉用高劳的笔名发表的《革命战争记》,对刚刚发生的革命,分析就比较全面:

  “当时下有鼓吹革命之党人,而上复有制造革命之官吏;立宪其名,专制其实;商路则收归国有;外债则任意大借;代表则递解回籍;内阁则专任亲贵。凡可以离民之心,解民之体者,行之惟恐不力!又值各省水灾,饥民遍地;天时人事,相逼而来。宜乎广州之变方起于前,川省之事又继于后。……殆武汉事发,各省响应,革命军之旗帜遂翘然高举于禹域之内矣!”(高劳:《革命战争记》,《东方杂志》第八卷第九号。)

  至于黄花岗之役,可以说是同盟会的孤注一掷。

  据一些学者研究,所谓十次革命,大部分是规模不大的军事袭击,一共用去57.98万元(当时它的财务中心在香港,所以全用港币计算)。其中黄花岗起义从1910年10月12日开始筹备,历时7个月,所用资金连善后费用2万元,共达23万元,占十次革命总费用的40%。(郑宪:《中国同盟会革命经费之研究》,《中国现代史论集》第三辑第252~253页,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台北版。)

  这次起义,参加者170人,殉难86人。人数仅次于1910年2月12日倪映典领导的广州新军起义(战死百余人,被捕14人);但这次死难的烈士很多是留学生和同盟会的中坚。而就后果来看,这个事件对清政府和社会的震动都不大。两广总督张鸣岐接连洋洋得意向朝廷报告:“此股乱匪歼灭殆尽,城内外商民始终均未受扰,地方一律安谧”;“粤垣乱党一律肃清,人心大定,佛山、顺德股匪均已击散”。(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四)第324、32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版。)

  不宜简单地说黄花岗起义催生了武昌起义,大清王朝坍塌,另有原由。

  

  问:不是革命推翻了大清帝国,难道他们是自杀吗?

  袁:革命当然是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元勋。

  没有武昌起义,这个腐朽王朝不会倒下。武昌起义最初的规模,远远比不上黄花岗之役,更与倪映典领导新军激战一天的壮烈无法比拟。但这两次起义被清政府轻而易举镇压下去了;而武昌起义一声枪响,却推倒了多米诺骨牌。原因在于半年之中,清政府的倒行逆施。

  

  (二)拖延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后果

  

  问:你所谓倒行逆施指的是什么?

  袁:头一条是拖延政治体制改革。

  清末新政,20世纪中国的第一个十年,改革推动着经济和社会向前,业绩辉煌。但是,社会危机也日益显现。废除科举加上涌向国外的留学潮,培育了知识谱系与自我定位崭新的知识阶层;由于获得经济自由而壮大的工商阶层也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公民权利意识。他们对内难以忍受无所不在的腐败折磨;难以忍受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蛮横专制和民族不平等;对外深感列强侵凌而又受制于文明差距和力量对比而回天乏力。

  条条愤慨汇聚为一个压制不住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

  对大清帝国的统治者说来,这是赎罪的机会:对1840年以来的无知、野蛮决策给各族人民带来的苦难赎罪。这也是自保的机会:经济力量和文化知识特别是新知都在民间,你凭什么仍然把一切权力都攥在自己手中?越来越少人相信,遥远的过去铁骑开疆拓土的辛劳可以换得万世江山。统治的合法性已经丧失殆尽,赶紧弥补社会大裂缝,避免在大风暴中彻底埋葬自己,是最为清醒的选择。

  不改革无法稳定;改革要遏制和调整统治者的利益。士绅和知识阶层的主流,深知急剧变革的负面效果,希望建立君主立宪体制,实现和平转型。他们被称为立宪派。但年青一代知识阶层中,失去耐心的越来越多,支持武装革命的力量日益壮大。与此同时,统治阶层内部也在分化,对要不要和何时实行宪政,众说纷纭。于是,改革和革命的赛跑开始了。这是决定中国历史的赛跑。

  

  问:难道当时的执政当局连这么浅显的道理都不懂吗?

  袁:他们似懂非懂。不能说他们完全不懂。1906年9月1日,朝廷下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拉开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可是,改革要过三道关。

  第一道是认识关。

  1907年开始至1908年间,民间和官僚请开国会的呼声已互相呼应。他们的意见在报刊广为传播,也一再上达朝廷。进入1909年,请开国会运动,更进入高潮,并与群众性的游行示威相结合。

  立宪派要求结束专制统治,以一年为期,召开国会。“1909年10月13日,即谘议局开幕的前一天,张謇(江苏谘议局议长)同苏抚瑞澂(武昌起义时任湖广总督)及立宪派骨干……进行了仔细磋商,确定由瑞澂联合各省督抚要求迅速组成责任内阁,由张謇出面联合各省谘议局要求召开国会。”(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第26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版。)

  这些朝野精英敏锐地看到,这是事关国家兴亡的大事:“窃维国家不可以孤立,政治不可以独裁。孤立者国必亡,独裁者民必乱……非人民参预政权,则国本不立,无以靖内讧而孚众望,此近世以来代议制度所以竞行于各国也。”(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609页,中华书局1979年北京版。)

  他们驳斥“或谓国民程度之未合,或谓地方情形之不同”等谬论,直截了当指明建立民主宪政体制,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康庄大道:“盖常人之情,莫不恶乱而思治,惟有所求而不得,则乱心生矣。”“如以议院通达下情,则民气毕伸,宵小自难鼓煽。”(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603~605页,中华书局1979年北京版。)

  他们还尖锐地指出:“议者又谓人民程度尚有未及……此则最普通之说而尤为谬误者也。……无论何国其初开国会时,人民之程度皆非即如今日之优……故以我国今日之人民程度比较欧美,彼以有国会之故,训练已熟,经验已久,两者相形,自不免有高下之殊,然比于其国会开设之初,则固未见其远逊。”(同上,第615页。)

  1905年开始,清政府多次派宗室和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支持宪政,有些报告分析深刻,提出的措施得当,至今读来仍令人拍案称奇!

  看看他们提出的宪政入门的三条路径吧:

  “一曰宣示宗旨。……使全国臣民奉公治事,一以宪法意义为宗不得稍有违悖。二曰布地方自治之制。……乡官恒数十人,必以乡邑会议公举……庶官任其责,议会董其成,有休戚相关之情,无杆格不入之苦,是以事无不举,民安其业。……三曰定集会、言论出版之律。集会、言论、出版三者,诸国所许民间之自由,而民间亦以得自由为幸福。”(《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泽等奏请以五年为期该行立宪政体折》,《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112页,中华书局1979年北京版。)

  简明扼要,切实可行。

  不过,这些都没有说服执掌最高权力的“圣上”,他们的根本观念没有改变。

  1908年8月27日,预备立宪进行三个年头后,清政府颁布《宪法大纲》,体现了统治集团所谓宪政,不过是皇室继续统揽一切,而希冀得到一些新的统治工具而已:

  “谨按君主立宪政体,君主有统治国家之大权,凡立法、行政、司法,皆皆归总揽,而以议院协赞立法,以政府辅弼行政,以法院遵律司法。”(《宪法大纲》,《光绪朝东华录》总5979页,中华书局1958年北京版。)

  以此为指导思想,大权独揽,不愿跟上时代、确立主权在民的观念,这是他们进退失据的总根源。

  第二关,看行动。

  1909年10月14日,全国21个省的谘议局成立(新疆省延期开办),同时开议,尽管仍是咨询性的机构,但它是选举产生的,成了中国民主政治的重要开端。翌年9月23日,钦选、民选议员各98人的全国性的资政院正式成立。民选议员是各省谘议局议员互选产生的。这些都是开天辟地的大事。

  省以下要成立议事会。这方面也有不少进展。

  第三关,关键时刻的行动。

  渐进的改革当然重要。但积累到一定程度,到关键时刻要敢于飞跃。这个时光的决策往往决定政权的生死存亡。

  政治体制改革聚焦在两个主要环节上:

  1.官制改革,组建与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相适应的政府机构,取代原有的很不完备和运转不灵的腐朽官僚机构。

  2.从中央到社会基层建立议会体系和独立的司法系统。

  官制改革从1906年开始,就讨论得很热闹,大家翘首以望。4月27日黄花岗起义,被清政府轻而易举镇压下去,大大增强了统治者的信心。十天后(1911年5月8日)他们先后颁发几道关于组织内阁的圣旨,分别任命内阁总理大臣、两位内阁协理大臣和十位各部大臣,组成所谓责任内阁。十三人中,汉族4人;蒙古族1人;满族8人,而其中皇族又占了5位。舆论称之为皇族内阁。等于一盆冷水泼下来!

  看看历史背景,问题的严重性更加凸显。

  按照清朝体制,各部设满汉尚书各一员。1906年11月6日宣布实行新官制,11个部的尚书,实际是汉族4人,蒙古1人,满族6人。满汉比例为六比四。而历时五年,组成的所谓责任内阁,满汉比例变为八比四,不进反退!

  对于这样的倒行逆施,民间团体和社会精英们竭力设法挽救,希望朝廷回心转意。

  “辛亥四月,颁布内阁官制,设立新内阁,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五月,谘议局联合会复上书请愿,以内阁宜实负责任,总理宜不任懿亲,请另简大员,组织内阁。呈由都察院代奏,不报。……六月,饬改订资政院院章。是月,谘议局联合会复请另行组织内阁,朝旨以用人系君主大权,议员不得干预斥之。”(伧父:《立宪运动之进行》,《东方杂志》第九卷七号。)

  两次上书被斥为越权。

  政权开放,拓宽公民参政的途径,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500万满族继续霸占政权,意味着四亿汉族参政路径非常狭窄。各界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期望落空了,特别是稳健的社会精英——主张和平改革的立宪派绝望了,迫使他们走上与革命力量携手共进的道路,中国从此多事矣!

  

  问:难怪武昌起义与半年前的黄花岗之役不同,一下子就全国响应,各省纷纷宣布“独立”。

  袁:社会精英——知识阶层和士绅早就被激怒了。

  知识阶层和士绅企盼政治体制改革,集中表现在1910年年初开始的整整一年的各地请开国会运动。1910年在各省谘议局代表先后组织的请愿速开国会同志会(后更名为国会请愿同志会)和各省谘议局联合会领导下,连续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请开国会运动。

  1月16日,第一次请愿。

  6月16日第二次请愿,由不同团体分别递交了十份请愿书,签名人数高达三十万人。

  10月7日至9日,第三次请愿进入高潮,一些青年学生甚至割下自己的肉、切下自己的手指为代表送行。而10月5日,云贵总督李经羲、湖广总督瑞澂联合致电各省督抚征求先设内阁以立主脑,开国会以定人心之意见;并于10月25日由15位督抚、将军联名上奏,请立即组织内阁,明年(1911年)开设国会。其他督抚也纷纷上奏理出同样的要求。10月3日正式开会的资政院,也于10月22日议决上奏,请速开国会。在朝野各方结合的巨大压力下,清廷不得不于11月4日下诏宣布着手组织内阁、编订宪法,提前于1913年开设议院。在清政府看来,这似乎是很大的恩典了,与立宪派的要求只差两年。但这个短短的时间差,却要了大清帝国的命。

  与此同时,清政府下令不准继续请愿,并命各省请愿代表即日散归;同时禁止报刊刊登有关消息,禁止发表评论。

  可是,这并没有吓到各地群众。从1910年12月4日至1911年1月中旬,以东北和直隶为中心兴起第四次请愿运动,四川、江西、湖北等地纷纷响应。冲在前面的是奉天(辽宁)的学生,12月4日,5000余学生手执“请开国会”的旗帜游行到督署,派出代表向总督锡良哭诉:“东三省就要亡了,非即开国会不能保存。”12月6日,奉天两万余人大请愿,一位报纸编辑断指血书大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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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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